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历随后还就内阁日常工作机制，及与中央银行、反贪局、最高法院、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缉毒局等独立部门的协同衔接事宜略作吩咐，便挥手令众臣退下。
出宫路上，众人神色各异。
张廷玉走在最前，率先开口打破沉寂。
“今日官制鼎新，乃帝国百年大计，各部权责甚多，日后还望诸位同僚同心协力、遇事互通，否则孤掌难鸣，恐难成其事。”
蒋廷锡闻言，深以为然地点头，眉宇间带着几分凝重。
“首辅大人所言极是。此番朝廷架构大改，官吏甄别、选拔、职级核定、俸禄对接，均由人事部统筹，上至部堂高官，下至州县小吏，牵涉全国，稍有差池便可能引发动荡，压力确实大。”
话音刚落，一旁的顾廷仪含笑道。
“蒋大人这话可就过谦了。人事权柄乃国之要害，新政之下，官吏升降去留皆出其手，是实打实的关键要职。
往后各部求才、僚属升迁，哪能离得开人事部？”
来保捋着颌下白须，附和道。
“顾大人所言不虚。蒋大人执掌人事，握住了新政人才根基，只是日后选拔官吏，还需多凭才干、少论私情，为帝国遴选出真正的栋梁，方不负皇上重托。”
蒋廷锡拱手谢过众人，语气诚恳。
“诸位谬赞了。差事越重，责任越大，日后还需各部鼎力配合，人事部定当秉公持正，不负所托。”
张廷玉望着前路宫墙连绵，语气带着几分感慨。
“诸位，今日皇上提出的政务官与事务官之分，看似只是名分调整，实则动了官场根基。
政务官主决策、掌方向，与如今各部主官、地方巡抚的机制相差无几，倒还好说。
可这事务官，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以往基层实务差事，哪有什么品级？不过是主管官员凭着俸禄自行招募幕僚、胥吏，皆是私属助力，升迁无门、地位低下。
如今皇上不仅将其纳入帝国官吏体系，还许了不受品阶桎梏的晋升之路，凭自身能力就能一路升至十八级。
这可是亘古未有的变革，日后怕是真会出现县城里精通实务的小吏，因职级晋升至顶，与内阁大臣待遇相当的奇观。”
顾廷仪闻言，随即笑道。
“首辅大人所言极是，这确实是最颠覆性的改变。
可换个角度想，若是此制真能落地，对基层官吏而言，不啻于一剂强心针。
以往胥吏终生难脱‘杂役’之名，如今凭才干就能晋升高位、得享厚禄，必然会激发他们钻研实务、恪尽职守的动力。
新政推行，终究要靠这些熟悉地方、精通事务的人去落实，他们有了奔头，帝国的根基才能更稳。”
来保捋着白须颔首。
“顾大人说得在理。只是这般一来，考核之责便愈发重要了。
事务官不受品阶限制，全凭专业能力与实务成效晋升，若考核标准不严、督查不力，难免会有投机取巧之辈混水摸鱼，反倒坏了新政本意。
蒋大人肩上的担子，可是又重了一层啊。”
蒋廷锡深吸一口气，神色愈发郑重。
“来大人所言极是。人事部定会联合各部拟定严苛的考核细则，事务官晋升既要查实务成效，也要核品行操守，绝不让宵小之辈钻了空子。
只是事务官涉及工坊技艺、财税核算、司法辅助等诸多专业领域，考核标准需因地制宜、因岗而异，还需各部尽快拿出本部的专业评判标准，人事部方能统筹核定。”
周明远补充道。
“这倒是不难。皇上此前在中华科学院推行工程师分级制度，凭技艺高低定职级、论俸禄，便是极好的参照。
工业部的事务官，需懂民间技艺、通工坊运作，考核便可效仿工程师评级，以器物改良成效、工坊产量增幅、技艺传承实绩为核心。
各部只需按本部实务特性，拟定专属专业考核标准，人事部居中统筹核验，定能选出真正精通实务、适配新政的可用之才。”
张廷玉点点头，语气沉稳。
“如此便好。此事关乎新政成败，诸位务必上心。”
随后几日，内阁各部衙署以“昼夜不休、岁末收官”为令，官吏们伏案疾书、沙盘推演，往来公文如流水穿梭。
张廷玉每日六点便坐镇内阁中枢，汇总各部章程草案，逐字逐句核校权责边界，遇有争议便召集相关部长连夜会商。
遇有各部争执不下的症结，弘历便召集群臣于养心殿议事，短短数日便敲定了《各部权责章程》《政务官职级管理规定》《事务官职级管理规定》《京城官制改革试点方案》等十余份核心文件。
……
4445年（1747年）元旦。
京城炎黄会馆庄严肃穆，黄底黑龙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
弘历身着暗金龙纹华服，率内阁重臣缓步而入，在盘古石雕与先贤牌位前躬身行礼，诵读祭文，缅怀炎黄先祖开拓之功，祈愿中华帝国新政昌隆、万民安康。
祭祀礼毕，众人转赴太和殿，新年朝会正式拉开帷幕。
太和殿内，龙椅之上的弘历神色沉稳，殿下文武百官肃立两侧。
按历年朝会惯例，新年政务伊始，首项便是由财政部（原户部）呈报上一年度的国家财政收支总账。
苏琦手持账册，声音洪亮。
“启禀皇上、诸位同僚，炎黄历四千四百四十四年（中华十一年），中华帝国财政收入明细如下：
税收总收入0.95亿银元。其中田税800万银元，因田税新政落地，多数农户无需缴税，田税规模大幅缩减。
商税增至5500万银元，新经济政策放开盐引、鼓励实业，民间从商热潮兴起，贸易活跃度激增，商税随之大幅攀升。
关税达3200万银元，西洋商船往来不绝，南洋贸易版图持续拓展，较上年实现显着增长。
原盐政税已随盐引废除并入商税统一核算，不再单独列项。
政府性基金收入合计900万银元，收入来源为煤矿、铜矿、铁矿、铅矿、锡矿等新探矿场的股权转让。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合计4700万银元。其中外贸司进账2000万，中华银行、交通银行的年度分红1400万。
官营工坊（包含景德镇御窑厂、江宁、苏州、杭州织造局）经营收益300万，国有矿场年度分红1000万。
转移性收入惊人，合计高达25.65亿银元。其中，倭国赔款1000万、俄国赔款1000万、京城叛乱抄家所得5亿、大乘教叛乱抄家所得20亿、缅甸战事所得4000万，其余杂项500万。
其他收入合计3600万银元，包括旧币回收重铸带来的3000万收益，另有600万杂项收入，皆已按规入账，分文不差。
全年财政收入合计高达27.52亿银元！”
众人闻言，无不瞠目结舌、倒抽冷气！
如此夸张收入，较去年足足翻了近七倍。
这份震骇里，谁都心知肚明，这泼天财富的核心，是京城满人叛乱与大乘教之乱后的抄家清算！
百余万涉案者中，大都是盘踞一方的富商巨贾、家底殷实的士绅豪强、世代承袭、手握特权的满人勋贵，这些人积累的巨额资产一朝尽没，才撑起了这份空前耀眼的财政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