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如今面临着与西方各国直接交往的新局面，若想以自身的影响力去改变西方各国的传统和习惯，就必须让西方各国对大秦帝国的生活方式心生向往，从内心深处认为大秦是一个美好的光明国度。
无论身份高低贵贱，任何人都能在大秦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至少饥饿不是威胁族群生存的主要因素。
然而，贫富差距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即使是在强大的大秦帝国，也只有贵族阶层才能够真正地享受到更为优越和自由的生活。尤其是当大秦废除了诛连九族这样残酷的、以消灭敌对势力人口为目的的刑罚之后，这条被大秦视为最引以为傲的律法条文，实际上正是大秦急需向西方国展现的先进思想。
离石深知人性的弱点和劣根性，他明白人们往往容易受到错误观念的影响，深信别人行我也行的想法。然而，大秦拥有儒家思想作为对国人进行思想教育的工具，这使得国人能够明辨是非对错，而不再需要借助酷刑来强行灌输正确的价值观。
相比之下，西方各国并没有像儒家思想这样的精神指引，他们自然难以分辨是非对错，只能依靠酷刑来震慑人民，比如西方国流行的火刑。这种对比之下，西方人会本能地认为大秦的律法更为优越。
离石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人迟早会因为无法忍受本国贵族的不公和压迫而发动国内造反。他对此充满信心，因为他知道自己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毕竟，秦襄王为秦朝统一天下奠定基础，可是足足准备了五百年之久！而他才刚刚开始准备，自然也等得起。
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一进程，离石还采取了一项特别的举措——他命令新儒家删除了有关农民起义、官逼民反等历史记录。这样一来，西方人就无法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更容易陷入对大秦律法的盲目崇拜之中。这样做并非是离石心地善良，特意为西方各国的皇帝着想，而是基于人类天性中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越是被隐瞒、被神秘化的事物，就越能激起人们的探索欲望。
因此，西方各国很可能会通过民间交流的方式，主动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思想偷偷带回西方。
离石对于意识形态输出的构想早已深思熟虑。他深知，若要让西方各国真正掌握有限的工业化知识，就必须引导他们主动学习汉字和汉文明。
汉字作为象形文字，其含义深邃且丰富。要理解汉字的真正意义，学习者就必须深入探究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如此一来，当西方各国在学习工业化知识的同时，也必然会被汉字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文化所吸引，进而主动去学习和理解其中的意义。
而当这些学习汉字的“野蛮人”逐渐深陷其中时，他们便会在不知不觉中主动接受汉化。这样一来，大秦帝国不仅能够将其强大的工业生产能释放到世界各地，更能以汉文明为指引，引领人类发展的方向。
离石坚信，只要大秦帝国能够持续展现出其在工业领域的卓越成就，将自身塑造为人类未来的灯塔，那么在未来的某一天，当条件成熟时，大秦帝国必将能够统一全世界。
然而，在此之前，大秦帝国必须先取得民心，低调发展为国为民，让西方国家明白什么叫天下为公。为此，离石计划在西方各国扶持亲近大秦的贵族势力。
如果当地没有合适的贵族，那么大秦帝国完全可以运用各种手段将平民扶持成为贵族。这不仅能够为大秦帝国带来新的盟友，还能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和利益合作关系。毕竟，贵族在社会中往往具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力，他们的支持对于大秦帝国的统一计划至关重要。
工业化并非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是一整套系统的学问。西方各国并非没有聪明人，当他们开始学习工业化的过程时，他们会逐渐认识到，发展工业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经济、文化、法律、生活习惯以及军事等方面都相互关联，缺一不可。
经济是工业化的基础，只有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才能支撑起工业的发展。文化则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对于工业的创新和进步起着重要作用。生活习惯的改变也是必不可少的，例如人们的消费观念、工作态度等都会对工业产生影响。
此外，军事力量也是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仅可以保护国家的安全，还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保障。因此，西方各国在学习工业化的过程中，必须全面考虑这些因素，进行全方位的学习。
然而，主动学习和强行灌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区别。主动学习意味着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积极主动地去探索、研究和实践，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工业化的精髓。而强行灌输则往往是一种被动的接受，可能会导致对工业化的理解不够深入，甚至出现误解。
总之，发展工业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过程，需要全面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这不仅包括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支持，还需要有一个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去探索和实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工业化的目标，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
大秦帝国在其发展过程中，首先输出的是法家思想。这种思想的核心是通过严格的法律和制度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以实现国家的强大和稳定。然而，这种低版本的法家思想实际上就是商鞅的耕战之法，它主要适用于农业社会。对于农业国家来说，耕战之法确实是一种神兵利器，可以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和军事力量的提升。
但是，当面对工业国家时，这种思想就显得动力不足了。工业国家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创新、科技和市场机制的支持，而不仅仅是依靠传统的农业生产和军事力量。因此，对于工业国家来说，法家思想并不能完全满足其发展需求，也无法激发其更大的野心和动力。
然而，法家思想对于汉人来说却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是因为法家思想是以母语书写的知识，汉人在理解和接受其中的含义时会更加得心应手。他们能够更深入地领悟法家思想的精髓，因为语言的亲近感使得这些思想更容易与他们的文化背景相融合。
相比之下，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来说，要读懂法家思想中的典故和深意并非易事。首先，他们需要精通汉语，这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汉语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使得学习过程变得漫长而艰辛。只有掌握了汉语，他们才能够真正理解法家思想中的细微之处和深层次的含义。
大秦所输出的是老版法家思想，尤其是法家宗师《韩非子》中的《五蠧》。这部分内容着重叙述了《权》、《谋》、《术》三者之间的运用方法。这种思想对于西方皇帝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它为西方皇帝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治理国家思路。
通过深入学习法家思想，西方皇帝能够有效地抵御神权思想侵蚀和扩张。这将有助于他们更牢固地掌控政权，从而滋生对抗神权的勇气和手段。
而大秦帝国的法家思想已经升级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它与工业化进程实现了无缝衔接。经过漫长的沉淀和积累，墨家南山子大师在沉寂十五年之后，终于将他的法学巨着《论法的起源和本质》推向了世人。
这部着作涵盖了从上古炎黄时代到当今社会的漫长历史，详细论述了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演变过程。南山子大师清晰地阐述了法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共同准则，以及它作为统治天下万民法令的本质。
在书中，南山子大师特别强调了“罪由法定”这一重要原则，认为这是国家得以维持稳定的基石。同时，他主张将法律公之于众，让天下人都能清楚明白，避免出现不教而诛的情况出现。此外，他还重申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理念，进一步强调了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这部着作的问世，无疑为法学领域带来了新的启示和思考方式，也为国家的治理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他的循环理论，进一步深化了邹衍的阴阳五行说，将各种先贤理论进行揉合再向推进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