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吏治其实郭致远早想做了，但是却一时不知该从何处着手，因为这里头水实在太深了！明朝的吏治腐败是众所周知的，朱元璋打下大明江山，他自己是个苦出身，所以痛恨贪官污吏，对待贪官污吏绝不手软，可以说是砍头无数，甚至还对贪官实施剥皮这样的酷刑，但哪怕如此，贪官还是前仆后继，层出不穷，朱元璋死后明朝的吏治腐败就更加一发不可收拾，到崇祯年间，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李自成攻破北京城，从京城的王公大臣府中整整搜刮出七千万两银子，要知道当时明朝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才400万两银子，可见吏治腐败到了何种程度！
为什么明朝的吏治腐败会如此严重呢？说到根子上还是因为朱元璋这个开国皇帝太抠门，他自己是个苦出身，所以对待下面的官吏也很苛刻，明朝官员账面上的工资是很低的，也就老婆孩子够个温饱，官员不捞点外快基本上无法生活了，比如明朝第一清官海瑞在浙江做县老爷的时候，全家就过得紧巴巴的，穷得从来不去菜场买菜，老妈70岁生日去买了2斤肉还当一个大新闻上了头条，可见明朝官员的工资收入是什么水平。
所以像朱元璋这种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搞法要想做到吏治清廉基本是不可能的，等他一死，明朝的官员贪污受贿基本上就是半公开的了，下级官员去拜见上级官员都要送礼，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外加三节两寿。就连号称大明第一首辅的张居正同样也收下级的孝敬，在他死后被抄家，也搜出黄金万两，白银十一万两，虽然不能以此就说张居正是贪官，但至少不能算是清廉。
高层官员可以靠下级孝敬捞收入，基层官吏就只能靠剥削百姓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淋尖踢斛”了，百姓上交公粮的时候，先要把粮食倒到斛里面，名义上是检查质量看粮食的成色，要求把斛子倒满，上面还有一个圆锥体状的尖，这时管事的官吏上去猛踢一脚，要求斛子不倒，但是上面的尖洒下来了，洒出来的粮食不允许老百姓回收，算是运输和保管中的损耗，百姓再把斛中余下的粮食拿去称重，无形中多交不少粮食，这些成为明朝各级官员的一笔半公开的一笔收入。（注：斛，装粮食的容器。）
后来张居正为了整顿吏治，推出了着名的“一条鞭法”改革，即百姓缴税统一折算成银两，等于将原来的实物税改成了货币税，这样官吏们便不能通过“淋尖踢斛”来剥削百姓了，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吏们很快想出了新的剥削百姓的法子，就是火耗，所谓火耗即是在将银两熔铸的过程中，蒸发消耗的部分。这部分其实也就是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的样子。但官员们为了多要，一般把这部分加到百分之七，最狠的加到了百分之二十。
这样一来老百姓就对一条鞭法怨声载道，称之为“残民一条鞭”（当然一条鞭法还是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的，我在后文中还会讲到，在此不详述），而一条鞭法在张居正死后也很快就被废止了。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明朝要想整顿吏治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会触及到许多人的利益，张居正后来之所以被清算，也和他为了整顿吏治推出“考成法”和“一条鞭法”从而触动了官僚集团、士大夫集团、乡绅集团等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不无关系，正好万历皇帝因为长期被张居正压制心生不满，从而墙倒众人推，最后落得个死后还要被人刨坟抄家的凄凉下场。
连堂堂的大明第一首辅整顿吏治都遭遇这么大的阻力，更何况郭致远一个小小的九品县令了，所以郭致远虽然有心要整顿吏治，却不敢轻易动手，因为牵扯面实在太广了，等于向明朝现行的官僚体制宣战，如果操作不好，连郭致远的县令之位也会坐不稳。
白度一看郭致远的表情就知道他已经意识到其中的利害关系了，不过他仍有些担心郭致远年轻气盛一意孤行，小心劝道：“我大明素有皇权不下县之说，大人要治理县政，便离不开地方乡绅的支持，而不说这县衙的官吏，便是那些三班衙役也皆与地方乡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大人若要彻查此案就等于和整个地方乡绅势力宣战，必然引起地方乡绅的强烈不满，大人好不容易创下的大好局面也很可能因此毁于一旦！还请大人三思啊！……”
郭致远皱了皱眉头，沉吟道：“白兄所言确有道理，不过方才那陈怀礼的嚣张态度你也看到了，若是本官就此示弱，我在古田县还有何威信可言？而且我既为古田父母官，在我治下发生此等一家五口尽皆自尽的惨剧，我若坐视不理，又有何脸面坐这县令之位呢？！……”
说到这里，郭致远恨恨地拍案而起道：“我早有打算整顿吏治，若不整顿吏治，我之前所做的一切就无法真正地惠及百姓，只会肥了那些贪官污吏，古田也得不到真正的发展，正好利用此案为契机，全面整顿吏治！至于那些地方乡绅，多有鱼肉百姓大发不义之财者，我要振兴古田，必定会触犯他们的利益，之前我初来乍到，根基未稳，也只能暂时和他们虚与委蛇，现我已肃清匪患，也是时候和他们掰掰手腕了！……”
白度见郭致远态度坚决也不好再劝了，想了想道：“大人心意已决，白某自当全力配合，只是这断人钱财，如杀人父母，这县衙官吏俸禄本就是十分微薄，更别说那些三班衙役本无俸禄，全靠大人补贴，但县衙日常运转却全靠他们，若是大人断了他们的财路，只怕真无人愿意当差了，县衙又如何运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