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20日，是传统的端午节。陕西西安南郊一所有名的理工科大学校园里绿荫如盖，五色缤纷的月季、石榴、马樱花争芳斗艳。这天上午，突然一个炸雷般的消息惊得人们目瞪口呆：王玉荣教授把他的老伴和孙子杀了！
“不会吧？这怎么可能呢？”
“真的。听说公安局已经把两具尸首和自杀没死的王教授弄走了！”
中午下班，提着端午节粽子、糖糕和绿豆糕的教职员工们回到大学南村家属区时，从一号楼前簇拥的人群中那窃窃私语和惊魂甫定的目光里，证实了传闻的千真万确。
最早目睹这幕惨景的，是王玉荣的儿媳淑英。淑英是到公公婆婆家来看望儿子王晶的。
三天前，16岁的王晶被爷爷强行接到这里，为的是对这个唯一的孙子的学业进行监督和“填鸭”式辅导。去年秋天，王晶没有考上重点高中，令堂堂的大学教授王玉荣痛心疾首。他并不责怪心爱的孙子——他坚信孙子的血液和脑髓中有自己绝对优秀的遗传因子。
他严厉斥责当工人的儿子和儿媳教子无方。他要倾尽大学教授的智力和底蕴，像当年带研究生一样，使这个孙子“变渣为钢”，在这个竞争日趋激烈的人世间将来有一块立足之地。说“强行接回”并不为过，因为儿子新声、儿媳淑英、老伴孙安秀连同王晶本人对此举都不苟同，只是惧于“老太爷”的偏执和威严，谁也不敢硬抗。于是，在王玉荣教授第三次登门“要人”时，终于像押解少年犯一样，把一脸不乐意的孙子连同一大堆学习参考资料通通带到自己家中。
作为母亲的淑英，心疼自己的独子。她知道婆婆退休后又返聘回总务科上班，顾不得给孩子做饭。公公虽已退休赋闲，但是科研、教学的专家，对理家、做饭却完全是门外汉。不知这几天儿子是否能吃饱、吃好，她放心不下。正好这天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她特意在单位请了半天假，买了过节食品，骑自行车赶来，为的是趁儿子中午放学回来时看一看。
上午9点40分，淑英敲响了公婆家的房门，没有人应声。于是她掏出自留的钥匙，开了房门，平静地走进去。突然间，她发出一声悲痛欲绝的哭喊……
展现在大学保卫处干部眼前的，是一副惨不忍睹的景象：大卧室里，66岁的女主人孙安秀头颅四分五裂，床头和凉席溅满了粘着血迹；小卧室中，裹着毛巾被的16岁少年王晶头部已砸得分不出五官；书房里，满头白发的老教授王玉荣躺在血泊中奄奄一息。凝结着紫黑色血斑的斧头、刀片，插在墙脚插座中的两根塑料电线，案头那张笔迹清隽的遗书，向人们无言地讲述着这桩惨绝人寰的血案。
在陕西武警总队医院的急救室时，插着氧气管、输血管、输液管的王玉荣逐渐脱离了死神的怀抱，急骤起伏的瘦削胸脯趋于平缓。泪水沿着眼角深深的皱纹流过面颊，濡湿了雪白的枕套，翕动的嘴唇艰难而微弱地吐露着一个个孤单的字：“妈……妈……”
负责监护的侦查员侧耳倾听，终于听懂了，他是在呼唤母亲。
他有一个95岁高龄的母亲。也就是为了至亲至爱的母亲，他不惜舍弃自己的一切，甚至甘愿沦为杀妻戮孙、为伦理道德所不齿的凶手。难道这也是“孝”之所至吗？！无人能够回答。
1937年11月，8岁的王玉荣和两个妹妹跟随父母从与扬州毗邻的江都县向西逃难，像几颗随风飘零的种子，最后在千里之外的陕西省宅鸡市落了户。
不幸接连降临。就在王玉荣小学毕业前夕，他的父亲瘫痪了，几年后撒手西去。一家7口的重担，压在目不识丁的母亲肩上。她用瘦弱的肩膀扛起行将倾圮的屋顶，卖麻花、卖茶叶蛋、卖洗脸水、卖大碗茶，咬着牙忍着泪让儿子继续学业。就这样，王玉荣在慈母血汗哺育下，读完初中、高中，并在解放前夕，考入了咸阳工学院。
刚上大学二年级，母亲就急于为他操办婚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王玉荣虽然不太乐意，但也没有反对，他绝不违背他母亲的意愿。那时候，时兴早婚，不少读初中甚至小学的男学生已经当上了丈夫，有的已是孩子的父亲了，何况王玉荣已经21岁，何况母亲为此十分高兴。
妻子孙安秀小他1岁，同是客居宝鸡的江都老乡，两家的长辈是世交。孙安秀只是小学毕业。小学比大学要差好大一截，但王玉荣没有什么理由挑剔。这桩由母亲包办而又本人情愿的婚姻、既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欢乐，也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痛苦。
一年后，妻子孙安秀生下一个男孩，当上了奶奶的母亲自然是喜不自禁。而在王玉荣看来，这不过是送给母亲的一个最好的礼物。
大学，总把最优秀的毕业生首先留给自己。品学兼优的王玉荣留校任教了。第一次领到工资，他首先想到的便是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马上到邮局将工资的一半寄给母亲。孙安秀对此并不介意。1956年全国工资普调后，他仍然像“铁律”一样寄出工资的二分之一。而这时，爱情已没了新鲜感，并且他已经是一儿两女的五口之家了。
失望和不满逐渐在妻子的心头郁结。含笑的面容常常乌云堆积，柔和的话语变得生硬刻薄，龃龉时有发生。对丈夫的由于经济拮据而节衣缩食、刻苦自己，原先的同情、怜悯、心疼一扫而光，代之以“自找”、“活该”的悻悻然。
全学校衣着最朴素陈旧的青年教师王玉荣，在教学、科研方面相当出类拔萃，是全校的业务尖子。“出国留洋”，可以说对任何一个时期的知识分子都有巨大的诱惑力。王玉荣出国留学期间，母亲从宝鸡搬到咸阳来住，帮助照看孙子、做点家务，同时也与儿媳作伴，彼此照顾。
但是好景不长。两个女人共处不久就发生了矛盾——裂隙是早已在孙安秀的心底存在着的。她们同是个性极强、不善克制容忍的外向型女人，由吵到骂，最后发展到剑拔弩张，撕扯抓挠，亲友、学校领导都劝阻无效。
最沉重的一击来自1962年秋天。那天从实验室出来，同学交给他一封软绵绵的信。拆开一看，竟是一缕花白的长发。母亲在信中哭诉：这是儿媳从她头上揪下来的！王玉荣悲愤欲绝，踉踉跄跄跑进树丛，捂着脸哭了。他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能、最孤独、最不幸的人！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妻子——不，“仇人”孙安秀所有的来信，一封封撕碎，丢入波光潋滟的河水中。
从此，凡是孙安秀的来信，他看也不看就撕碎扔掉；从此，他再也不给孙安秀写一个字。
1964年的夏天，学满6年的王玉荣毕业回国。他拿到的是副博士学位。如果没有那么多来自家庭的痛苦和干扰，他取得博士学位应该是游刃有余的。他归心似箭——焦灼地想见到阔别的母亲；他欲行又止——不想见到那所谓的妻子！
六年的变迁着实巨大。他所在的大学，已从咸阳迁至西安并改了校名，孙安秀已被照顾调进这个大学的总务部门工作。在王玉荣看来，他俩的夫妻关系已经名存实亡。他向孙安秀说的第一件事就是离婚。
孙安秀先是愣了半天，接着是大哭大闹。她骂丈夫坏了良心，自己六年茹苦含辛，撑起这个家，养大三个儿女，今天倒要卸磨杀驴了！她骂丈夫在外国勾搭上了漂亮女人，要学千古唾骂的陈世美；她要到系上、到党委去揭发，让全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家属评评这个理，认清他王玉荣丑恶的灵魂！王玉荣胆怯了。况且离婚这号事，母亲也不同意。她和儿媳不和是事实，但她老人家并不愿看到儿子妻离子散。
于是，此事再也缄口不提。
王玉荣在自己家里得不到温暖，就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教学和科研中去。他是学校中当时为数不多的拥有副博士头衔的佼佼者，担负的课题比较尖端，表现突出，成果斐然，多次获得科研优秀奖，并荣获优秀教师称号。
十几年中，他参与完成和独立完成的课题，曾先后获得陕西省或国家部委科技进步奖、科研突出贡献一等奖和发明专利二等奖。他的某些研究成果，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受到日本、美国、德国科学家的重视，有的还被输入国际发明专利网络。他也由讲师先后晋升为副教授、教授，并担任了研究生导师。
但是，科研成就的获得，技术职称的升迁，年龄的增长，这一切并未改变他在家庭中的地位。他的家，仍然以学校总务科的办事员孙安秀为中心。
1994年夏天，年届65岁的王玉荣教授离开了教学岗位，正式退休了。跳舞、钓鱼、养花、练气功、打太极拳等等中老年人的热门活动，他概无兴趣。他自我封闭在迷惘和失落之中。
这时，他又想起了母亲。他想把93岁高龄的母亲接回自己家中。他急切地想弥补30年来作为长子未能恪尽的孝道，也想在众多弟妹面前挽回一点面子。
1995年的春节快要到了。年三十晚上，女儿和儿媳帮助孙安秀忙了一个下午，做了满满腾腾一桌子菜，还摆上稠酒和啤酒。王玉荣凛然而庄重地把老太太搀扶到上席人座。
由于王玉荣一脸冰霜，正襟危坐，开席后，除了小孩子们像麻雀似地叽叽喳喳之外，大人们都很拘谨，生怕磕碰了什么。孙安秀可不吃这一套，她以主妇的身份，给儿女、女婿、儿媳斟酒，给小家伙们夹菜，努力恢复喜庆气氛。对丈夫和婆婆，她敬而远之地绕过了。
对于孙安秀此举，王玉荣并不在意，也不想苛求，他早已习以为常。令他恼怒的是，儿女辈中竟没有一个给奶奶斟杯酒、夹一筷菜，或者哪怕说一句祝福的话。他忍着恶气，自己动手给母亲倒了一小杯稠酒，夹了两片肥烂的条肉。看着母亲蠕动的瘪嘴，他的心在流血，在流泪。怒火在胸中燃烧，岩浆在心底翻腾、奔突，他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我叫你们吃，叫你们喝，叫你们高兴！”吼完，猛然将餐桌掀翻杯盘碗盏顿时噼里啪啦，汤菜酒饭一片混沌狼藉，几个人衣裤沾光，小外孙女吓得尖声哭叫。
所有的成年人，包括王玉荣自己一时都怔住了。
“我死了吧，我死了吧！儿呀，我害了你啦！”老太太老泪纵横，拉着儿子的衣袖大放悲声。王玉荣悻悻地搀扶着母亲，回房去了。抚摸着母亲瘦骨嶙峋的手，心里一阵阵苍凉。
大年初二，王玉荣叫了一辆出租车，把母亲送到只有间半住房的小妹妹家中。看着妹妹、妹夫连同外甥、外甥女不悦的脸色，他羞愧得屁股连椅子也没挨就急慌慌地逃出门去。
长期的悲伤、郁闷，使王玉荣的神经衰弱越来越重，常常“夜耿耿而不寐兮，魂茕茕而至曙”。人常说：青年人靠希望生活，老年人靠回忆生活。他觉得自己的往昔不堪回首。漫漫长夜，想着想着，常常不由自主地满腮清泪。
他想到自杀，想来一个干净利落的解脱。他甚至设想了许多种解脱的方式：跳华山、蹈海、卧轨、触电……他并不缺乏这方面的勇气，对于人生，对于家庭生活，他已经厌倦了，毫无留恋。唯一下不了决心的，是母亲！虽然有诸多弟妹，但母亲始终和他最亲，他无法忘记母亲每次见到他时那极其欣慰、极其慈爱的眼神。他不能容忍对母亲这般自私，这般冷酷，这般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举！
正当王玉荣在痛苦和矛盾中煎熬的时候，一阵春风拂向他干涸的心田：西安一家企业慕名而来、请他为一项新发明做可行性实验。
这无异于迷途中的一块路标，洪水中的一叶方舟，他嗓音颤抖着一口应承。他觉得自己还有价值，生命还有意义。在谈到报酬时，他连连摆手：“不谈这个，不谈这个！只要你们信得过我，我很愿意贡献一点余热！”尽管再三推辞，对方硬是放下了装有800元钱的一个信封。
这种新产品王玉荣过去虽然没有接触过，但基础理论是相通的。他觉得很有把握。一连半个多月，他把全部时间和精力，不，还有对生活的希冀和信念，统统倾注于计算器、公式和图纸上。按照他的计算公式，工厂进行加工、组装、试车，结果出人意料——报废了，失败了！
王玉荣深感震惊和迷惘。
这次实验，造成那家工厂六七千元的损失。对于王玉荣教授来说，却埋葬了他毕生的自信。
灰心，失落，惆怅，他无从排解。于是，他又执拗地接来了孙子王晶，完全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去塑造这个16岁少年的人生。
王晶已经懂事，他有自己的生活情趣和爱好。他对爷爷的“多管闲事”既怕又烦。他在初中和高一，学习成绩既不拔尖也不滞后，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他自己感觉这样就很可以了。他觉得爷爷这个留过洋的博土教授活得也不咋样。当然，他也不愿像当工人的爸爸那样整天累得贼死过得窝囊。他只想以后当个公司经理、总裁什么的，体面，有钱，活得潇洒。所以，当爷爷把他像押犯人似地押解回来，用“牛不吃草强按头”、“赶鸭子上架”的方式进行强化补课时，他心里充满反感。
孩子就是孩子。他不会像大人那样善于压抑自己。6月19日这天晚上，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正在播放一场意大利甲级队员球赛。王晶烦躁地把演算本推到一边，两手交叉在脑后靠椅背上，长长地“唉”了一声。
坐在书房一角“陪”着孙子看书的王玉荣以为王晶遇到了难题，卸下老花镜走到身边，抚摸着孙子的头问：“怎么了？哪点不懂，我再给你讲讲。”
王晶粗暴地把头从爷爷手掌下扭开，怒冲冲地回答：“都不懂！你从小学一年级给我教吧！”
王玉荣听出了孙子的情绪不对，耐心地开导他：“晶晶，要静下心来学习。要学好知识，掌握本事，不吃苦是不行的。现在是个竞争的社会……”
不等他把话说完，王晶把椅子往后一摔，站起来，涨红了脸向爷爷吼道：“竞争，竞争，竞争又怎么样？！你不是行么？你不是有本事吗？不是照样把人家的机器搞坏了？！”
“你、你、你……”王玉荣没想到小小毛孩子竟揭他最觉痛苦、愧疚的这块伤疤！他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孙安秀听到爷孙俩争吵，从自己房间跑过来招呼：“晶晶，来，到奶奶这儿来！”把交战的一方引走了。
王玉荣瘫坐在书房的藤椅上，心里充满悲哀。他并不生气，尤其不会和孙儿怄气。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灰心和绝望。回首往事，三四十年前、四五十年前像自己那样刻苦求学、奋力拼搏的精气神儿，在如今的王家，已经荡然无存了！真个是老虎生狗，狗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玉荣越想越怕，越想越绝望，竟至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既然活着是种痛苦，那么死去就是种幸福……
夜已经很深。敞开的窗外吹来夏夜凉爽的风。妻子和孙f都已熟睡。在暗夜中枯坐良久的王玉荣教授扭亮台灯、给老母亲写了封诀别信。
放下钢笔，他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然后走上阳台，掂起那把久已弃之不用的利斧……
他砸向结发妻子，是为了恨。他砸向心爱的孙子，是出于“爱”。
他用剃须刀刀片割向自己的手腕，触摸裸露的电线，是为了解脱。
这一天，恰好是他67岁的生日。
在公安局预审室里，王教授态度顽劣，拒不回答任何提问。他只是单调地重复：“叫我签字吧，快枪毙我吧！”对于这种并不否认罪行、但拒不提供犯罪动机的特殊罪犯，警官们不想采取速战速决的方式解决问题，而只想采用耐心引导的办法，设法打开他心灵深处的“苦结”，但屡屡无功而返。每次预审收场，警官们总是苦笑着耸肩摇头：“唉，这老汉，真是根犟牛筋！”
在这个特殊政策下，7月23日上午，封家书通过监狱长递交到王玉荣的手中。
看着信，王玉荣哭了。那是他入狱后首次流泪，他竭力压抑自己的哭声，那压抑的哭声却更加悲怆、沉痛。他双膝跪地，一直哭了两个多钟头，以致自喻“心肠硬”的两位狱警也被老教授悲痛欲绝的哭声“熏陶”得“鼻子酸酸的”。
这是被亲情唤醒的良知的回应，这是被理解后痛悔不已的哀鸣，这是愧对亡灵、百身莫赎的自责和忏悔。
经他本人同意，预审科的同志看了这封信。信是他的儿女联名写的，执笔者是他们痛失母亲也痛失爱子的44岁的儿子王新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