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凡的话成功的说服了傅有德，他们作为统治者能够做到相对公平就可以了，想要做到绝对公平是不可能德事情。一切都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能为了所谓德的公平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
楚凡继续说道：“魏武学堂则是可以适当的放松其审核的条件，对于那些家族当中有着犯罪成员的学子，也可以让他们进入学堂学习，但他们在毕业过后只能从小兵做起。
毕竟即便是魏国法治在怎么严明，也有可能出现冤案错案的情况，若是真的冤枉了无辜之人，那么这些人也能够有一个为自己家族当中的成员正名洗冤的机会。
当他们获得足够的军功过后，那么他们就可以申请重新审查家族成员的案情，若确属冤屈朝廷应予平反，这样既能激励他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又能确保国家不会因一时之误而失去可用之才。
当然朝廷也需要启动相对应的问责程序，反推此案件的审理过程，找出问题所在查看是否是有人故意制造冤假错案，以权谋私。这样一来不仅是给了那些蒙冤者一个昭雪的机会，更是对司法公正的一种维护，让朝廷的官员不敢太过于肆无忌惮的滥用职权。”
兵部尚书穆云巅思索了一会开口说道：“陛下如果是这样是不是有些太过于严厉了，要知道在战场之上的士兵是需要出生入死的，很多时候他们在第一次踏入战场的时候就有可能就会战死在沙场，陛下这样做会不会对他们太过于苛刻了？
再说了陛下刚才不是说过要防止那些对魏国怀有异心之人利用职权为家族翻案吗？若是他们立下赫赫战功过后成为了军中的高级将领，如果他们心中怀有对魏国朝廷的怨恨的话，那么他们岂不是会更加的危害到魏国的安危？”
其实穆云巅说的也很有道理，如果作为一个小兵加入战场上战斗的话存活的几率是十分的低的，想要获得足够的军功来让朝廷重新审查家族成员的案情，几乎等同于九死一生。
而如果一个本来就对魏国心怀不满的人，如果利用战功获得了高位，那么他们将会统领更多的军队，到时候如果这些将领带着士兵哗变，后果将不堪设想。
同时楚凡当然也知道穆云巅担心的情况，只不过这其实也是一种相对公平的做法而已，如果真的有人被人利用权力或者别人栽赃陷害，在已经确定了罪名的情况下，能够让他们看到一丝希望，而这样也能够让这些家族当中的人不至于走上极端的道路。
楚凡开口说道：“其实这也不过是一个相对公平的权宜之策而已，毕竟朕也不敢保证魏国的朝廷当中的官员都完全清廉公正，总会有一些人为了私利而徇私枉法。即便是有着状师事务所也不一定能够完全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
而这个时候就需要给那些家族当中有被冤屈成员的人一个申诉的机会，让他们家族当中的人看到希望，而不是绝望中走向极端。
至于那些心中因为朝廷处罚了他们的家人而对魏国怀有异心之人，若真的能够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即便是心中怀有怨恨，但在战场的洗礼下，或许能逐渐化解敌意，转而为国效力。
或者说只要朝廷给与他们足够的信任和公正待遇，他们到时候也不会因为心中的那一丝对魏国的怨恨而选择背叛。要知道武将和文臣有着很大的区别的，文臣很多时候只是在朝堂上出谋划策，而武将则是需要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地拼杀，他们的忠诚往往是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铸就的。
即便是他们对朝堂有所不满，但在沙场上他在获得如此大的官职的时候，也是他一步步的杀敌立功才达到的，而在这个过程中，他身边的战友袍泽倒在了他的身旁，那些为了魏国能够更加强大而牺牲的英魂，也会成为他心中难以割舍的牵挂。
所以朕才会说魏武学堂可以适当的放宽对于入学学员的出身限制，这样对魏国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
在楚凡说的时候在座的几个人表情都是十分的惊讶，陛下不愧是陛下，他所考虑的就是比自己等人要周到许多。
穆云巅开口说道：“陛下不愧是当代圣君，考虑的就是比我们长远得多。”
楚安平等人也附和的说着恭维的话，毕竟他们是真的没有想到一个大学还能有这么多的操作。
然而只有楚凡自己知道，自己只不过是在蓝星上的时候多刷了一些关于历史方面的短视频而已，在来到这个世界过后楚凡感觉到自己的记忆力越来越好了，特别是修炼了玉女心经成为了武者过后，许多在蓝星上的记忆碎片自己都能够想起来了。
而将平反冤案和军功挂钩就是出自蓝星上有人对明代军政的研究的出来的，在《明代军政档案研究》中提到，军功与平反冤案相结合，能够巧妙的将社会矛盾转化为国防动力，有人做过研究，在明代军户制度下约有12％的军功家族利用类似的机制申述冤情。
而从小兵获得军功的晋升方式，设置了筛选的过程，在史料当中有过记载，北魏时期类似的制度下，仅有少数的将领能够最终晋升到可以威胁中枢的职位。
其实这些政策说到底，可以归纳为两点：
第一点就是心理阈值控制：通过战场的高淘汰率（冷兵器时代新兵首战死亡率约15-20%），确保最终获得复审权者必是意志能力俱佳之人。
第二点就是利益绑定机制：将领晋升后获得的既得利益（如部曲、爵位）会自然消解报复冲动。东汉班超家族案例显示，获得军功爵位后继续作乱的概率不足5%。
吏部尚书权正诚开口说道：“陛下的方案在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间找到了精妙平衡点，其核心在于将司法正义的实现过程动态化、条件化，既保持制度刚性又留有政治弹性，堪称帝国法治思想的创造性实践。臣深感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