动物房里，弗里茨正在给m7梳毛。
杨平推门进来，弗里茨立刻站起来，手里的梳子握得很紧，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弗里茨是动物管理员，但杨平每次来动物房，都会直接找他，而不是找负责轮值的学生。
杨平说，“继续！“
弗里茨迟疑了一下，又蹲下去，m7趴在笼子里，眼睛半睁，看到杨平，耳朵动了动，但没有抬头，它在享受梳毛，不想被打断。
杨平蹲下来，和m7平视。
“今天怎么样？“他问弗里茨，眼睛却看着m7后腿的纱布。
“吃得好，“弗里茨说，“凌晨三点醒了一次，我喂了水。早上七点吃了半根香蕉，九点吃了三颗葡萄。“
“排泄？“
“正常。“
“睡眠？“
“断断续续，“弗里茨说，“但加起来有十四个小时。“
杨平点点头，伸手轻轻按了按m7的足背。m7的腿抽动了一下，不是反射，是轻微的躲避，这说明感觉通路在恢复，而且是有意识的恢复。
“韦伯教授，“杨平头也不回地说，“您来看。“
韦伯从后面走上来，蹲到杨平旁边。他的膝盖不太好，蹲下去的时候轻轻“嘶“了一声，但他没抱怨。
“躲避反应，“杨平说，“术后第三十五天，第一次出现。“
韦伯盯着m7的腿，看了很久。然后他伸出手，也按了一下，力道比杨平重一些。m7的腿再次抽动，幅度更大，还伴随着一声低沉的哼叫。
“不是反射，“韦伯说，声音有些发紧，“是感知，它知道我们在碰它，而且它不喜欢。“
“对，“杨平说，“这意味着Aδ纤维和c纤维都在恢复，但恢复得太快，不一定是好事。“
“中枢敏化，“韦伯接话，“痛觉过敏的前兆。“
杨平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一丝赞许。韦伯来之前，他担心这个诺奖得主会摆架子、指手画脚。但三个月下来，韦伯的表现超出了他的预期，不是那种客套的“合作“，是真的把自己当成团队的一员，该争论的时候争论，该服从的时候服从。
“您的判断呢？“杨平问。
“光遗传学系统需要提前启动，“韦伯说，“不能等到第四周末，第三周末就该介入，时间窗比我们想象的更窄。“
“和我的判断一致，“杨平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唐顺！“
唐顺从门口走进来，他其实一直没走远，就在走廊里守着。
“教授，“他说。
“通知伊娃，明天提前启动光刺激方案，“杨平说，“把原定的时间表往前挪七十二小时。你亲自盯电生理数据，每两小时记录一次，有任何异常直接打我电话。“
“明白，“唐顺掏出手机，开始记，“还有别的吗？“
“还有，“杨平顿了顿，“让汉斯和莉娜把蛋白质组学的数据再跑一遍，重点看bdNF的异构体分布。我怀疑之前的抗体特异性不够，可能漏掉了某个亚型。“
“好。“
“韦伯教授，“杨平转向韦伯，“您团队的设备调试，还需要多久？“
“光纤阵列的耦合效率已经到百分之八十五了，“韦伯说，“但LEd模块的散热还有问题，连续工作四小时后温度会升高两度，可能影响NphR的活性。“
“能解决吗？“
“给我两天，“韦伯说，“我重新设计散热片。“
“一天，“杨平说，“明天晚上之前，我要看到稳定运行六小时的记录。“
韦伯沉默了片刻，然后点头：“一天。“
唐顺把杨平的指令传达下去，整个研究所像一台精密的机器，齿轮开始转动。
伊娃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宿舍整理行李，她原打算利用这个难得的周末去买一台新的示波器。她听完唐顺的话，只说了一句“知道了“，就挂掉电话，把行李箱推到床底下，换上白大褂往实验室走。
汉斯和莉娜在食堂吃面，接到通知后，汉斯把剩下的半碗面推到一边，莉娜则从包里掏出笔记本电脑，一边走一边开机。
“唐主任说数据要再跑一遍，“汉斯嘟囔着，“我们上周不是刚跑过？“
“杨教授怀疑抗体特异性，“莉娜的眼睛盯着屏幕，“这意味着之前的结论可能全部要推翻。“
“全部？“
“全部，“莉娜说，“如果bdNF的某个异构体被漏掉了，那整个信号通路的模型都要重建。“
汉斯叹了口气，但脚步没有慢下来。他跟韦伯在德国工作了五年，见过韦伯发脾气的样子，论文被拒的时候，实验失败的时候，年轻人犯错的时候。但来了中国三个月，他没见过杨平发脾气。杨平不发脾气，他只是看着你，目光很淡，然后说一句“重做“。就这两个字，比韦伯拍桌子还有威力。
“莉娜，“汉斯突然说，“你觉得杨教授和韦伯教授，谁更厉害？“
莉娜的脚步顿了一下。
“从学术地位来说，不管是学术地位还是科研能力……“她说。
她没说完，但汉斯懂了。
在德国的时候，韦伯是金字塔尖的人物，所有人仰望他。但在这里，在三博所，韦伯是仰望杨平的人。不是客套，是真的。汉斯亲眼见过韦伯给杨平发邮件，问一个技术细节；也见过韦伯在组会上，因为和杨平意见不同而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却主动说“杨教授，您说得对，我重新想“。
这种姿态，韦伯在德国从来没有过。
韦伯在实验室里，对着一台显微镜，手里握着一把微型锉刀，正在修改一个散热片的结构。他的手指很大，但动作很精细，每一刀都落在该落的位置。
“卡尔，“艾琳娜把一块苹果派放在他手边，“先吃。“
“等会儿，“韦伯头也不抬，“还有三个面要修。“
“杨教授让你一天完成？“
“对！“
“你以前在德国，遇到这种 deadline，会怎么做？“
韦伯停下手里的动作，想了想。
他说：“在德国，我会告诉那个提 deadline的人，这是不可能的，需要三天，就是三天。“
“那这里呢？“
“这里，“韦伯拿起苹果派，咬了一口，“我说一天，就是一天。因为杨平说一天，那一定是一天。不是他在逼我，是时间真的只有一天。“
艾琳娜看着他，看着这个和她一起走过了四十七年的男人。他的头发全白了，手上的老年斑越来越多，但眼睛还是亮的，像年轻人一样亮。
“你变了，“她说。
“变了？“
“在德国，你是国王，“艾琳娜说，“在这里，你是学生，但你看起来……更开心了。“
韦伯咀嚼的动作慢了下来。他看着显微镜下的散热片，看着那些精密的纹路，突然笑了笑。
“因为在这里，“他说，“我不需要当国王，我只需要，把这件事做好。“
他指向散热片：“修好它，让LEd稳定工作，让m7不疼。就这么简单。“
“简单？“
“对，简单，“韦伯说，“在德国，我要考虑经费、职称、论文排名、学术政治。在这里，杨平只问我一件事，能不能做好。能，就做；不能，就说，没有中间地带。“
“你喜欢这种简单？“
“我爱这种简单，关键这么简单，确实在做着一件伟大的事情。“韦伯说，然后继续啃苹果派，继续锉散热片。
艾琳娜没有再说什么，她轻轻拍了拍韦伯的背，像四十七年前在海德堡的大学，她拍那个刚整理好数据、累得瘫在椅子上的年轻研究员一样。
晚上七点，唐顺敲响了杨平办公室的门。
“进，“杨平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唐顺推门进去，看到杨平站在白板前，手里拿着一支马克笔，正在画一张复杂的时间线图。白板上已经画满了，各种颜色的线条交织在一起，像一张巨大的网。
“教授，“唐顺说，“伊娃的数据出来了。“
“说！“
“提前启动光刺激后，m7的背角放电频率从每秒十二赫兹降到了每秒四赫兹，稳定在正常范围内。触觉阈值从0.2克力回升到0.6克力，痛阈从10克恢复到13克。“
“方向对了，“杨平没有回头，“但还不够。0.6克力还是低于正常值，说明敏化还在。“
“伊娃建议增加光刺激的频率，从每小时一次改为每半小时一次。“
“不行，“杨平摇头，“频率太高，NphR会脱敏。就像GAbA_A受体一样，持续激活会导致效果递减。“
“那您的想法？“
杨平放下马克笔，转过身来。他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阴影，但目光依然清醒，像深夜里的两盏灯。
“我的想法是，“他说，“不要增加频率，要增加精度。“
“精度？“
“对，“杨平走回办公桌，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手稿，“这是我昨天找人写的，一个新的闭环算法。不是简单的阈值触发，是预测性触发，根据m7过去十分钟的电活动模式，预测它未来五分钟的放电趋势，提前介入，而不是等异常出现了再补救。“
唐顺接过手稿，快速浏览了一遍。他的眉头越皱越紧，最后停在了某一页。
“这个算法……“他抬起头，“需要实时处理的数据量很大，我们现有的设备可能撑不住。“
“所以需要你，“杨平说，“你是实验室主任，设备的事你解决。“
“我可以申请采购新的GpU集群，但审批流程至少要两周……“
“等不了两周，“杨平说，“你用现有的资源，做优化。压缩数据维度，简化模型，牺牲一点精度，换实时性。“
“牺牲多少精度？“
“不超过百分之五，“杨平说，“超过百分之五，预测就没有意义了。“
唐顺沉默了一会儿。百分之五的精度损失，在工程上是一个极其苛刻的要求，意味着他要在算法和硬件之间走钢丝，稍有不慎就会崩盘。
“有困难？“杨平问。
“有，“唐顺诚实地说，“但能做。“
“多久？“
“四十八小时，“唐顺说，“给我四十八小时，我出一个可运行的版本。“
“那就四十八小时！”
“我去做了，“他说，声音有些发紧。
“去吧，“杨平说，“我在这里，有事随时找我。“
韦伯完成了散热片的修改。
他把LEd模块装到测试台上，接上电源，设定连续运行六小时。前四个小时，温度稳定在三十五度，没有上升。第五个小时，温度升到三十六度，但还在安全范围内。第六个小时，温度回落到三十五度五，散热片的热容发挥了作用，度过了峰值期。
韦伯把数据记录下来，发到杨平的邮箱。然后他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曼因斯坦从门口走进来，手里拿着两杯茶。
“完成了？“他把其中一杯递给韦伯。
“完成了，“韦伯接过茶，喝了一口，皱了皱眉，“味道怪怪的！“
“中国的茶都这样，挺好喝的。“曼因斯坦说，“只是您还没习惯？“
“慢慢会习惯的，“韦伯又喝了一口，“还算行！“
曼因斯坦在韦伯旁边坐下，看着测试台上那个小小的LEd模块，黄色的指示灯在黑暗中一闪一闪，像一颗遥远的星星。
“韦伯教授，没想到你还会这玩意？”
“当然，一个科研工作者的只是不能只局限于一点，这样很难激发想象力。“
“你来中国，把实验室搬过来。给杨平……打工，后悔吗？“
韦伯转过头，看着曼因斯坦。
“曼因斯坦，你知道在德国，别人怎么叫我吗？“
“professor weber，“曼因斯坦说，“或者，诺贝尔奖得主韦伯。“
“对，“韦伯点头，“他们叫我的时候，眼睛里是距离，他们尊敬我，但不敢靠近我。“
“在这里，杨平叫我韦伯教授，唐顺叫我韦伯老师，弗里茨叫我韦伯先生，但没有人叫我诺贝尔奖得主。“
“您在意吗？“
“我在意，“韦伯说，“但我更在意的是，他们叫我的时候，眼睛里没有那么远的距离。他们看着我，像是在看一个可以一起做事的人，而不是一个需要仰望的雕像，我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轻松，某种真正的纯粹的东西。”
“是呀，我也是，有时候这种感觉很奇妙，或许是杨教授太强了，其他人，所有人都是平凡的众人。”
“或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