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东海入海口的瓯江水裹挟着泥沙，朝着东海的的方向奔涌。
水下的能见度不到半米，打捞队的探杆在海床上反复划拉，触到某个软烂的东西时，那个年轻的潜水员还以为是块泡烂的木头。
等那个黑色的袋子被捞上来，在场的所有人都沉默了。
四只塑料袋，两种颜色，两只黑色，两只白色。袋口系得严严实实，水下泡了四个月，结实的尼龙绳已经深深勒进袋口的褶皱里。
法医戴着手套，用手术剪小心地剪开第一层。
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在甲板上炸开。有个年轻警员转过身去，扶着船舷干呕。
袋子里面是什么，不需要细说。
唯一能让这个年仅33岁的女人被辨认出来的，是她左手臂内侧一颗小小的痣。
那颗痣像一粒芝麻，安静地嵌在泡得发白的皮肤上。
四个月前，这颗痣长在一个漂亮女人的手臂上。
那个女人曾站在三门县各种活动的舞台上，穿着剪裁得体的职业裙，笑容明亮得让台下的人移不开眼睛。
她叫邵慧宁，身份证上的名字叫邵颂乔。1977年出生在浙江三门县的农村，是家里的第五个女儿。
四个姐姐，一对盼儿子盼了半辈子的父母，和一个最终没能出生的弟弟——这就是邵慧宁全部的出身。
村里人都说，老邵家五个闺女，前面的四个都是平地上的土疙瘩，只有老五，是一只从这个穷山沟里飞出去的金凤凰。
金凤凰飞走的那天，没人知道她落进了什么样的网里。
一
时间倒回2009年11月15日。
杭州，西湖区，世纪新城。这座建成于2000年代初的住宅小区，在当时算得上是杭州城内体面的住所。
邵慧宁的公寓在某一栋楼的十层，不大，两室一厅，但装修精致。
客厅里铺着实木地板，沙发上搭着一条浅咖色的羊毛毯，茶几上摆着一只水晶烟灰缸，干净得像是从没用过。
厨房的水槽里泡着一只碗，碗底残留着隔夜的粥渍。
冰箱门上用磁铁贴着一张便利贴，上面记着一个温州的手机号码。
号码没写名字，但笔画用力，最后一笔在纸的边缘划出一道浅浅的凹痕。
那天是周日。小区里的住户大多在家休息，电梯上上下下，一楼大厅的监控摄像头闪着红灯。
上午九点四十分左右，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小区门口。
车上下来一个中年男人，穿着深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整齐，戴着一副无框眼镜。
他走路不快，步子稳，像是习惯性地控制着自己的节奏。
如果有人在小区门口遇见他，大概会觉得这是个体面的、事业有成的中年男人，也许是哪个单位的领导，趁周末来杭州看看房子或者会会朋友。
没有人多看他一眼。
他刷卡进了单元门——他有门禁卡，这说明他不是第一次来。
电梯上到十楼，他走到1002室的门口，没有按门铃，掏出了钥匙。
门开了。
屋里的暖气开得很大，一股温热干燥的空气扑面而来。
邵慧宁穿着家居服坐在沙发上，头发随意地扎在脑后，膝盖上摊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看到来人，她没起身，只是抬了抬眼皮，嘴角动了一下，算是笑了。
“来了？”她说。
“嗯。”谢再兴把夹克脱下来，搭在玄关的衣架上，换好拖鞋，走进客厅，在她对面坐下。
这是他们相识的第九年。
九年前，三门县一场活动的开幕式上，23岁的邵慧宁是台上的主持人。
她穿一件红色的套裙，头发烫成大卷披在肩上，站在麦克风前面，声音清亮得像山涧的水。
台下坐着县里大大小小的领导，其中就有当时的县委副书记谢再兴。
谢再兴那年38岁，比邵慧宁大十五岁。
他从台州师专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被台州市组织部选中，成了一名年轻的党政干部。
他长得斯文，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在满是粗犷嗓音的官场里显得格外不同。
很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儒雅”——这个词用在基层干部身上不多见，但谢再兴担得起。
开幕式结束后的晚宴上，邵慧宁端着酒杯来敬酒。
她喝酒很爽快，一口干，喝完冲谢再兴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让人很难忘记——不是那种官场应酬式的客气微笑，而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带点少女羞涩的笑。
谢再兴回了她的酒，问了一句：“小邵是哪里人？”
“三门本地的，农村出身。”
“农村出来的姑娘能到这个位置，不容易。”
邵慧宁又笑了一下，这次没说话。
这一天的相遇，在当时看来平淡无奇。
县里的活动那么多，漂亮的女主持人那么多，领导一句客气话那么轻飘飘。
但后来回头看，这一天像是一扇门被推开了一条缝，门里透出的光，最初是温暖而诱人的。
二
2002年，邵慧宁被调到三门县县委办公室工作。
从乡镇到县委，这一步跨得不算小，但也不算离谱——她年轻、能干、形象好，在基层锻炼了两年，表现突出，调到县委是顺理成章的事。
只是顺理成章的事，有时候也是精心安排的事。
县委办公室是个讲究层级和规矩的地方。
新来的人要从最基本的做起，接电话、收文件、整理会议记录。
邵慧宁做得很好，她聪明，学得快，而且有一种让人舒服的分寸感——对上级恭敬但不卑微，对同事热情但不逾矩。
她长得漂亮，但从不在工作上利用这份漂亮。
谢再兴时任三门县委副书记，分管党群和政法工作。
他和邵慧宁的办公室在同一层楼，走廊的两头。
每天上班，他从东边来，她在西边进，中间隔着一条铺了灰色地毯的走廊。
但县委大院的格局很小，抬头不见低头见，会议、文件、汇报、协调，总会有交集。
最初是工作上的接触。谢再兴让她整理一份材料，她连夜做完，第二天一早放在他桌上，里面夹了一张便条：
“谢书记，材料已完成，请您审阅。如有不妥之处，我随时修改。”
字迹工整，措辞得体。谢再兴看了便条，没有多想，只是觉得这个年轻人做事靠谱。
后来接触慢慢多了起来。邵慧宁有时候加班晚了，会发条消息问谢再兴要不要带夜宵。
谢再兴有时候也顺手把一些不需要秘书经手的材料交给她处理。
这种上下级之间的默契在机关里很常见，不引人注意，也不会让人多想。
但在某个时间点，这条工作关系的边界被不经意地越过了。
没有人能说清楚具体是哪一天、哪件事、哪句话。
也许是某次出差途中，两人坐在车后座，肩膀靠得很近；也许是某次饭局后，他送她回宿舍，在楼下多站了一会儿；
也许是某条深夜发出去的消息，内容已经从工作变成了“今天心情不太好”。
2003年，他们正式成为了情人关系。
这个时间点是根据后来的案卷材料倒推出来的。
两人交往了七八年，如果从2003年算起，到2009年案发，确实是七年多。
在谢再兴后来的供述中，他称邵慧琳“为人大气，非常聪明，善解人意，偶尔耍点小性子，但只要稍微哄一哄就好了”。
这评价听起来像是在说一个不错的员工，或者一个讨人喜欢的宠物，唯独不像在说一个爱了七年的女人。
但那时的邵慧琳不这么觉得。
后来有人在她的遗物中找到了一本日记。黑色封皮的笔记本，A5大小，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有些页面上有水渍，不知道是茶水打翻了，还是眼泪落在上面。
日记里没有直接写她和谢再兴的关系——她很谨慎，知道有些话落到纸面上就是永远的隐患。
但有一些句子，像是透过厚厚的窗帘漏进来的光，让人隐约看得到里面的阴影。
“他说他会处理好所有的事，让我再等等。”
“今天他老婆打电话来，他在电话里说他在开会。我就在他旁边，听着他面不改色地说谎。那一刻我说不清是什么感觉——说不上难过，也说不上痛快，就是觉得这一切很荒谬。”
“又一年了。”
三
2005年，谢再兴被提拔为三门县县长。同年，邵慧琳被提拔为三门县团委书记。
团县委的办公室在三楼，县长办公室在四楼。
从她办公室的窗户往上看，能看得到他办公室的灯光。
有时候晚上加班，她抬头看一眼那盏灯亮着，就会发条消息过去：“还在忙？”有时候他回一个“嗯”，有时候回“马上来”。
两人的关系在同事之间已经不是秘密。
县政府大院里，保洁阿姨都能看出来——县长和团委书记“关系不一般”。
有人说看到谢县长的车半夜停在邵慧琳楼下，有人说在杭州出差时看到两人手挽手逛商场。
这些传言在机关食堂的饭桌上被压低声音传递，配着心照不宣的眼神和意味深长的停顿。
但没有人在台面上说。
为什么不说？因为说了也没用。
谢再兴是县长，邵慧琳是团委书记，两人的工作能力和政绩都拿得出手，私生活的事，只要不出事，谁也不会去捅那个马蜂窝。
更何况，谢再兴在公开场合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他在廉政会议上讲话，要求全县干部“管好自己的生活圈、社交圈”，说得掷地有声，下面坐着的干部们听了，鼓掌鼓得很整齐。
到了2006年，这对情人的关系在县里已经“太显眼”了。组织上对这种事从来不会明说，但调动的通知会说明一切。
邵慧琳被调往杭州工作，挂职浙江省委老干部局副处级干部。谢再兴被调往温州，出任瓯海区委书记。
两座城市，四百公里。
对于一段婚外情来说，距离常常是终结的开始。见面少了，电话短了，新鲜感没了，剩下的大概只有麻烦。
但谢再兴和邵慧琳的关系没有随着距离而降温，反而在两地奔波中找到了某种奇怪的平衡。
邵慧琳定居杭州。谢再兴在西湖区的世纪新城给她买了一套公寓——就是后来案发的那套。
每到周末，谢再兴从温州驱车北上，四百公里的高速公路，开四个多小时，到杭州时常常已是晚上八九点。
他有一套固定的路线：从瓯海区政府出来，上高速，经温州大桥，沿甬台温高速一路向北，到杭州绕城高速下，再经天目山路到世纪新城。
这条路他走了不知道多少遍，熟悉到哪一段有测速摄像头、哪个服务区的厕所最干净都一清二楚。
谢再兴的司机后来在接受调查时说：“谢书记每个周五下午一般都不安排重要工作，有时候下午两三点就走了，说是去杭州开会。但纪委后来查过，那段时间杭州根本没有需要他参加的会议。”
到了杭州，谢再兴就像一个普通的周末来陪女朋友的中年男人。
他们在公寓里吃饭——邵慧琳学会了做几个菜，红烧排骨、清炒时蔬、番茄蛋汤，都是些家常口味。
谢再兴吃得很香，说比食堂好吃多了。饭后两人窝在沙发上看电视，有时候看新闻，有时候看电视剧。邵慧琳会靠在他肩膀上，安静地待很久。
有一年冬天，杭州下了很大的雪。邵慧琳拍了一张窗外雪景的照片发给他，附了一句话：“你要是来就好了。”
谢再兴当时正在开常委会，手机震了一下，他低头看了一眼，没有立刻回。等开完会回到办公室，他关上门，拨了邵慧琳的电话，说：“周末我来。”
这种时刻，邵慧琳大概觉得自己是被爱的。
但爱的背面，是永远无法摆在台面上的身份。谢再兴的妻子长期在台州生活，患有抑郁症和乳腺癌，身体一直不好。
谢再兴曾向妻子提出过离婚，但邵慧琳知道这件事后反而劝他：“等嫂子的身体好一点再说吧。”
这句话听起来大度得不像一个情妇能说出来的。
但在当时，邵慧琳的算盘很清楚——她不做那个逼宫的女人，她要让谢再兴觉得亏欠她。
亏欠是一种比爱情更牢固的债务，它不会随着激情褪去而消失，反而会在每一次见面中被反复提起、反复确认。
她用这种方式，把这段关系的主动权握在了自己手里。
四
2009年，邵慧琳32岁。
这个年龄在农村已经是“老姑娘”了。邵慧琳的父母每次打电话都要催婚，四个姐姐也轮番上阵，问她到底打算怎么办。
邵慧琳支支吾吾，说“正在谈”“快了快了”，但从来不把男朋友带回家。
她不是不想带，是带不了。
这一年，她开始认真和谢再兴谈“转正”的事。“你再不离婚，我就老了，”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不重，甚至带着笑，“老了就没人要了。”
谢再兴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他说：“我老婆早就知道你的存在，她为了保全家庭一直忍着你，从来没找过你麻烦。你就当给她留个名分吧。”
这是邵慧琳第一次清晰地听到“名分”这个词。她听懂了——他老婆有名分，她没有。
这个局面的不公，她早就知道，但亲耳从他嘴里听到，感觉还是不一样。
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关了灯，坐到凌晨两点。茶几上放着一杯凉透了的茶，她拿起来喝了一口，苦得皱眉。
真正让事情急转直下的，是另一个女人的出现。
邵慧琳听说谢再兴在温州有了新欢。据说是当年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姑娘，被安排到了瓯海区的某个单位，人长得漂亮，年纪比邵慧琳小七八岁，全身散发着新鲜的气息。
邵慧琳一开始以为是传言。她问谢再兴，他否认。
但女人的直觉有时候比证据还准，她在他的手机上看到了一条没来得及删除的消息，内容不长，但几个字就足够让她心沉到底。
“哥，今天谢谢你，想你。”
她没有当场发作。她把那行字记在心里，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像用刻刀往骨头上刻。
等回到自己的公寓，关上门，她才把手机摔在地板上。
摔了，又捡起来。捡起来，又摔了一次。
手机屏幕碎了，像蛛网一样裂开，中间是她的脸，扭曲在裂纹里。
第二天，她打电话给谢再兴，语气出奇地平静：“听说你那边有个小姑娘，什么情况？”
谢再兴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下，语气轻松：“什么人又在你面前嚼舌根了？没有的事。”
“我不管有没有，”邵慧琳的声音没有任何波动，“你让她来杭州，我们三个人当面说清楚。我可以不逼你离婚，但我不能容忍另一个女人存在。”
这个要求当然不可能被满足。谢再兴拒绝了，邵慧琳的态度随之强硬起来：
“那我去温州，到你们单位门口，让所有人都看看瓯海区委书记是个什么样的人。”
谢再兴被这句话逼到了墙角。他知道邵慧琳不是一个会虚张声势的人——这个女人在体制内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知道什么叫“分寸”，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把“分寸”扔掉。
一旦她把事情闹到温州，他的仕途就完了。
为了安抚她，谢再兴在杭州给她买了第二套房，又送了一辆宝马。可车子房子对邵慧琳来说已经不够了。
她要的不是物质补偿，是某种情感上的确认——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答案：
这么多年，你对我是认真的吗？还是我只是一件用了八年的旧衣服，现在要换季了？
她问得很直接，得到的答案更直接。
谢再兴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用行动表明了他的态度——他把邵慧琳调到温州，给了她一个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驻杭州办事处副主任的职务。
用乌纱帽堵情妇的嘴，这在中国基层官场不算新闻。邵慧琳接受了任命，但还是那句话：“我不满足。”
她的不满足不是因为贪心，而是因为她终于看清了这场交易的实质——她以为她在谈恋爱，其实她在做买卖。
八年了，她付出了一个女人最宝贵的青春，而对方给出的价码永远是一套房、一辆车、一个职位。她像一只养在金丝笼里的鸟，笼子越来越豪华，但她永远飞不出去。
她在日记里写道：“只要想到他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我就觉得恶心。这不仅意味着我被打入冷宫，更让我的前途变得暗淡。”
这几行字写得潦草，最后的“暗淡”两个字几乎认不出来——笔尖划破了纸，墨水渗到下一页，形成一个黑色的墨团，像一个小小的黑洞，吞噬了所有的光。
五
2009年秋天，邵慧琳竞聘副处级职位失败。
失败的原因，有人说是有人在背后搞鬼——以谢再兴妻子的名义向组织部门投诉，说邵慧琳生活作风有问题。
这个说法无法证实，但邵慧琳自己深信不疑。她觉得这是谢再兴在背后操控的结果，目的就是让她永远出不了头，永远依附于他。
这种被掌控的感觉让她彻底失控。
那天晚上，她约谢再兴到杭州的公寓见面。
她把三份文件摊在茶几上——那是她这些年搜集的谢再兴贪腐的证据，涉及到三门县的土地出让、瓯海区的工程招标、以及他父亲去世时收受的上百万礼金。
每一件事都有时间、地点、人物、金额，详细得像一份政府工作报告。
谢再兴看到这些材料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像一个被突然掀开面具的人。
他努力维持着镇定，但手指不自觉地开始发抖。他把材料翻了一遍，然后抬起头，用尽量平稳的声音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邵慧琳靠在沙发上，双手抱胸，表情冷静得不像是在跟自己交往了八年的男人说话。她一字一顿地说：
“我给你三条路。第一，你离婚娶我。第二，你给我两百万青春损失费，我走人。第三，我把这些东西交出去，你陪我一起死。”
客厅里的空气像被抽干了一样。谢再兴张了张嘴，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你知道这些东西交出去，对你也没好处。”
“我知道。”邵慧琳笑了，那笑容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你以为我还是那个被你随便哄一哄就好的小姑娘吗？我看破红尘了。”
“看破红尘”这四个字，后来被谢再兴在审讯中反复提起。
他说他听到这四个字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害怕，而是一种奇怪的厌恶——他厌恶这个女人竟然敢用这样的语气跟他说话。
八年来，她对他百依百顺，从没说过一个“不”字，他习惯了她的温柔和懂事，习惯了在她面前卸下所有防备。
而现在，她手里攥着他的命门，用“看破红尘”这种词来跟他说话——这个词太危险了，它意味着这个女人已经什么都不在乎了。
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女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
谢再兴答应给她两百万，条件是邵慧琳必须辞去公职，并且从中国消失。
邵慧琳同意了，她在跟家人的最后一次通话中含糊地提到“可能会出国”。
她的大姐后来回忆，妹妹在电话里声音疲惫，像是刚哭过，但语气很坚决，说“姐，你们别担心我，我有自己的打算”。
那是家里人最后一次听到她的声音。
六
2009年11月15日，谢再兴从温州来到杭州邵慧琳的公寓。
根据他后来的供述，两人那天上午并没有激烈的争吵。
邵慧琳的态度比之前缓和了很多，甚至给他泡了一杯茶，坐在他对面，像从前一样平静地聊天。
她问他什么时候把钱给她，他说正在凑。她问他要凑多久，他说快了。
然后她站起来，说去厨房给他下面。
就是这个转身的瞬间，谢再兴做出了决定。
他后来在法庭上说，他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她走。她走了，我的前途就毁了。”
这个念头像一根烧红的铁条，从他的脊椎一路往上蹿，烧穿了他的理智、他的人性、他二十七年仕途积累的所有体面和修养。
他在卧室里找到了一条棉被。
那条棉被是浅灰色的，超市里常见的那种普通被子，邵慧琳买来没多久，还带着洗衣液的香味。
谢再兴把被子从卧室拖出来的时候，邵慧琳正好端着面从厨房出来。她看到被子，愣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开口，被子已经蒙上了她的脸。
面碗摔在地上，碎成几瓣。汤汁溅到地板上，慢慢渗进木地板的缝隙里。面条散了一地，冒着最后一点热气。
后来的事情，邵慧琳不知道了。
根据法医的鉴定和谢再兴的供述，他用了很长时间才确保她不再挣扎。中间他一度停下来，掀开被子看了看她的脸，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要继续。
但当他看到她紧闭的眼睛和嘴角那根因为用力而绷紧的肌肉线条时，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事后，谢再兴在公寓里坐了很久。
邵慧琳的笔记本电脑还开着，屏幕已经暗了，他碰了一下鼠标，屏幕亮起来，显示的是一个空白的文档。
光标在页面顶端一闪一闪的，像是在等他打字。
他没打。他把电脑合上，开始处理现场。
他在厨房里找到了四只塑料袋——两只黑色的、两只白色的，超市购物袋，够大够结实。
他把邵慧琳的遗体分装进去，系好袋口。这个过程他不愿意多谈，只在法庭上说过一句：“我不想回忆。”
七
接下来的四个月，邵慧琳的失踪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波澜。
11月底，有人以邵慧琳的名义向单位递交了辞职信。
辞职信是打印的，没有手写签名，但单位没有深究。
一个干部要辞职，总有自己的理由，况且邵慧琳本来就请了长假，办公室的人都说她“最近状态不太好，经常迟到，有时候干脆不来”。
单位很快批准了辞职，人事档案被转到人才市场，工资停了，工位清了，就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在此期间，邵慧琳的手机关机，偶尔开机回复短信。
她四姐邵素成后来向警方出示了那些短信，内容都是“我在外面散心”“别担心我”“过段时间就回来了”。
短信的语气听起来像是邵慧琳本人的口吻，但邵素成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她从来不叫我的名字，短信里却叫我四姐，这不像她。”
更让邵素成感到蹊跷的是，她给妹妹打电话永远打不通，只能收到回复短信。
她问妹妹在哪里，短信说“在海南”。她说那我过来找你，短信回复“不用了，我过两天就回去”。她问妹妹工作怎么办，短信回复“辞了”。
辞职？
一个农村出身、没有任何背景、在体制内摸爬滚打近十年的女人，没有任何征兆地辞掉了副处级干部的公职？邵素成不敢相信。
她知道这份工作对妹妹意味着什么——那是她花了多少年、付出了多少代价才换来的位置，怎么可能说辞就辞？
她决定自己去杭州看看。
邵慧琳的公寓在世纪新城，邵素成用妹妹之前给她的钥匙打开了门。屋里很干净，干净得不像有人出远门的样子。
衣柜里挂满了衣服，冬天的羽绒服、春秋的风衣、夏天的裙子，整整齐齐地挂在那儿。
梳妆台上的护肤品打开了半瓶，盖子没拧紧，里面还能闻到香味。卫生间的毛巾是湿的，像是刚用过。
案发后勘查现场的民警后来确认，那条毛巾是谢再兴在案发后擦手用的——他在清理完现场后，用那条毛巾洗了手，然后随手搭回了毛巾架上。
邵素成在公寓里翻箱倒柜，在衣柜最底层的抽屉里找到了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没封口，里面是一叠打印纸，大概有七八页，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地写着字，附有表格、日期、金额、证人姓名。
那是邵慧琳这些年搜集的谢再兴贪腐的证据，每一笔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邵素成看了一页就看不下去了。她的手在发抖，不是害怕，是愤怒。
她终于明白了妹妹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不是因为她糊涂，而是因为她太清醒。
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这段关系从始至终都是一场交易，她只是在最后关头，把筹码攥在了自己手里。
只是她没来得及出牌。
邵素成没有犹豫。2010年3月26日，她向警方报案。3月28日，她拿着那些材料向浙江省纪委实名举报谢再兴。
一天之后，谢再兴被纪委隔离审查。
八
谢再兴被抓的前一晚，他正在台州临海的家里给儿子办庆功宴。
儿子考上了公务员，这是大事。谢再兴特地让老婆多做了几个菜，红烧肉、清蒸鲳鱼、蒜蓉西兰花、排骨汤，都是儿子爱吃的。
他开了瓶酒，跟儿子碰杯，说：“好好干，以后的路还长。”他老婆坐在旁边，气色不太好，但难得露出笑容。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他第二天从临海赶到温州，刚进办公室就接到了通知：“谢书记，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他没有挣扎，没有辩解，甚至没有问“为什么”。
他站起来，整理了一下桌上的文件，把笔插进笔筒，然后把椅子推回桌下。
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平静得像是去开一个例行的会议。
在审讯室里，他的崩溃来得比他预想的要快。当办案人员把邵慧琳的照片放在他面前时，他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低下头，双手捂住脸，肩膀开始抖动。
“是我干的，”他说，“是我杀了她。”
供述的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他事无巨细地交代了每一个细节，从如何协商三百万分手费，到如何用棉被捂死她，再到如何分装、抛尸、制造假象。
他的声音从一开始的颤抖逐渐变得平稳，甚至到最后带着一种奇怪的专业感，像是在汇报一项已经完成的工作。
办案人员问他：“你后不后悔？”
他愣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寒意的话：“后悔。后悔没有早点处理好这件事。”
他不后悔杀人，他后悔的是这件事没处理好，留下了把柄。
2010年8月3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谢再兴死刑。9月29日下午，谢再兴被执行死刑。
据说他在临刑前的最后时刻，问了一句：“我儿子的案子怎么样了？”
没有人回答他。
尾声
邵慧琳的遗体在东海入口处的瓯江被找到时，已经严重不完整。
打捞队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陆续找到了其他部分。
她的家人最终在殡仪馆里看到了她——不，不能叫“看到了她”，那个白色的担架上盖着白布，白布下面已经没有什么“人”的形状了。
她的四姐邵素成没有去认尸。她后来对记者说：“我不想记住她最后的样子，我想记住她活着的样子——那个站在台上、穿着一身红裙子的漂亮姑娘。”
邵慧琳的公寓被查封了。法警在清理现场时，在她卧室的床头柜里找到了那本黑色封皮的日记本。
日记的最后一页只有一句话，字迹潦草得几乎无法辨认，但用力极深，笔尖把纸戳穿了十几个小洞，像是用刀一下一下扎进去的：
“我要赢。”
她没有赢。
瓯江的水还在流，从温州往东海的方向，不分日夜，不辨悲喜。
四百公里的距离，曾经是一个男人开车来看一个女人的路。
如今那辆黑色轿车再也不会开上那条高速了，那个小区门口的监控摄像头也再也拍不到那个穿着深色夹克、戴着无框眼镜、步子稳稳当当走进来的中年男人。
那个金丝笼空了。风吹进去，又从另一头吹出来，什么也没带走，什么也没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