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在一种看似高度团结的氛围中结束。
郑国涛第一个起身离开，脚步比平时快了几分。回到省政府的办公室，他关上门，独自坐在沙发上，久久没有动弹。
一种强烈的挫败感和无力感笼罩着他。他发现自己还是低估了胡步云在北川的根基和在这种“规则”游戏中的老辣程度。胡步云不是用蛮力对抗他，而是用一种更高级的、融合吸纳的方式，将他的理念拆解、重组，变成了自己宏大叙事的一部分。
更恼火的是，胡步云提出“四个北川”契机，是在他郑国涛推进“一刀切”导致南乐市出了大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南乐市干部大会上公开讲了，各级媒体也有意无意地造势了。舆论基础已经打得够扎实了。
郑国涛拿起内部电话，想召集自己的智囊们研究对策，但按下号码的手指又停住了。能研究什么？反对“四个北川”？那无异于自绝于北川人民。
他颓然放下电话，第一次对自己坚信的那套源自发达地区的“规则”和“模式”，在北川这片复杂土地上的适用性，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也许，胡步云的搞的那一套，才是真正适合北川的“规矩”？
而另一边，胡步云回到办公室，脸上并无太多喜色。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纲领确立了，话语权抢到了，但真正的较量，在于接下来的落实。
四个北川的蓝图下，每一个具体项目、每一笔资金安排、每一次人事调动，都将是新的战场。
他吩咐龚澈：“你和曹东来副秘书长协调一下，确定一个时间，我们召集几所大学的学者专家、各相关厅局和地市的代表、企业代表，开一个诸葛亮会，研究‘四个北川’的具体实施方案和重点项目梳理。”
座谈会的地点没选在庄重肃穆的省委会议室，而是放在了浩南经开区新落成的“创新者沙龙”。
这里玻璃幕墙通透，绿植环绕，长条桌上摆着咖啡壶和简易茶点，氛围刻意营造得轻松。
效果出乎胡步云意料。
没有了层级分明的座次和循规蹈矩的发言顺序，被邀请来的几位高校教授、智库研究员，还有于洋飞和李碧君特意推荐的几位“刺头”型企业家，说话都少了顾忌。
一位专攻区域经济的老教授，捧着保温杯，直言不讳：“四个北川，口号挺响。但别又搞成新的政策锦标赛，层层加码，最后下面为了达标，数字上漂绿，项目上硬上。”
他斜了坐在一旁的黎明一眼，“发改委的老爷们，最喜欢这套。”
黎明脸上有些挂不住，刚想开口，被胡步云用眼神制止。
一个从硅谷回来、在经开区搞人工智能算法的小公司cEo，说话更冲：“智慧北川？关键是数据！现在各个部门都把数据当自家私产，锁在保险柜里。省里那个一体化平台，接口标准朝令夕改，申请个数据比申请贷款还难，这能智慧起来才见鬼了！”
他没指名道姓，但矛头直指郑国涛力推的平台。
也有建设领域的专家对“绿色北川”提出担忧：“要警惕‘绿色泡沫’。一窝蜂上马光伏、风电，不考虑电网消纳和能力，最后要么弃光弃风，要么成本转嫁到老百姓电费上。还有，改造传统高耗能产业，需要真金白银投入，政府补贴能不能精准滴灌，而不是撒胡椒面？”
胡步云坐在角落，很少插话，只是偶尔在笔记本上记录几句。
这些尖锐甚至刻薄的声音，像一根根针，刺破了他之前有些自我陶醉的构想泡沫。但他心里反而更踏实了些。
这些问题真实存在，躲是躲不掉的。
座谈会结束后，胡步云带着黎明和马志明，连夜飞赴京都。
他没惊动任何北川驻京办的人，直接约见了经略研究所的秦勉教授。
秦勉是国内区域发展与治理领域的泰斗级学者，也是高隆特别敬重的老朋友，胡步云在经略研究所雪藏的一年多时间里，就是秦勉教授的助手。
秦勉看了胡步云带去的初步构想和座谈会纪要，戴着老花镜看了很久。
“步云啊，”秦勉放下材料，揉了揉眉心，“想法是好的，试图整合，寻求超越。但你要注意，避免新瓶装旧酒。”
他走到墙上那幅巨大的全国地图前，手指虚点北川的位置：“北川的问题，是结构性、累积性的。你提‘四个北川’，关键在于如何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和路径依赖。比如‘智慧北川’，如果只是郑国涛那套电子政务的升级版，那么就属于换汤不换药。你要思考的，是如何利用数据化和智能化，倒逼政府自身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这比上马几个光鲜的It项目难得多，也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