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投笔从戎
岳钟琪，这位清朝着名的军事将领，出生于一个武将世家，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后人。在成长过程中，岳钟琪深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自幼就展现出了不同于常人的军事才能与领导气质。他对古代兵法颇有研究，并且对于自然界的天文地理也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为他后来的军事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岳钟琪已经是一位饱学之士，不仅在文学上有一定的造诣，更是在军事理论上有所建树。然而，面对当时边疆地区频繁发生的战事，他内心深处的军人情怀被激发出来。这一年，岳钟琪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放弃文官的身份，投身于军队之中，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这一举动，在当时被称为“投笔从戎”，意即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投身到保卫国家的战斗中去。
康熙帝得知岳钟琪的请求后，对他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表示赞赏，并特许他以游击的军衔进入军营，正式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岳钟琪的这一转变并非偶然，而是他长久以来对于军事抱负的一种实现，同时也是他对家族荣誉感的一种继承与发扬。
随后的几年里，岳钟琪在军队中的表现十分出色，很快便获得了上级的认可。他的军事才能和对地形的敏锐洞察力使他在处理边疆事务时显得游刃有余。特别是跟随父亲岳升龙来到四川之后，岳钟琪更是利用一切机会熟悉当地的山川地理，这些都成为了他日后能够成功指挥战役的重要因素之一。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四月，岳升龙去世前留下遗愿，希望将家族迁移到四川成为当地居民。这一请求得到了康熙帝的批准，岳家因此正式成为四川籍贯的家庭。这样的安排不仅让岳钟琪更加深入地融入了四川社会，也为他日后的仕途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奇兵入藏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朝与准噶尔汗国之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此前，准噶尔汗国大汗策妄阿拉布坦与沙俄勾结，意图吞并青藏地区，导致了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准噶尔军队入侵西藏，占领拉萨，并控制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面对这一严重挑战，康熙帝决定采取行动，派遣大军分两路进兵，意图收复失地。
在这一背景下，岳钟琪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对地形的深刻理解，成为了前线作战的关键人物之一。康熙五十八年初，岳钟琪被任命为直隶固关营参将，并迅速晋升为四川永宁协副将。此时，都统法喇正率领清军从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出发，准备向西藏方向推进。
五月，岳钟琪率领六百绿营兵作为法喇的先锋部队，先行向理塘和巴塘进发。到达理塘后，岳钟琪遇到了当地领袖第巴色布腾阿住以及达哇拉木渣木巴等人带领的数千藏兵。面对这一情况，岳钟琪并没有选择直接对抗，而是试图通过宣示朝廷旨意来争取和平解决的可能性。然而，当达哇拉木渣木巴等七人拒绝服从时，岳钟琪果断采取行动，设下计谋擒杀了这七位反抗者，并击败了他们的部队。
通过这次行动，岳钟琪不仅稳固了自己在当地的地位，而且还成功地安抚了其他部落，收服了理塘全境。在此基础上，岳钟琪继续推进他的战略，招降了巴塘的叛军头目喀木布第巴。随着竹巴笼、古树、江卜、阿足、洛加宗、乍丫、巴贡、察木多及嚓哇等地的堪布、喋巴和土司纷纷归降，岳钟琪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深入藏区两千余里，拓展了约十四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岳钟琪的这一系列胜利引起了康熙帝的关注，皇帝随即下令增派兵力支持岳钟琪的行动，使其麾下的兵力增加至四千人。这一举措不仅巩固了岳钟琪在当地的地位，也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随着准噶尔势力在西藏的扩张，清朝决定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以恢复对这一重要地区的控制。岳钟琪作为南路清军的先锋部队指挥官，承担起了深入西藏腹地，扫除障碍的任务。
在接到定西将军噶尔弼的命令后，岳钟琪率领四千精兵从察木多出发，向西藏进发。行军途中，岳钟琪得到情报，得知准噶尔势力正在加强对落龙宗（今西藏洛隆县）的控制，并且在怒江上的三巴桥（今嘉玉桥）部署了重兵防守。考虑到三巴桥的战略位置至关重要，岳钟琪决定先行一步，突袭并占领这一要塞。
为了确保行动的成功，岳钟琪挑选了三十名能讲藏语的士兵，穿上藏族服装，骑上快马，星夜兼程赶往落龙宗。在那里，他们与当地的藏族土司三图鼐取得了联系，并迅速行动，活捉了准噶尔使者金巴等五人，杀死了六名随从。随后，岳钟琪的部队迅速转向饶巴，一举击溃了守桥的藏军，成功控制了三巴桥。这一突然袭击让沿途的叛军部落措手不及，六个部落的数万户人家纷纷归降，为清军的顺利进军铺平了道路。
在拿下三巴桥后，岳钟琪并未停止前进的脚步，而是继续向拉萨推进。他巧妙地捉拿了被称为“万人敌”的叛军猛将黑喇嘛，并攻下了拉萨的门户喇哩。然而，正当岳钟琪准备乘胜追击时，却收到了来自青海的十四阿哥胤禵下达的暂停攻击的命令。面对这一情况，岳钟琪心急如焚，多次向噶尔弼建议迅速行动，以免错失战机。
最终，岳钟琪的建议被采纳，噶尔弼下令大军快速向拉萨挺进，岳钟琪再次担任先锋。经过连续几天的昼夜兼程，岳钟琪率领的部队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八月十九日抵达噶尔濯木鲁，并成功强渡河流，攻破敌堡，歼灭了准噶尔军，逼近拉萨山城。藏王达克咱闻讯后，率领地方政教官员出城迎接清军，岳钟琪则立即部署兵力，稳定局势，抓捕了准噶尔军在拉萨的内应喇嘛四百余名，迫使七千余名协助准噶尔军的藏兵投降。
此次战役中，岳钟琪以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和灵活的战术运用，成功地平定了拉萨的叛乱，挫败了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的阴谋。岳钟琪的表现赢得了噶尔弼的高度评价，并为他赢得了康熙帝的嘉奖。康熙六十年（1721年）春，岳钟琪因功被晋升为左都督，并在五月被提升为四川提督，获赐孔雀花翎，表彰其在平定叛乱中的卓越贡献。
三、速平叛乱
康熙六十年（1721年）十月，青海辖境内的索罗木地区爆发了一场由郭罗克（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上中下三部落联合发动的反清叛乱。面对这一突发状况，康熙帝迅速做出反应，命令岳钟琪率军征讨叛军，平息事态。
岳钟琪接到圣旨后，立即着手组织兵力，督率瓦斯、杂谷等地土司所辖土兵，从松藩出发，向叛乱地区挺进。郭罗克一带地势险峻，山高林密，不利于骑兵行动。鉴于此，岳钟琪调整了作战方案，命令部队放弃马匹，改为徒步行军，以便更好地适应山区作战。
岳钟琪首先将目标锁定在下郭罗克，这里地形复杂，叛军据险而守，试图以此来抵御清军的攻势。然而，岳钟琪指挥下的清军凭借着良好的训练和严密的组织，成功击败了数千叛军，攻取了下郭罗克所属的吉宜卡等二十一座石碉寨。
在取得初步胜利后，岳钟琪没有给叛军喘息的机会，随即命令部队乘胜追击，向中郭罗克发起进攻。经过一天的激战，清军再度告捷，攻陷了中郭罗克的纳务等大小寨堡十九座，消灭了三百多名敌人，并俘获了叛军首领酸他尔奔等人。
清军士气高昂，岳钟琪抓住战机，继续挥师北上，围攻上郭罗克的六个寨子。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叛军头目坦增选择临阵投降，而其余的二十二名叛军首领也被清军生擒。随着上郭罗克的平定，郭罗克上中下三部落的叛乱最终被彻底平息。
这场战役中，岳钟琪采取了灵活的战术，包括“以番攻番”、根据地形特点调整作战方式等策略，实现了速战速决的目标。从出兵到胜利，整个过程仅仅历时七十多天，彰显了岳钟琪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康熙帝得知捷报后，非常高兴，授予岳钟琪拜他喇布勒哈番（即骑都尉）的世职，以表彰他的功绩。
紧接着，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岳钟琪继续执行平叛任务，讨伐羊峒番。在成功平定该地区后，岳钟琪着眼于长远治理，建议设立南坪营（今四川九寨沟县），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理和防御，确保边疆的安全稳定。
四、万里西征
雍正元年（1723年），青海蒙古和硕特部的台吉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集结了吹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扎布等大小台吉，聚集了十余万兵马，侵犯西北边陲重镇西宁，并劫持了亲王察尔罕丹津，甚至杀害了朝廷派去调停的钦差大臣。面对这一严重的边境危机，雍正帝决定采取果断行动，任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岳钟琪为征西副将军、参赞大臣，共同率领大军西征。
岳钟琪接到命令后，于同年十一月三日率领六千精锐部队从松藩出发，沿甘南直扑青海。在行军途中，岳钟琪采取了灵活的战术，对于愿意归顺的部落进行招抚，对于顽抗到底的部落则坚决予以打击。十二月初十，岳钟琪驻扎在归德堡，并安抚了上寺东策卜、下寺东策卜等番部。随后，他率军连夜奔袭敦策卜，仅用不到半天时间便攻破了二十七个堡寨，歼灭数千敌人。
紧接着，呈库、果密、和尔嘉、沙密等部落（今青海共和、兴海一带）集结流散武装，占据了大石山。岳钟琪率部前往大石山隘口，叛军见状立刻组织防御。岳钟琪利用夜间进行战术调整，分左中右三路突袭叛军阵地，成功切断了叛军的退路，并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雍正二年（1724年），岳钟琪被晋升为奋威将军。当年羹尧部抵达西宁时，罗卜藏丹津的主力已经将西宁城围困。二月二十六日，岳钟琪率六千铁骑赶到西宁城外，看到罗卜藏丹津正猛烈攻城，便指挥大军冲向敌阵，打得敌军溃不成军。年羹尧见状，立即命令城内清军全力出击，内外夹击之下，罗卜藏丹津的军队大败，仅带着少数骑兵逃走。
尽管取得了初步胜利，但罗卜藏丹津及其主力依然驻守在额穆纳布隆吉尔，并有阿尔布坦温布、吹拉木克诺木齐等大首领在各关隘要塞屯兵，总兵力不下十万。年羹尧计划来年春天再行进兵，但岳钟琪认为应该抓住战机，乘胜追击。年羹尧将岳钟琪的建议上报朝廷，雍正帝对此表示赞同，并下令按岳钟琪的计策行事。
随后，岳钟琪率五千精兵，一万良马，分三路悄然离开西宁城，向罗卜藏丹津驻地额穆纳布隆吉尔进发。岳钟琪指挥部队昼夜兼行，迅速攻破了敌人的多个据点，并在伊克喀尔吉、噶斯、次布尔哈等地连战连捷，俘获了阿尔布坦温布及其家人，以及其他重要人物。在哈达河畔，岳钟琪率军飞马突袭，歼灭了南岸的敌军，并成功渡河，攻占了北岸。
岳钟琪率军继续追击，最终在乌兰木呼儿包围并击败了罗卜藏丹津的主力，活捉了他的母亲、妹妹和其他重要人物，罗卜藏丹津本人则化妆逃走。
岳钟琪仅用十五天时间，便以五千精兵击败了罗卜藏丹津的十余万叛军，收复了青海地区。雍正帝对岳钟琪的战绩非常满意，封他为太子太保，三等威信公，并赐予“四团龙褂、五爪龙袍”等殊荣。雍正帝还在岳钟琪的奏折上朱批表扬其智勇兼备，并御笔题诗两首以示嘉奖。
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岳钟琪在剿灭罗卜藏丹津之后，暂时留守西宁，处理军务。然而，即便罗卜藏丹津的主力已经被击溃，仍有部分叛军残余势力在甘肃庄浪卫（今甘肃兰州永登一带）活动，其中以谢勒苏番子的威胁最大，他们不断袭扰城堡村屯，抢掠兵民财物，给当地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定因素。
面对这一情况，朝廷命令岳钟琪统领三万大军，兵分十路，从青海出发，越过祁连山脉，向甘肃庄浪推进，旨在彻底清除这一地区的叛乱势力。岳钟琪在部署军事行动时，采取了周密的计划，他留下五千兵力驻守东山要冲，确保后方安全，自己则亲自率领五千精兵返回石堡城，与原有一万主力会合，对谢尔苏噶住的老巢实施突然包围。
为了确保突袭的成功，岳钟琪精心挑选了二十名擅长攀爬和奔跑的士兵，趁着夜色的掩护，他们悄悄登上山顶，然后用牛皮绳索顺着陡峭的山壁滑落到石堡城内。叛军原本以为石堡城易守难攻，加之他们误以为清军主力仍在黄羊川一带，因此城内几乎没有做好任何防备。当哨兵突然发现清军从天而降时，顿时陷入了混乱，官兵们趁机里应外合，迅速攻入石堡城内，经过不到两个时辰的激战，成功歼灭了三千余名叛军，并占领了石堡城。
虽然“庄浪王”谢尔苏噶住逃脱了清军的追捕，但岳钟琪并没有放弃追缉。他善待被俘虏的叛军头领阿屋侧零等人，给予他们酒饭，并以诚恳的态度劝说他们为清军充当向导。在这些叛军头领的带领下，清军继续搜剿，又捕获了三千多人。剩下的叛军见清军势如破竹，且失去了首领，便纷纷向清军乞降。
岳钟琪接受了叛军的投降，并收缴了他们的武器装备，将缴获的物资如牛羊驼马、粮草种子等全部发放给了当地的牧民，鼓励他们安心从事生产和放牧，不再参与叛乱活动。对于抓获的小部落首领如络力旦达儿等十六人，岳钟琪则责成庄浪卫同知王廷松妥善安置。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岳钟琪向朝廷报告了此次行动的胜利，并提出了将庄浪卫改设为平番县的建议。雍正帝对此非常满意，下旨授予岳钟琪兼任甘肃巡抚的职务，并负责督办甘肃、青海两地的军务政要。
五、招忌被贬
雍正三年（1725年），岳钟琪的官职进一步得到提升，被雍正帝任命为兼甘肃巡抚。同年四月，年羹尧因涉及多项罪名被解除了兵权，并最终在天牢中被赐死。岳钟琪则上缴了奋威将军的印绶，并在年羹尧离职后署任川陕总督，负责保护和管理川陕地区的所有军队。随后，岳钟琪正式被任命为川陕总督，手握川陕甘三省的兵权，并被封为三等公爵，成为了当时清朝一位重要的军事和行政官员。
然而，随着权力的增大，岳钟琪也开始遭遇一系列的政治风波。雍正五年（1727年），居住在四川的一名湖广人卢宗汉散布谣言，声称岳钟琪将会利用川陕的军队发动叛乱。面对这一指控，岳钟琪迅速向朝廷汇报了此事。雍正帝对此非常重视，命令巡抚黄炳和提督黄廷桂严格审讯此案，同时对岳钟琪进行了安抚。经过调查，最终发现这些谣言是由卢宗汉制造的，他因此被判死刑。
紧接着，在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靖州的一名秀才曾静派遣他的学生张熙给岳钟琪送去了一封信。信中不仅对雍正帝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还引用岳飞抗金的历史事迹，试图激励岳钟琪掉转枪头，反对满人，为宋、明两朝复仇。面对这样的诱惑，岳钟琪并没有动摇，反而假装同意，从张熙口中套出了更多的情报，并将曾静和张熙二人抓捕，从而揭开了吕留良案的序幕。
吕留良案是一起涉及文字狱的重大案件，它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不满情绪以及对朝廷的批评。岳钟琪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得到了雍正帝的高度赞扬，称赞其忠心耿耿，并继续委以重任。然而，就在同年，道士李不器再次散布关于岳钟琪密谋反叛的谣言。
这些针对岳钟琪的谣言非常荒谬，甚至有人声称岳钟琪作为岳飞的后代，有意为宋、金之间的历史恩怨报仇。雍正帝对此表示震惊，并指出这些指控的荒谬性。岳钟琪为了澄清自己的名誉，极力为自己辩护，并最终使得这些诬告得以澄清。尽管如此，这些事件还是对岳钟琪的仕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科尔沁和喀尔喀草原的紧急军情促使雍正帝迅速作出反应，他任命黑龙江将军、内大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统领满、蒙旗兵组成北路大军；同时，岳钟琪被授为宁远大将军，统领川陕甘汉兵组成西路大军。同年六月，朝廷派遣吏部侍郎查郎阿和刑部侍郎常赍携带宁远大将军的印信以及雍正帝特授的兵、吏两部黄带到陕西，在西安东郊举行隆重的拜授仪式，正式任命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
雍正八年（1730年）八月，岳钟琪下令西路大军各部从陕西、四川、甘肃三地出发，取道河西，在巴里坤集结。出征前，雍正帝特地下旨让岳钟琪的长子岳濬（时任山东巡抚）从济南赶来陕西，代表他送岳钟琪出征。
西路十六万大军全部集结于巴里坤。远在准噶尔的噶尔丹策零得知清军大举进兵的消息后，一方面调兵遣将准备迎战，另一方面派遣使节进京，表示愿意交出朝廷钦犯罗卜藏丹津，请求罢兵议和。雍正帝见状，便下诏命西北两路大军暂缓进兵，并召两路大军主帅进京商议军务。噶尔丹策零得知清军主帅离营返京的消息后，立即派出二万人马突袭清军西路科舍图卡伦马厂大营。清军西路科舍图马厂大营是重要的军事基地和军需仓库，这里储存了大量的驼马、粮草、辎重。由于事出突然，清军毫无防备，被劫走了大量物资。清军奋力追击，与敌军激战七昼夜，终于击溃叛军，夺回部分物资，但损失惨重。
岳钟琪赶到前线帅营时已经是雍正九年（1731年）的二月。他对护理大将军印的纪成斌的行为感到愤怒，并誓言要与噶尔丹策零决一死战。岳钟琪得到情报，称噶尔丹策零率兵十万准备攻打吐鲁番，并且敌军前头部队正向阿岔山移动。岳钟琪认为决战时机已到，便命樊廷、冶大雄、张元佐、马会伯等将官率部速赴吐鲁番一带迎敌，自己则亲率中军主力从巴尔库尔移营穆垒，准备决战。
然而，当樊廷等部赶到吐鲁番时，并未遇到噶尔丹策零的主力部队，只与小股叛军交锋。噶尔丹策零意识到西路清兵乃为甘、川、青汉军主力，战斗力强，于是将主力精锐布置在北路清军的必经之路——博克托克岭和通呼尔哈诺尔一带。五月，噶尔丹策零派台吉哈苏尔海丹诈降于北路清军大营，诱使北路清军主力近六万人进入博克托克岭峡谷，遭重兵包围伏击。经过十数日激战，清军以惨重代价冲出峡谷，且战且退至和通呼尔哈诺尔，又被噶尔丹策零围追堵截。战斗异常惨烈，清军几乎全军覆没。
与此同时，驻守吐鲁番的西路清军面临酷暑、粮草短缺等问题，军心不稳。岳钟琪派兵往吐鲁番运送粮草给养，途中遭到噶尔丹策零部抢劫，损失严重。吐鲁番屡遭叛军骚扰，纪成斌防守的瘦集、张元佐驻防的无克克岭接连被攻破。雍正帝得知后，非常不满，下令将纪成斌斩首示军，张元佐降职留用。
当北路清军与噶尔丹策零激战时，岳钟琪施以“围魏救赵”之计，率西路主力迅速越穆垒过阿察，兵抵额尔穆克河，分三路向乌鲁木齐城下进攻，意在分散噶尔丹策零主力，减轻北路清军的压力。沿途将士奋勇作战，攻取敌寨多处，歼敌甚众。当大军攻进乌鲁木齐时，守城叛军闻风而逃，西路清军占领了新疆首府。
雍正帝对此表示赞赏，并下谕表扬岳钟琪“此次领兵袭击贼众，进退迟速，俱合时宜”。
雍正十年（1732年）十月，噶尔丹策零率领七千人马偷袭哈密，这一突如其来的行动给清军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岳钟琪迅速作出反应，派遣总兵曹让等将士在二堡迎击敌人，同时派副将军石云倬等将官赶赴南山口、梯子泉一带设伏，意图切断敌人的退路。
准噶尔部的七千人马在攻打哈密时主要目的是焚烧粮草、抢夺驼马辎重。尽管曹让部成功击退了敌人，但由于石云倬部未能及时赶到指定位置，导致准噶尔军在撤退时并未受到有效的追击，成功带走了大量物资。石云倬在发现准噶尔军已经撤离后，选择了不追击，使得叛军得以安然撤退。
这一事件迅速传到了雍正帝那里，雍正帝对此极为不满，下令治石云倬、曹让斩首示军，并严厉指责岳钟琪“攻敌不速，用人不当”。岳钟琪接连受到雍正帝的严厉责备，明显已经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军机大臣鄂尔泰借此机会上奏弹劾岳钟琪，雍正帝批准了鄂尔泰的弹劾，命令将岳钟琪的三等公爵和太子太保封衔削去，降为三等侯，但仍保留了大将军印。
然而，不久之后，雍正帝又下旨召岳钟琪离疆返京“商办军务”，由副将军张广泗代理宁远大将军印。岳钟琪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往京城，而此时张广泗也上奏弹劾岳钟琪。在鄂尔泰和张广泗的联手弹劾下，雍正帝于同年十月下诏将岳钟琪“交兵部拘禁候议”。
岳钟琪被捕入狱后，等待兵部的判决，这一等就是整整两年。直到雍正十二年（1734年）十月，兵部的判决才最终下达，判决结果竟是“斩决”。这一严厉的判决震惊了许多人，但雍正帝在收到兵部的议奏折子后，经过深思熟虑，考虑到岳钟琪过去在平定西藏和青海叛乱中的巨大贡献，最终决定将“斩决”改为“斩监候”，并罚银七十万两。
六、应召复出
乾隆年间，岳钟琪这位历经沧桑的将领，在沉寂多年后，因大金川叛乱再次被推向历史舞台的中央。乾隆二年，岳钟琪因故被贬为庶人，归隐成都百花潭，过上了淡泊名利的生活。然而，命运并未彻底遗忘这位曾经的沙场宿将。十三年后，大金川的烽火再起，清军久攻不下，乾隆帝毅然决定起用岳钟琪，委以重任，希望他能平息叛乱。
六十二岁的岳钟琪临危受命，迅速赶赴金川前线。面对复杂的战场形势，他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冷静的判断力。在党坝，他敏锐地察觉到清军战术上的失误，并勇敢地质疑上级的决策，最终通过密奏揭露了清军内部的奸细问题，赢得了乾隆帝的信任和支持，从而接管了金川的军事指挥权。
接管军权后，岳钟琪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清除奸细，重组军队，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他利用地形优势，采取分兵合击、水陆并进的战术，对叛军进行了致命的打击。在康八达的战役中，他更是巧施妙计，以假乱真，诱敌深入，最终一举攻克了叛军的重要据点，为平定大金川叛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军事上的胜利之外，岳钟琪还巧妙地运用了政治手段。他深知莎罗奔与自己有着旧交，且对其有恩，因此决定亲自渡河前往勒乌围，以诚意和威望招降莎罗奔。这一举动不仅展现了他的勇气和智慧，也体现了他对边疆民族关系的深刻理解和尊重。最终，莎罗奔等人在岳钟琪的感召下，决定归顺朝廷，大金川之乱得以平息。
战后，乾隆帝对岳钟琪的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丰厚的奖赏。他不仅恢复了岳钟琪的爵位和荣誉，还将其子提拔为御前侍卫，并免除了其因西征获罪而被追赔的巨额白银。
七、保障西南
乾隆十四年末至十七年间，西南边疆再次面临动荡，乾隆帝果断决策，派遣重臣稳定局势。面对西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的叛乱倾向，乾隆帝未雨绸缪，秘密命令策楞与岳钟琪率部进驻打箭炉，以备不时之需。次年，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英勇地铲除了已显露叛意的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却不幸遭其党羽反噬，壮烈牺牲。这一突发事件加剧了西藏局势的紧张，也凸显了岳钟琪等将领的重要性。
六十四岁高龄的岳钟琪，不顾年迈与足疾缠身，毅然领命再赴康定，亲自驻守打箭炉，成为稳定西南边疆的关键人物。同时，策楞率精锐入藏，迅速处理善后事宜，有效遏制了叛乱的蔓延。岳钟琪的忠诚与果敢，不仅赢得了乾隆帝的赞赏，也为其家族带来了转机，其子岳濬因此得以赦免。
紧接着，杂谷土司苍旺的叛乱又给西南边疆带来了新的挑战。岳钟琪虽身患重病，但心系国家安危，毅然抱病出征，采取突袭与智谋并用的策略，迅速平息了叛乱。为巩固胜利成果，他提议并实施了部分地区的改土归流政策，设立理番直隶厅，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同时，也保留了部分地区的土司制度，体现了灵活务实的治理策略。这一系列举措，在四川总督黄廷桂的协助下得以顺利实施，为西南边疆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然而，岳钟琪也因劳累过度，病情日益加重
八、晚年
乾隆十九年（1754年），重庆地区爆发了由陈琨领导的会党叛乱。这场叛乱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动荡。此时，岳钟琪已经年近七旬，且刚经历了丧子之痛，身体状况不佳。然而，面对国家的召唤，岳钟琪毅然带病出征，肩负起了平叛的重任。
岳钟琪率领清军进入大巴山地区，对叛军展开了追击。在一系列战斗中，岳钟琪指挥有方，成功击败了叛军，并最终擒获了叛乱头目陈琨等人。然而，长期的征战和劳累使得岳钟琪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在回师途中，岳钟琪的病情日益加重，最终于同年三月初十（1754年4月2日）在资州（今四川资阳）不幸逝世，享年六十八岁。
岳钟琪的逝世消息传到京城，乾隆帝深感悲痛。乾隆帝高度评价了岳钟琪多年来的贡献，称其“宣力有年，劳绩懋着”，并对岳钟琪在此次平叛行动中带病奋战的精神表示赞赏。乾隆帝对岳钟琪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下令免除岳钟琪因先前西征获罪而被追赔的部分款项，将岳钟琪之子岳濬在巡抚任内应追赔的四千九百余两欠银免予追缴，并将已经抵交的家产退还给岳钟琪的家属。此外，乾隆帝还下令赐予岳钟琪祭葬，并赐谥号“襄勤”。
乾隆帝对岳钟琪的褒扬不仅体现在物质上的补偿，还体现在精神上的认可。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朝廷将岳钟琪的牌位迁入贤良祠进行奉祀，这是对岳钟琪一生功绩的最高肯定。
九、结语
岳钟琪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他身历三朝，战功显赫，在平定青海叛乱、逐准安藏及讨平大小金川的过程中屡建大功，被乾隆帝誉为“三朝武臣巨擘”。他的军事才能与政治智慧，不仅为清朝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史称“终清世，汉大臣拜大将军，满洲士卒隶麾下受节制，钟琪一人而已”，这既是对岳钟琪个人能力的极高赞誉，也是对他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