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二年，七月中，銮驾离应天府，沿运河继续南下。
楼船驶离南京码头，将商丘的喧嚣与短暂的市井考察抛在身后。运河两岸的景色逐渐变得开阔，稻田绵延，水网密布，但空气中那份属于帝国腹地的沉闷与压抑，似乎并未随着地理位置的南移而消散，反而在銮驾内部，酝酿着更为微妙难言的波澜。
赵佶在应天府盘桓数日，山水之乐似乎并未完全浇灭他内心深处那点不甘寂寞的火星。随着船队启程，这位太上皇似乎从游玩的兴奋中冷静下来，重新变回了那个略带疏离、时而陷入沉思的老人。他依旧会凭栏远眺，但目光不再单纯追逐景致，偶尔会扫过随行官员的队伍，掠过儿子赵桓与陈太初低声交谈的身影，眼神深处，闪过一丝难以捕捉的复杂情绪。
他看似已放权，安居太上之位，但数十载帝王生涯浸淫出的权术本能，早已融入骨髓。岂能真正甘心只做一个吟风弄月、无所事事的富家翁？尤其当他看到陈太初与儿子日渐默契，一系列关乎国本的变革正在悄然布局，而自己这个“父皇”的影响力似乎正被逐渐边缘化时，一种若有若无的失落与掌控欲便悄然滋生。
这种影响，并非通过直接的命令，而是以一种更隐晦、更致命的方式体现——人事。
船舱内，赵桓时常独坐，对着一份官员考核升迁的名单眉头紧锁。名单上，几个名字被朱笔圈了又圈，擦了又擦，显出其内心的极度挣扎。其中，尤以“李彦邦”最为棘手。此人是赵佶在位时颇为赏识的旧臣，擅长诗词歌赋，工于逢迎，但在实干方面却乏善可陈，且与一些声名不佳的勋贵过往甚密。按照陈太初与何栗正在拟定的新考核标准，此人绝无升迁可能，甚至应予调闲。
然而，就在昨日，赵佶在与儿子闲谈时，仿佛不经意地提了一句：“听闻李彦邦近来颇知上进，其子亦颇有才名。如今朝中正值用人之际，似这等知根知底的旧人，用起来总比那些不知底细的新晋要稳妥些。” 语气温和，却像一根无形的线，牵动了赵桓那根敏感而优柔的神经。
一边是父皇看似随意的“建议”，代表着孝道与旧日权威的提醒；另一边是陈太初等人秉持的“新政”原则，关乎吏治清明与国运未来。赵桓如同站在跷跷板的中央，左右为难，每一种选择都伴随着巨大的压力和不确定性。他本性缺乏决断，尤其在面对至亲施加的软性压力时，那种希望所有人都满意、避免冲突的倾向，让他倍感痛苦。船舱内，烛光映照着他苍白而焦虑的脸，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发出烦闷的声响。
陈太初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了然，却并未急于点破。 他深知，赵佶这种根深蒂固的影响力，绝非一次谈话、一道诏书所能清除。它源于数十年的积威，源于赵桓性格中的弱点，更源于那个尚未被根本触动的、供养着庞大既得利益集团的旧体制。
夜色渐深，船队泊于符离古渡。此处曾是南北要冲，兵家必争之地，如今虽略显荒凉，但码头规模犹在，依稀可见往日繁华。月光如水，洒在寂静的河面和古老的栈桥上，远处几点渔火，更添几分凄清。
赵桓与陈太初并肩立于船头，望着月光下符离渡的轮廓。赵桓忽然叹了口气，声音带着疲惫：“元晦，有时朕真觉得，这皇帝做得… … 甚是窝囊。看似九五之尊，实则处处掣肘。就连用一个人，都难得自在。”
陈太初目光掠过荒废的营垒遗迹，缓缓道：“陛下所感，并非虚妄。然此掣肘，非仅在人，更在制度。” 他指向黑暗中隐约可见的旧日烽火台，“譬如前朝在此驻军，若军纪涣散，将领贪墨，纵有雄关险隘，亦难挡外侮。杀一两个贪将，换一批兵卒，若根本的粮饷、升迁、监督制度不变，不过旋踵即复，甚至变本加厉，因后人已知漏洞所在，贪腐只会更加隐蔽。”
他转回头，看着赵桓，语气沉静却锐利：“太上皇之影响，亦是此理。其所以能影响陛下，皆因旧制赋予其超然地位与无形权威，更因朝中仍有大量依循旧规、指望‘圣心’而非‘法度’获利之人。若新政能成，官员升黜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考核透明，监督有效，则纵有十位太上皇‘建议’，亦难动摇一名合格官员的升迁，更难以私意安插不合格之人。届时，陛下之权，非被削弱，反因摆脱了人情掣肘与琐事纠缠，而更加稳固、超然。”
赵桓怔怔地听着，河风拂面，带来一丝凉意。陈太初的话，像一把钥匙，试图打开他心中那把被旧观念层层锁住的枷锁。他明白，陈太初所指的，不仅是李彦邦，更是那个盘根错节、让他倍感无力却又隐隐依赖的旧体系。
“只是… … 谈何容易。”赵桓喃喃道，目光投向南方，那是黄山的方向，“但愿此次黄山之行，能让父皇真正寄情山水，少问政事。” 这与其说是期望，不如说是一种无奈的祈祷。
陈太初默然。他知道，让一位权力欲未泯的太上皇彻底放手，绝非易事。艺术细胞能否被激发尚在其次，关键在于，能否通过新政的逐步推行，从根本上削弱其干预朝政的渠道与影响力。这注定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博弈。
楼船在符离古渡轻轻摇晃，河水拍打着船舷，发出规律的轻响。月光下，两位帝国最重要的掌舵者，一个心怀忧虑与期待，一个目光坚定而深邃，共同望着南方的夜空。那里，有风景秀丽的黄山，也有等待着他们的、更加复杂的政治局面。
前方的路，依然迷雾重重。
而符离古渡的这一夜，
只是这场静默交锋中的…
一个微小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