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预，我问你，如果没有我们嘉祥四十年的那场冒险，朝局会往哪个方向走？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我们当时认定，最后继承大统的一定是今上。
原因我说的很清楚了，除元从系以外的所有勋贵重臣都是不希望义忠亲王复立的，即使是上皇的亲信也是不认同他继承大统的。
那么这就意味上皇复立义忠亲王的举动伤害了朝局中的大多数，甚至包括多年来都支持他的亲信，在风雨飘摇的嘉祥四十年，这样的举动只会让他的统治更加不稳固。
可上皇是个何等聪明的人物，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在我看来，我们这位上皇把帝王家的制衡术学得有十分了，用保龄侯打倒缮国公、义忠亲王打击保龄侯、忠献亲王攻击义忠亲王、今上制衡忠献亲王，到了这时把义忠亲王放出来，对上今上，平衡朝局，稳固他的统治。
所以如果把义忠亲王放出府去，不过是和今上再打上几年擂台而已。事实上聪明人在忠献亲王党倒台时就应该知道继承大统的会是今上了。
而这场擂台赛持续的时间将会取决于我们这位上皇的寿命。
这是一场结果明了的斗争，在嘉祥三十九年末或许有人看不明白，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人都会知道胜利的天秤倒向了今上。
可这对于那时的我们而言，并不重要，并不那么重要。
前面说了，作为勋贵的我们，由于建朝以来的各种原因，侵占了皇帝和士大夫们的权力，而在儒家理论建构下的国家秩序是不允许我们这么干的，我们应当也只能是皇帝的附庸，一时的得利终不能长久，这是所谓的人定不能胜天，而这一切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事实上，从缮国公倒台到当时，长期内耗去追求一张三十年期饭票的行为导致勋贵集团的力量下降了很多，很多勋贵家里都出现了无人维系的状况，用不要多少年，随着勋贵集团整体势力的衰落，其所在鼎盛时期所占据的权力与资源都将被皇帝、士人、新贵瓜分掉，而这样的结果往往是以勋贵集团内部成规模的抄家灭族为下场来收尾的。
因为勋贵集团在这样的围剿下所能保留的政治权力和资源是不可能供养的了这么多家勋贵的，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留强去弱的淘汰赛。
陆预，现在我问你，在当时的勋贵集团中谁是弱者，谁是强者？”
若说刚才是恶心，现在的陆预却没来由地感受到一股寒气在心中聚集，难以呼吸。
贾琏所说的弱者不言而喻，他不认为贾琏说错了，整个事件的推理过程他是认同的，但就是认同才让他感到说不出话来的痛，一个家庭的衰败是可以感受出来的，从最简单的吃穿用度上，这个从来都不是难题。
但能讲清为什么会衰败，并在当时就预言了他们未来十余年生命的结果，这才是最让他无以言表的地方。
浑浑噩噩地活着未必是好的，但清醒地活着、清醒地在漫长的岁月中等待已知的命运，在一天天中等待审判的降临，即使是想象，也已经无法让他接受了。在这一刻，他没来由地心疼起了他远在川西的哥哥，那时的他只有十四五岁而已，美好的生命画卷还未展开，但在知道这些的时候就已经结束。
没有一个少年会接受并期待这样已知的结果。
“我们是失意人，也正是嘉祥后二十年斗争中落得下风的弱者，如果不趁着我们有机会改变的时候去努力，再晚些也难挡大势倾颓了，只有安静地等死。
可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在哪里？
话又要回到前头了，我先前说君王施行德政有两个责任，一是化民，二是保民。
两个责任中前者完全被士大夫的执政理论所占据，像我们勋贵家里但凡有心为官做宰、造福百姓的就都入儒家的瓮了。
而后者的所包含的范围很大，其中的一部分：御敌于外，平乱于内，就是我们这些武将勋贵的事了。
从这里看我们好像是在国家秩序中找到位置了，但别忘了我先前说的另外一部分，这个国家在儒家理想中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最好是垂拱而治、无为而治。
治天下才是这个国家的主旋律，平天下是特殊情况下的不得已，平天下是为了最终达成治天下的目的，而平天下的我们的使命是短暂而悲哀的。
明初施耐庵写的小说水浒传中有一句写的深得我心，用在这里也恰当，“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
纵观历朝历代，我们勋贵集团的强盛都与平天下的过程息息相关。我们在平天下的过程中获得了极大利益，但随着天下平定，我们的利益就会缓慢的流失，最终消散在历史的尘埃中。
有人会说，那就不要天下平定呀，这样我们就可以长长久久地保有利益。
但问题在于，天下平定是民心所向，战争的持续只会导致各种加税，演变为民乱而威胁皇帝的统治，强如汉武帝也得下罪己诏，承认自己多年的穷兵黩武是不对的，要改！
而且你不平，有的是人愿意平，中下阶武官中不知道有多少希望通过战争来实现升官发财的。
从这里讲，天下平定是必然，秦汉以来的历代王朝都是这么做的，只有宋朝例外，但它是通过放弃对幽燕、河煌等地百姓的统治宣称来实现国家统治的延续的。
但是这是有弊病的，人讲一口气，国家也一样，宋朝虽然对外屡有战事，偶有斩获，但大的趋势是不变的，就像苏洵六国论中提到的，“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西夏的做大和对河煌地区以及百姓的放弃就是明证，而宋朝对传统华夏疆域统治的放弃，或许有各种原因，比如游牧民族冶炼工艺的提升啊，等等这些理由。
但这都不能成为它放弃对华夏文明主导权的理由，从这个角度讲，宋朝只是一个割据政权，算不得是个王朝，要不是辽夏都不是汉人政权，它早该亡了，毕竟辽地的汉民不算汉人吗？
当然也正因为辽夏是异族政权，宋朝的士大夫集团才没动力消灭他们。
从宋朝的例子看，它是在天下还未平定时，就过早进入了治天下的过程。而治天下的阶段，即使是国有外患，只要不危及统治，国家上下对稳定的追求也会压倒对消灭外患的需求。
讲着讲着扯远了，话讲的这其实已经很明白了，现在或者说在嘉祥四十年，这个国家已经半只脚跨进了治天下的阶段，或者说早该进入治天下的阶段了，如果不是嘉祥二十二年东征后金失败。
对于灭金，这是必须进行的战争。
不仅从国家安定、皇帝集权的角度讲是必须的，对于士大夫们而言也是必须的。
宋明两朝由于辽东女真崛起导致的灭亡对儒学理论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打击，士大夫们如果不消灭这个外患，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由士大夫支撑的、施行王道的华夏王朝会两次败给了不识文明的蛮夷，最终导致了亡天下这一毁灭性的灾难。
当然，他们也解释不了这个问题，但只要消灭掉后金，将女真人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抹除掉，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
不管他们怎么想，对于我们而言，士大夫的支持是必要的，毕竟国家机器掌握在他们手中，打仗是要花钱的，花大钱的。
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改变的机会在哪了，我们比其他人更早的看到这个机会，这是一场必然进行的战争，相比于那些还在思考皇位归属的人而言，这个机会就变成了先机。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怎么把这个先机抓在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