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那天，天还没亮透，院子里的灯已经全亮了。
我坐在老屋东厢房的镜子前，二婶帮我梳头，一边梳一边念叨：“颖颖，嫁过去以后要懂事，别让人家说咱老田家的闺女没教养。”
我盯着镜子里的自己，没吭声。
镜子里的女人穿着大红秀禾服，头发盘得一丝不苟，脸白得有些陌生。窗户外头传来村里人忙忙碌碌的脚步声，锅碗瓢盆叮叮当当，空气中飘着油炸糖糕的香气。外头有人喊：“烟来啦——桌子再摆三桌，棚子那头再撑一根竹竿！”
热闹得像全村都在替我过年。
可我心里空落落的，像一口枯井，底下一点水声都没有。
我哥田志刚在院子里张罗，声音最大。他那人就是这样，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安排，连我结婚的酒席都是他一手操办的，菜单、烟酒、座次，样样都要过问。村里人都说，志刚这当哥的，比当爹的还上心。
是啊，他没得选。
爹妈走得早，我六岁那年，一辆农用三轮车翻进了山沟，车上四个人，就活了村东头的老李头。从那以后，我哥就成了我的天。
那年他才十九岁，刚考上省城的大学，通知书还没来得及拆封，就撕了。
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张通知书撕成两半的样子，红色的封皮裂开一道大口子，像一颗心被硬生生掰成两瓣。我哥蹲在灶台前，把那两半纸塞进炉膛里，火苗一下子蹿起来，映得他的脸红彤彤的。他没哭，回头冲我笑了一下，说：“颖颖，哥去镇上厂里上班，供你读书。”
十九岁的少年，一夜之间就老了。
我上了初中，又上了高中，成绩一直不差，但也没多拔尖。我哥在镇上的机械厂干了七年，从学徒干到师傅，手上的茧子厚得能磨铁。每个月发工资那天，他会骑车到县城，把钱存进卡里，再买一斤苹果提到学校来。苹果洗得干干净净，装在塑料袋里，袋子口系得紧紧的。
“哥，你吃一个。”
“我不爱吃苹果，酸牙。”他说着，从兜里摸出一个冷馒头，就着白开水啃。
我信了。
后来才知道，他不爱吃苹果？他是什么都舍不得吃。
高三那年冬天，我生了一场病，急性阑尾炎，做了手术。手术费三千八，我哥二话没说就掏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三千八是他跟厂里预支了三个月的工资，外加跟村里王叔借了一千块。那之后好几个月，他每天的中午饭就是一个馒头加一包榨菜。榨菜还是厂里食堂免费供应的那种，齁咸，他拿开水泡开了当汤喝。
我考上大学那年，我哥高兴得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就骑着摩托车去镇上买了两挂鞭炮，噼里啪啦放了小半天。村里人都来道喜，说我哥养了个有出息的妹妹。我哥笑得嘴都合不拢，挨个给人发烟，连平时舍不得抽的中华都买了一整条。
他说：“颖颖，你好好念书，哥供你。”
我说：“哥，等我毕业了，我来养你。”
他没说话，别过脸去，假装去点灶台的火。
我去了省城念大学，四年，我哥每个月雷打不动往我卡里打一千五百块。我知道他自己一个月工资才四千出头，还要还债，还要修老屋的屋顶，还要应付村里七七八八的人情往来。我给他打电话说不用打那么多，他就一句：“女孩儿家在外面，不能让人瞧不起。”
我哥就是这样的人，嘴笨，心重，什么苦都往肚子里咽，吐出来的时候还带着笑。
毕业后我留在省城工作，进了一家建材公司做管理，从普通文员做到部门主管，用了六年时间。工资从三千涨到一万二，我每个月给我哥打三千块，他每次都退回来，说：“你自己攒着，嫁人的时候用。”
我说：“哥，我不嫁人，我就跟你过。”
他在电话那头笑了：“傻话。”
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世上最重要的人就是我哥。他把我从六岁拉扯到二十六岁，整整二十年。二十年啊，他从十九岁的少年熬成了三十九岁的中年人，头发白了一半，腰也弯了，手糙得像砂纸。村里跟他同龄的人孩子都上初中了，他连个对象都没谈过。
别人给他介绍姑娘，他就一句话：“等我妹妹念完书再说。”
等我念完书，他年纪也大了，再没人给他介绍了。
我每回一次家，心里就难受一回。老屋还是那个老屋，墙皮掉了一块又一块，我哥用报纸糊上，糊了一层又一层。堂屋的灯泡坏了一个，他舍不得换，就那么暗着。冰箱用了十年，门封条都老化了，关不严，他拿胶带粘了一圈。
我说：“哥，我给你买个新冰箱。”
他说：“能用就成，花那钱干啥。”
他总是这样，对自己抠得让人心疼，对我大方得眼睛都不眨一下。
去年冬天，我认识了许绍辉。
他是我们公司新来的销售总监，比我大四岁，省城本地人，家里条件不错，父母都是退休教师。人长得不算多帅，但看着干净，说话斯文，做事稳重，对谁都客客气气的。追了我三个月，带我看电影，请我吃饭，下雨天到公司楼下送伞，加班到深夜的时候他点好外卖送到工位上。
我们在一起之后，他对我很好，是真的好。好到我觉得自己终于可以不用一个人扛了，好到我觉得这个城市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
今年过年，我带他回了一趟村里。
我哥看到他，脸上的笑僵了一瞬。
那细微的变化，我当时没注意，后来回想起来，才明白那是什么。
那天吃饭，许绍辉跟我哥喝了几杯酒，说了很多客气话。我哥一直笑着，频频点头，但话很少。吃完饭，许绍辉去院子里抽烟，我哥把我拉到厨房，低声问了一句：“颖颖，你认真的？”
我说：“嗯，他人挺好的。”
我哥沉默了一会儿，说：“城里人，靠得住吗？”
“哥，他人真的很好。”
“家里知道咱家的情况吗？知道爹妈的事吗？”
“知道，他不介意。”
我哥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我注意到他捏着碗沿的手指关节发白，但那时候我沉浸在恋爱的甜蜜里，根本没多想。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被我忽略的细节像一地的碎玻璃，踩上去才觉得疼——他那天洗碗的时候打碎了一个碗，他还站在院子里抽了半宿的烟，堂屋的灯一直亮着，亮到后半夜。第二天早上，他眼睛红红的，说是没睡好。
我信了。
婚事定下来之后，许家那边很爽快，说一切按规矩办。彩礼给了八万八，我哥一分没要，全存在一张新卡里，塞给了我。
“这是你的钱，你自己留着。”他说，“嫁过去是人家的人了，手头得有点自己的钱，遇事不慌。”
我说：“哥，这钱你拿着，你还欠着王叔的钱。”
“早还完了。”他说，语气很淡。
我知道他撒谎。上次回家我还看见王叔的账本，上面的数字我瞟了一眼，不是小数。
但我没拆穿他。我了解我哥的脾气，他不要的钱，塞给他他也不会要。他就是这样，一辈子都在给我，从来不肯从我这里拿一分一厘。
结婚的日子定在五月初八。
我哥从三月份就开始忙活。修房子、刷墙、搭棚子、请厨子，里里外外全是他一个人操持。村里人都说，这婚礼办得比镇上有钱人家的还像样。席开十六桌，每桌十八个菜，烟酒都用的好的。我回村里那天，看到院子里新搭的钢架棚子，门口贴的大红喜字，窗户上贴的剪纸，心里又酸又暖。
我哥站在院子里，叉着腰看了一圈，满意地点点头，转头冲我一笑：“咋样，哥给你办的婚礼，不丢人吧？”
我说：“哥，你瘦了。”
他摆摆手：“瘦点好，精神。”
婚礼前一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躺在老屋的床上，听着外头风吹树叶哗啦啦地响，心里翻江倒海的，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我想到爹妈，想到六岁那年跪在灵堂前什么也不懂的那个小女孩，想到我哥蹲在灶台前烧掉录取通知书的样子，想到他啃冷馒头的侧脸，想到他满手老茧给我洗苹果的样子。
眼泪就下来了，止都止不住。
我捂在被子里哭了一场，哭完又觉得自己没出息。
第二天一早就被叫起来梳妆，七大姑八大姨挤了一屋子，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我坐在镜子前，像一尊木偶，任人摆弄。外头锣鼓喧天，鞭炮炸了一轮又一轮，空气里弥漫着火药味和食物的香气，混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喜庆得不像话。
许绍辉的车队来了，六辆黑色的车排成一排，打头的是一辆劳斯莱斯，租的。村里的小孩追着车跑，尖叫笑闹，老人们站在路边指指点点，说老田家的闺女真有福气。
我被二婶扶着出了房门，走到堂屋。
我哥站在堂屋中间，穿着一身新买的中山装，领口的扣子系得整整齐齐。那件衣服我知道，是他提前半个月去县城百货大楼挑的，试了好几次才定下来。他站在那儿，背挺得笔直，脸上的表情很奇怪——他在笑，但眼睛是红的，眼底有一层薄薄的泪光，亮晶晶的，硬是没掉下来。
“哥。”我叫了他一声，嗓子哑得不成样子。
他走过来，伸手帮我整了整头冠，动作很轻，很慢，像是怕碰碎了什么似的。
“嫁过去好好的，”他说，声音很低，像砂纸摩擦铁皮发出的那种涩涩的响动，“日子是两个人过的，遇到事情多商量，别任性，也别委屈自己。”
“我知道了。”
“家里这边你放心，哥一个人能行。”
他顿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伸手按了按我的肩膀，转过身去，冲外头喊了一声：“吉时到——送亲！”
鞭炮又炸了起来，噼里啪啦，震天响。
我被扶着往外走，走到院子里，走到大门口。
按照村里规矩，新娘出门前要有一个“抓喜钱”的仪式——娘家人把喜钱放在托盘里端上来，新娘抓多少带走多少，寓意两家都好、财气进门。
我哥端着盘子走上来。
那是一个红色的塑料托盘，里面铺了一层红纸，上面码着整整齐齐的钞票，百元大钞，一沓一沓的，堆得满满当当，像一座小山。红彤彤的钞票在五月的阳光下格外扎眼，扎得人眼眶生疼。
盘子里的钱少说有三万块。
我看着他，他看着我。
院子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我们兄妹俩。风从院门口吹进来，吹得红纸边角微微翘起来，哗啦哗啦地响。阳光打在那堆钞票上，红纸的反光映在我哥脸上，那张脸沟壑纵横，眼角的皱纹一道一道的，像被刀刻过一样，每一道都是二十年岁月压出来的。
他的手在抖。
托盘在他手里微微地颤着，那是一种控制不住的、生理性的颤抖。他的指节粗大变形，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机油痕迹，跟手里那堆崭新的钞票放在一起，怎么看怎么不协调。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但他的眼神在说话——他在说：多拿点，拿多点，你拿得越多，哥心里越踏实。
我低头看着那盘钱。
三万块。
他一个月的工资不过四千出头，不吃不喝也得攒大半年。何况他还欠着债，老屋的屋顶今年又漏了一次还没来得及修，冰箱还是那台用了十年的老冰箱，他给自己买一件一百块的中山装都要反复掂量好几遍。
而这盘子里躺着的，是他能拿出来的所有。
我突然觉得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堵得死死的，喘不上气。眼眶里蓄了半天的泪，滚烫滚烫的，马上就要涌出来。
我深吸一口气。
然后我伸出手，捏住了一张。
一张。
就一张。
一百块钱，轻飘飘的，捏在指尖没什么分量。
我把它折了两下，塞进袖口的暗袋里，然后抬起头，看了我哥一眼。
“走吧。”我说。
我没叫他“哥”。
不是不想叫，是不敢叫。我怕那个字一出口，眼泪就再也憋不住了，我怕我会当着全村人的面嚎啕大哭，我怕我会把这张该死的红盖头扯下来，扑到他怀里说“哥，我不嫁了”。
我没有那样做。
我转过身，大步走出了院子。
身后，二婶喊了一声：“哎哟！颖颖你这孩子，咋就拿一张——再拿点再拿点！”
我没回头。
我不能回头。
我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很轻的、很克制的声音——像一个人把心碎在嗓子眼里，又硬生生咽了回去。
我没有回头。
接亲的车队发动了，鞭炮又炸了一轮。我坐在车里，透过贴了喜字的车窗往外看。
院子门口，红纸碎了一地，踩得到处都是，像一滩摊凝固的血。
田志刚站在门口，手里还端着那盘钱。
他站得笔直，中山装的领口还是那么整齐。
但他的肩膀在抖。
五月的风把他的头发吹乱了，露出额头上方一大片花白的发茬。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根立在野地里的电线杆子，孤零零的，背后是老屋掉了墙皮的门框和糊了报纸的窗子。
车子开动了，他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远。
终于，在车子拐弯的那一刻，我回头看了一眼。
透过那扇贴了大红喜字的车窗玻璃，透过漫天飘舞的鞭炮纸屑，透过五月的阳光和尘土——
我看见他抬起手，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
车子拐过村口的老槐树，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把脸埋在手掌里，大哭了一场。
许绍辉握着我的手，什么也没问。
他知道。
他什么都知道。
车子一路向东，往省城的方向开，路上的风景越来越陌生。我靠在座椅上，哭了很久，后来慢慢收了声。
车里很安静，收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旋律很轻很缓，女歌手的声音像泡在温水里的棉花，软绵绵的，听得人昏昏欲睡。
我把手伸进袖口的暗袋里，摸到那张一百块钱。
钱被折了两道，纸面还有点新钞特有的脆滑。我把它展开，又折起来，折起来，又展开。
我忽然翻到了钞票的背面。
那一面的空白处，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了几个字。
那笔迹我认得，是我哥的。他读书不多，字一直写得不好看，一笔一划像小学生，用力极大，纸都快要被戳破了。
上面写的是——
“颖颖，婆家不痛快就回家。哥养你。”
我看着那几个字，刚刚收住的眼泪又下来了。
无声地流，流了满脸，流进嘴角，咸得发苦。
许绍辉递过来一张纸巾，我没接。
我把那张钱贴在胸口上，闭上眼睛。
那些年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
六岁那年，他跪在爹妈灵堂前，把我抱在怀里，说：“颖颖不怕，哥在。”
九岁那年，他冒雨去镇上给我送雨鞋，自己淋得透湿，到学校的时候浑身往下淌水，像个水鬼。
十二岁那年，我被村小的男同学欺负，他骑着自行车追了那小子三里地，把人堵在田埂上，蹲下来跟他说：“你再动我妹一根指头试试。”
十五岁那年中考，他在考场外站了两天，晒脱了一层皮，成绩出来那天比我还紧张。
十九岁那年我考上大学，他放鞭炮放到手抖，逢人就说“我妹妹是大学生”，说得嘴皮子都快磨破了。
二十三岁那年我毕业，第一次领工资，给他买了一件羽绒服，他高兴得在村里穿了好几天，逢人就掀开衣服说“我妹妹给买的，牌子货”。
二十六岁这年，我嫁人了。
他在给我准备的喜钱上，偷偷写了那句话。
他怕我过得不好。
他怕我受委屈。
他怕我没有退路。
他把他能给的一切都给了我，最后还偷偷塞了一个承诺——你随时可以回来，哥养你。
车子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窗外的风景刷刷地往后退。
我把那张钱折好，放回暗袋里，贴着心口。
许绍辉说：“晚上我爸妈在酒店订了一桌，咱们到了先休息一下，晚上一起吃饭。”
“好。”我说。
“你哥那边——过几天咱们就回去看他，别难过。”他说，声音很温柔。
“嗯。”
我看着车窗外飞速倒退的树木和田野，忽然觉得这条路好长，长到仿佛永远到不了终点。
又觉得这条路好短，短到一眨眼就已经把那个叫家的地方甩在了两百公里之外。
手机响了。
是田志刚发来的短信。
“颖颖，到了给哥发个信息。哥给你打了三千块，微信转的，你收一下。”
我没回。
我怕我一回复，就会在车里再次崩溃。
许绍辉看了一眼我的手机屏幕，轻轻把手覆在我手上。
“收了，”他轻声说，“那是你哥的心意。”
我点点头。
我打开微信，点开那个红包。
三千块，备注写着：“嫁妆”。
我点了收款。
然后我打了一行字，又一个一个删掉。
再打一行，再删掉。
最后我只发了四个字——
“我到了，哥。”
“哥”字发出去的那一瞬间，眼泪又砸在了屏幕上。
许绍辉没说话，只是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一点。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夕阳把高速公路染成了一条金色的河流。车子在金色的河流上漂着，从一个大山深处的村子，漂向一个高楼林立的城市。
我攥着袖口暗袋里那一百块钱，闭上了眼睛。
我心里想——
田志刚，你等着。
等我在省城站稳了脚跟，等我把日子过好了，等我有能力了，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我一定让你住上有暖气的房子，用上新冰箱，穿上不打折的新衣裳。我一定让你找一个好嫂子，让你也有一个家。
我一定让你知道，你养大的妹妹，不会丢下你。
一定。
车子驶进了省城的绕城高速，路边的灯光一盏一盏亮起来，璀璨得像一条镶嵌在大地上的星河。
我睁开眼睛，看着那片灯海，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许绍辉说：“到家了。”
“嗯，”我说，“到家了。”
我心里知道，我有两个家。
一个在老家的村子里，门口有棵老槐树，院子里站着一个穿中山装的瘦男人。那是我哥，那是我的根。
一个在前方那座灯火通明的城市里，身边坐着一个温厚的男人。那是我未来的日子。
我要好好地过，把两个家都过好。
婚礼在省城办得很体面，许家那边亲戚多，酒店订的是五星级的，摆了三十桌。我穿着白色的婚纱站在台上，灯光打在身上暖洋洋的，许绍辉握着我的手给我戴戒指，台下掌声雷动。伴娘是我大学室友陈瑶，她哭得比我还凶，敬酒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田颖，你一定要幸福啊。”
我笑着说：“一定。”
婚宴结束，许绍辉喝得有点多，回到新房倒头就睡。我换下婚纱，穿着睡衣坐在客厅的飘窗上，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忽然很想给我哥打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
我又打了一遍，还是没人接。
我心里有点慌，又给二婶打了一个，二婶说：“你哥啊，你走后他一直待在院子里呢。我们收拾完都散了，他一个人坐在那儿，就那个棚子底下——哎哟，坐了老半天了。”
“他在干嘛？”
“没干嘛，就那么坐着，也不说话。我叫他进屋他不进，给他端了碗饭他也没吃。就坐在那儿，手里端着你那盘钱，愣愣地看。看着怪心酸的。”
我喉咙一紧。
“二婶，你把电话给他。”
二婶的脚步声踢踢踏踏地从堂屋传到院子里，然后我听见她说：“志刚，你妹电话。”
沉默了几秒，电话里传来他的声音。
“喂，颖颖。”他的声音很正常，甚至还带着笑，“到了？吃饭了没？”
“吃了，哥，你吃饭了吗？”
“吃了吃了，今晚的席面可好了，村里人都说好吃。你放心啊，我这边好着呢，你自己好好的就行。”
他在撒谎。
他说他吃饭了，但二婶刚刚说他连一碗饭都没动。
他从来不会在我面前说他的难过，从来不会。二十年来他都是这样，天塌下来他顶着，顶不住了就用肩膀硬扛，扛不住了就蹲在角落里自己消化，消化完了再站起来冲我笑。
“哥。”
“嗯？”
我有很多话想说，我想说哥你吃了饭再睡，想说哥你别舍不得给自己买东西，想说哥你腰不好别干重活，想说哥你找个好人成个家吧，想说哥你别再一个人扛着了。
但到了嘴边，只剩一句。
“哥，我挺好的，你别担心。”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他说：“好。”
就一个字。
我却听出了那个字后面藏着的千言万语。
“哥，我挂了。”
“嗯，早点休息。”
我挂了电话。
飘窗外的夜色浓得化不开，远处的霓虹闪烁，车流如织。这座城市永远不会熄灯，永远不会安静下来。不像老家的村子，天黑之后只能听见虫鸣和风吹树叶的声音，安静得像整个世界只剩你一个人。
我靠在窗框上，把手机攥在手心里，很久没有动。
结婚后的第一个月，日子过得很快。
许绍辉对我很好，公婆对我也客气。我每天上班下班，周末跟许绍辉逛逛街、做做饭，日子过得平淡而踏实。但我心里总有个疙瘩，总惦记着老家的房子、惦记着我哥。
有一回半夜做梦，梦见我哥在厂里出了事，被机器砸了手。我一下子惊醒过来，浑身冷汗，心跳得咚咚咚的，像擂鼓一样。我摸到手机给我哥打电话，凌晨三点多，电话响了好久才接通。
“喂？”他声音迷迷糊糊的。
“哥，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睡觉呢。咋了颖颖？”
“没事，就是做了个梦。”
“梦都是反的。”他说，打了个哈欠，“别瞎想，快睡，明天还上班呢。”
他声音里带着浓重的困意，还夹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鼻音。我想他大概是感冒了。
“哥，你感冒了？”
“没有，就是吹了点风。没事，睡一觉就好了。快睡快睡。”
电话挂了。我盯着天花板，彻底睡不着了。
许绍辉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做了个梦。他伸手搂了搂我的肩，又睡过去了。我躺在黑暗里，听着他的呼吸声，心里却怎么都平静不下来。
那个梦太真实了。我哥满手是血的画面在我脑子里一遍一遍地回放，怎么都挥不掉。
第二天一早我又打了一个电话，这回没人接。
我打了三遍，还是没人接。
我开始慌了。
我给我哥厂里的工友老孙打电话，老孙说：“你哥啊？他今天没来上班，请了假，说是去县医院看看。”
“县医院？他怎么了？”
“好像是腰疼，前几天搬货的时候扭了一下，这两天越来越严重，走路都费劲。我们劝他去看看，他一直拖着。今天实在扛不住了才去的。”
我挂了电话，心里的那股烦躁感像涨潮的海水一样漫了上来。我知道我哥是什么人——他是那种就算疼得站不起来都不会主动给我打电话的人。他怕我担心，怕我往回跑，怕影响我的生活。
我跟许绍辉说我要回去一趟，许绍辉二话没说就请了假，开车带我往回赶。
车子进了村子，已经是下午三点多。
村口的老槐树还是那棵老槐树，树下坐着几个老太太在纳鞋底。看见车过来，都抬头看，认出了是我，纷纷招呼：“哟，颖颖回来啦？”
我顾不上跟她们多说，让许绍辉直接开到老屋门口。
院子里安安静静的，棚子拆了，喜字还贴在门框上，被雨淋了半个月，红色褪成了一片惨淡的粉色。墙根底下堆着婚礼那天剩下来的几箱啤酒瓶子，还没来得及卖。
堂屋的门虚掩着，我推开门，屋里的光线很暗，窗子被一块旧床单遮了一大半。
“哥？”
没人应。
我往里走了两步，看见他躺在堂屋的竹椅上，侧着身子，脸对着墙壁，背上搭着一件旧军大衣。竹椅吱呀吱呀地响了两声，然后停住了。
他慢慢转过头来，看见是我，愣了一下，然后立刻坐起来。
“颖颖？你咋回来了？也不提前打个电话……”他说着要站起来，但腰上的伤让他动作一顿，整个人僵在那里，额头上的汗一下子就冒了出来。
他的脸瘦了一大圈，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陷，下巴上一片青色的胡茬。那件灰扑扑的旧t恤套在身上，领口都洗得发白了。他瘦了，瘦得厉害，比结婚那天瘦了不知道多少。
我一下子就红了眼眶。
“田志刚，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尴尬地笑了笑，慢慢地、艰难地坐回到竹椅上，一只手撑着腰，另一只手摆了摆。
“哎呀，小毛病，休息两天就好了。你大老远跑回来干啥，耽误工作。”
“小毛病？小毛病你去县医院？小毛病你连班都上不了？”我的声音不受控制地拔高了，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好几圈，终于落了下来，“你是不是非要等瘫在床上起不来了才肯告诉我？”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许绍辉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轻声说：“别急，先让哥歇着，我去镇上买点药。”
“家里有药。”我哥说，指了指桌上一个塑料袋。
我走过去翻了一下，里面是一盒止痛片、一袋膏药、两瓶跌打损伤的药酒。药是县医院开的，日期是今天上午。塑料袋上印着县医院的名字，但我注意到药袋上写着“骨科门诊”四个字，心里一沉。
“医生怎么说？”
“没啥，就说腰椎间盘有点问题，吃点药就好了。”他轻描淡写地说。
我不信。
我拿起桌上的那张就诊单看了一眼。诊断栏上写着：腰椎间盘突出，建议休养三周，避免重体力劳动，必要时考虑手术治疗。
“这叫吃点药就好了？”我把单子拍在他面前，声音发抖。
他没说话，别过脸去，又去摸桌上的烟。
我看他摸烟的手，指节粗大变形的右手，食指和中指夹着一支皱巴巴的红塔山，打火机打了好几下才打着。他深吸了一口烟，烟雾在昏暗的堂屋里弥漫开来，他的脸在烟雾后面变得有些模糊。
“没事。”他又说了一遍。
我站在那儿，心里像有一把刀子慢慢地割，一刀一刀，不快，但疼得深入骨髓。
我看着他，看着他满头的花白头发，看着他手背上凸起的青筋，看着他因为腰痛而坐得歪歪扭扭的姿势，看着他穿着那件我结婚前给他买的t恤——已经洗得领口变形了，还穿着。
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把自己过成了这个样子。
而我，在省城的写字楼里吹着空调、喝着咖啡，偶尔想起他的时候打个电话，听他报喜不报忧地说两句，就心安理得地挂了，继续过我的日子。
我怎么这么没良心。
我蹲下来，蹲在他面前，抬头看着他。
“哥，你跟我去省城。”
他愣住了，烟灰掉在裤子上，他都没顾上拍。
“去省城干啥？”
“看病。省城的医院好，咱们好好查一查，该治的治，该养的养。你这个腰要是再拖下去，以后怎么办？”
“不用不用，县医院看得挺好的。”他连连摆手，“而且我走了，厂里的活怎么办？还有家里的鸡——后院养了二十只鸡，没人喂。”
“鸡我让二婶帮你喂。厂里的活你先请假，请不了就辞职，我来养你。”我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决。
他看着我，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忽然有了光——不是那种明亮的光，而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像是感动，像是不安，像是心疼，又像是内疚。几种情绪在他眼里翻来覆去地打转，最后变成了一句话。
“颖颖，哥不能拖累你。”
“你是我哥。”我说，“你养了我二十年，你跟我说拖累？”
他低下头，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那只烟灰缸是半个易拉罐剪的，用了不知道多少年了，底部积了一层厚厚的烟灰，黑糊糊的。
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很轻，像从很深很深的地方传上来的。
“哥没本事，让你跟着受苦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决了堤。
“你放屁——”我哭着吼他，声音尖得我自己都不认识，“你有本事！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本事的人！你把一个六岁的小女孩养到这么大，你让她读了大学，你让她有出息了，你自己什么福都没享到——你跟我说你没本事？”
许绍辉从镇上回来的时候，看到的是我们兄妹俩一个蹲在地上哭，一个坐在竹椅上红着眼眶不说话。他愣了一下，然后默默地把买回来的药和补品放在桌上，转身去厨房烧水。
那天晚上，我帮我哥收拾东西。
他的东西不多，几件衣服，一双拖鞋，一个用了好几年的保温杯，杯身上的漆都掉得差不多了。老屋的衣橱打开，里面整整齐齐地摆着他的衣服——除了两件换季穿的外套和几件t恤，剩下的位置全空着。角落里整整齐齐地叠着我以前穿过的旧衣服，那是我上高中时留下的，他一件都没舍得扔。
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照片，是我大学毕业那天拍的。照片上的我穿着学士服，笑得很灿烂，他站在旁边，穿着借来的不合身的衬衫，笑容里带着一丝局促，但那是我见过他最骄傲的样子。照片的边角被摸了太多次，颜色都褪了，纸面上有手指反复摩挲留下的痕迹。
枕头下面压着一张存折。
我翻开看了一下，余额是两万三千块。
户名是“田颖”。
这张存折是我上大学那年他办的。他每个月往里面存五百块，存了整整四年，从来没取过。上面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每一条存款记录都是他二十岁时省下的汗水和青春。存折的封面已经磨白了，边角卷起来了，但里面的每一页都被他压得平平整整的。
许绍辉站在门口，看了一眼我手里的存折，什么也没说，转身出去了。
过了一分钟他又进来了，手里拎着我哥那个破旧的行李袋，塞进车里。
“走吧，哥。”他说。
我哥最后看了一眼老屋，看了一眼院子里他种的那棵柿子树，看了一眼门口贴着的褪色的喜字，点了点头。
“走吧。”
他说这两个字的时候，手抬起来抹了一下眼睛，这个动作很随意，像是顺手拂掉额头上的汗。但我看见了，我看见他快速低下头，然后用袖子擦了擦眼角。
我们出发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车灯照亮了村口那条弯弯曲曲的水泥路，路两边的玉米地在夜风里哗啦啦地响。车子经过村口的老槐树时，二婶站在路边送我们，手里提着一篮子鸡蛋，非要塞到车上。
“给你哥补补身子。”她说，然后又拉住我的手，压低声音，“颖颖，你是个好孩子。你哥这辈子，苦了太久了。”
我说不出话来，只能用力点头。
车子开出村子，驶上了回省城的高速。
我哥坐在后座，一开始还硬撑着不靠着椅背，后来大概实在是腰疼得撑不住了，慢慢地靠了下去。许绍辉把后座的空调调了调，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冲我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很轻很淡，但我知道他的意思。
他在说：你做的是对的。
高速两旁的灯光一盏一盏往后退，像倒流的时光。我回过头，透过后车窗，看向远方那个越来越小、越来越暗的村庄。那里的灯火稀稀疏疏的，像一把撒在地上的碎银子，在黑夜里闪着微弱的光。
那里是我的来处，是我的根。
而这个在后座慢慢闭上眼睛睡着的男人，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
他从十九岁那年开始，就把自己的整个人生都搭在了我身上，从来没有犹豫过，从来没有后悔过。他把自己的梦想一把火烧了，把灰烬埋进土里，用自己的血肉浇灌，让我从灰烬中长出来。
我摸了摸袖口的暗袋。
那一百块钱还好好地在里面，贴着我的心口。
钞票背面那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我都能背下来了——
“颖颖，婆家不痛快就回家。哥养你。”
我心里默默地回了一句：
“哥，你老了就回家。妹养你。”
车子在夜色中疾驰，前方的城市灯火逐渐清晰。我握着许绍辉的手，回头看后座的田志刚，他已经睡着了，睡得很沉，呼吸均匀，眉头也松开了。
他大概是太累了。
累了好多年。
以后，换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