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年五月，阳光明媚，微风轻拂。就在这个美好的时节里，洪承畴迎来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次重大任命——西南五省经略！此消息一出，犹如巨石投入平静湖面，激起千层浪。众人皆知，这位降清的明朝经略大人从此又回到了在明朝时候的飞黄腾达之路，其官职如火箭般飙升。
首先，他被封为太保，紧接着太子太师的高位又降临到他头上。虽然此时顺治根本就没有立什么太子，但却使得他在朝堂之上的地位愈发尊崇。随后，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的头衔也收入囊中，彰显出他在文化领域的卓越才华。而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一职，则赋予了他掌控军事与监察大权的能力。
如此众多且重要的职务集于一身，洪承畴所肩负的责任自然也是极为繁重。他需要全面负责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区的军务以及粮饷事宜。为了确保他能够顺利开展工作，清廷特意颁发了一道敕书给他，并明确表示：“一切剿抚之事皆由你来定夺，只需事后上报即可。”
这份敕书给予了洪承畴极大的自主权，其权力之盛，甚至连那些八旗满洲的亲贵将军们也不得不听从他的调遣指挥。
洪承畴管辖的地域范围极其广阔，涵盖了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整整五个省份。相较于他昔日在江南招抚时所管理的区域，如今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如此，随着管辖范围的扩大，他手中掌握的权力也变得更为强大。五省之内的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各级官员，无一不对他言听计从。
他手中所掌握的便宜行事之权可谓广泛而巨大。例如，他拥有调动朝野上下、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的所有文武百官前往“军前及地方”的权力。
不仅如此，对于其所辖范围之内各个省份的文武官员，不论是升职、调动、补缺，还是调任等事宜，皆由他一人说了算。
甚至那些文官五品以下以及武将副将以下的人员，如果胆敢不听从他的命令，他有权先将其斩首示众，然后再向朝廷禀报。
总而言之，但凡与军前事务相关之事，只要是他想要任用之人，便无人能够阻挡，就连吏部和兵部都对他无可奈何。
而且，当他需要钱粮时，户部必须即刻满足他的需求，不得有丝毫的拖延。长此以往，六部几乎成为了专为西南军前服务的衙门。
洪氏牢牢地掌控着军事、政治、刑法、财政等诸多重大权力，其手握的兵权之重，在当时简直无人能与之相提并论。
然而换个角度来看，这也反映出清廷在西南面对李定国为代表的大西军已经陷入绝境，毫无其他选择可言。洪承畴此番奔赴湖南，根本没有任何退路可寻，唯有拼死一战，方才有一线生机。这个生机不仅是满清的生机，当然也包括洪承畴的，这一次要是失败了，南明那边洪是回不去了，满清那边他也没有出路了，只有死路一条。
顺治十年闰六月初五，阳光洒落在古老的京城，洪承畴征调五十余艘坚固的船只。这些船只一艘接着一艘停靠在运河码头边，等待着即将开始的征程。
与此同时，一千多名随行官兵整齐列队，他们个个精神抖擞，士气高昂。
而那些矫健的战马，则被留在陆地上。它们嘶鸣着，仿佛迫不及待地想要踏上征途。就这样，船队沿着蜿蜒的运河水道缓缓前行，而马匹则在陆地奔腾，二者齐头并进，一路向南，直奔湖广而去。
先是运河，然后又是长江，经过数月的艰苦跋涉，洪承畴率领的队伍终于抵达了武昌。此时已是十一月初十，冬日的寒风凛冽刺骨，但洪承畴心中的热情却丝毫不减。稍作休整后，他又继续挥师南下，朝着湖南长沙进发。当春风拂过大地，带来勃勃生机之时，洪承畴于次年春天的三月十二日抵达了长沙。
早在离开北京之前，洪承畴便深思熟虑，提出了一套具有鲜明倾向性的战略思想。他深知自己肩负着五省经略的重任，使命重大。其目的不仅在于平定叛乱、剿灭流寇，更重要的是安抚百姓，让他们重新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而面对众多南明军队的胁从人员，若只是一味地采取强硬手段进行围剿，恐怕难以彻底根除祸患。因此，他认为必须采用招安之策，将那些被迫跟随南明军队的人争取过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安定与和谐。
当然，对于那些“冥顽不灵、负隅顽抗”的南明军队头目，洪承畴也绝不手软。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不对这些顽固分子予以坚决打击，招安工作也很难顺利推进。所以，他制定的策略是以政治手段招安“胁从”为主，同时辅以“真剿”的军事镇压。通过这种方式，逐步削弱南明抗清武装的有生力量和生存土壤，待时机成熟时，再发起决定性的军事决战，一举夺取最终的胜利。
要说起这一招啊，那可真是有着一段不为人知且惊心动魄的历史渊源呐！想当年，洪承畴在清剿高迎祥、张献忠所率领的农民军时，可是凭借着此招而声名远扬。这一招法犹如一把利剑，直刺敌人要害，令农民军闻风丧胆。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崇祯皇帝实在是太过心急了些。就在洪承畴即将彻底歼灭张献忠以及高迎祥的继承者李自成之际，一道圣旨突然降临，将他调离前线，命其赶赴辽西与皇太极展开激战。如此一来，原本大好的局势瞬间发生逆转，给了张献忠等人喘息之机，并得以重新崛起。
事隔不过十多年，如今洪承畴再次面对已然脱胎换骨的大西军。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毫不犹豫地再度使出了当年的那套看家本领。由此可见，他对于当前复杂多变的战局把握之精准，简直堪称神来之笔！不但与清廷当时的总体战略走势如出一辙，更是战略相持阶段下的一种必然选择。
为了能够顺利达成这一战略目标，顺治十一年三月十二日这天，洪承畴更是毅然决然地抛开了那些繁文缛节的正式官僚机构，在长沙设立了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幕府。在这里，他可以不受任何束缚，随心所欲地调兵遣将、运筹帷幄，一切只为了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长沙幕府啊，那可真是声名远扬！想当年，洪承畴大人奉命经略西南之时，这长沙幕府便是他的核心指挥所。在这里面工作的人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阵营：
其中一波乃是经略经制直辖的官员和吏目们，这些人就如同长沙幕府的中坚力量一般，是幕府里固定的幕僚。他们兢兢业业地为清廷效力，每月按时领取着来自清廷的丰厚俸禄。
而另一波则是由洪承畴大人亲自从各地邀请而来的额外幕客。这些幕客大多出自湖南及其周边地区的名门望族、士绅阶层。他们依附于洪承畴大人，以其为依靠谋取生计。
除此之外，那些隶属于长沙府以及在洪氏管辖之下的各督抚提镇等，但凡参与到相关事务的讨论与决策中的人员，也统统被视为长沙幕府的一份子。
如此一来，这长沙幕府真可谓是规模宏大，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人员构成极为繁杂。他们有的出身官宦世家，有的则是地方豪强；有的饱读诗书，有的则精于权谋。然而，尽管众人身份各异，但却都在这个庞大的幕府体系中各司其职，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正因为有了这么一群形形色色的人物汇聚于此，才使得长沙幕府在当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了左右西南局势的关键所在。
幕府所肩负的首要职能便是派遣得力人手对清军占领下的湖南各个地区实施行之有效的管理与统治。在长沙及其周边的道、府、州、县等地，绝大部分的地方官员皆由幕府成员出任。
这些人已经是清廷派往湖南的第三批地方官了，此前两批面对反攻的明军，要么被杀，要么逃跑了。这第三批人中的大多数都有着特殊的身份标识，例如“军前供事”“军前效用”或是“随征”人员等等。这些人或是洪氏从京城带出，又或是其一路南征途中所征召而来的幕僚。他们身负重任，负责管辖清军所占区域，具体涵盖范围大致有岳州、常德、长沙、衡州、宝庆、永州、郴州等诸多府城。
在洪承畴坚持不懈地多方努力之下，众多来自湖南本地以及其他地区的流亡士绅和为官之人，纷纷接踵而至，踏入了长沙幕府的大门，进而成为了洪承畴身边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沙幕府犹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其规模逐渐壮大起来。
这些新近加入幕府的成员们可谓是人才济济，各具特色。其中一部分人早在明朝时期便已功成名就，声名远扬；而另一部分人虽然尚未取得显着成就，但同样身怀绝技，拥有过人之处。他们要么是英勇无畏、善于征战的猛将，要么是在地方上颇具威望和号召力的人物，更有甚者，曾在南明政权中担任要职，位高权重。然而，如今他们都在洪承畴这个榜样力量鼓舞下转变立场，投身于长沙幕府之中，这无疑充分彰显出了洪承畴所推行的招抚策略之高明与有效。
这些人加入洪承畴的幕府之后，各自肩负起形形色色且至关重要的战略使命。他们不仅仅充当着普通民众眼中的“带头大哥”角色，引领着众人前行；更是积极主动地投身于分化和瓦解抗清武装力量的实际行动当中。通过种种手段，他们致力于削弱抗清武装赖以生存的群众根基，从而助力洪承畴顺利达成其既定的战略目标。正因如此，他们为稳定湖南局势立下了赫赫战功，使得原本错综复杂的局面渐渐变得清晰明朗起来。
在长沙幕府之中，有这样一群特殊的人物存在——专门负责招安工作的幕僚们。这些人肩负着重大使命，凭借自身广泛的人脉关系，不辞辛劳地奔赴那些抗清武装活动频繁的地区，展开招安工作。他们犹如穿梭于乱局中的使者，努力说服那些反抗者放下武器，归顺朝廷。
而在整个招安行动背后，贯穿着洪承畴所提出的“以招安‘胁从’为主，军事决战为辅”的战略思想。这些负责招安的幕僚们，成为了该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的关键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不得不说，洪承畴通过长沙幕府进行招安之举成效斐然。首当其冲的便是成功弥补了清军兵力不足这一明显短板。要知道，在广袤且地形复杂多变的地域作战，兵力是否充足往往决定着战争胜负的走向。如今，通过招安大量原本敌对的力量加入己方阵营，使得清军在面对复杂地形时也能够游刃有余地施展拳脚，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战斗力。
时间来到顺治十三年，当时担任荆州总兵的郑四维察觉到湖北荆门距离南明军队盘踞之地过近，心中不禁担忧起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向朝廷提议将安陆的驻防部队调遣至荆门，以此增强该地的防御力量，确保一方平安。
要知道，那位于安陆下方的钟祥、潜江、景陵以及沔阳等州县，其周边可谓是湖泊环绕，一直以来便是绿林好汉频繁活动的区域。而在东面与北面的黄州和德安两地，同样存在着众多“土匪”对这一带虎视眈眈，他们犹如隐藏在暗处的恶狼，时刻准备伺机而动，制造混乱和事端。面对如此复杂严峻的局势，洪承畴深感棘手却又无可奈何，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最终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应对策略。那便是将安陆原本的驻防部队拆分开来，其中一部分被调遣至荆门，以增强那里的防守力量；而另一部分则继续留守安陆，坚守本地的防线，以防备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状况。
显而易见，湖北省内各个地区的抗清武装力量巧妙地占据了对他们极为有利的地形地势。这些地方或是山势险峻，或是道路崎岖难行，让清军陷入了极度被动的局面。面对如此天险，清军被打得狼狈不堪、晕头转向，简直是防不胜防。
且不说清军本身的兵力是否充足，即便拥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在这样复杂艰难的地形面前也是有劲无处使。曾经，只要满兵一出现，那些南明军队便会迅速逃跑，等清军走了，他们就又打回来，而且这里的山路崎岖不平，马匹根本无法奔跑驰骋，大大限制了清军骑兵的战斗力和机动性。就连湖广总督祖泽远都深知其中厉害，根本不敢轻易调遣满兵前来剿灭这些南明军队。
然而，洪承畴经常派遣一名幕僚孤身前往，往往能够收获奇效。这些幕僚凭借着自身的三寸不烂之舌，有时候甚至比千军万马正面交锋还要显着。比如陈宏范成功招安黄州山寨，以及廖文英招安连阳八排山寨等事件，便是十分典型的例证。由此可见，长沙幕府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再次展现了它的非凡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