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三年，七月初，流求，基隆港，总督府书房。
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透过半开的轩窗，吹动了书案上堆积如山的账册页角。染墨独自坐在宽大的花梨木书案后，面前摊开的不是海图或军报，而是一本墨迹犹新的总账。窗外，港口特有的喧嚣——号子声、铁链声、帆缆摩擦声——隐约传来，但书房内却异常安静，只有染墨指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以及他偶尔发出的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
他的眉头紧锁，目光在“岁入”与“岁出”两栏巨大的数字间反复逡巡，最终停留在那个触目惊心的“亏空”数额上。两百三十万贯。 这个数字，像一块冰冷的巨石，压在他的心头。这便是赔付左渡白玉娘船队巨额损失后，流求总督府账面上出现的窟窿。
染墨的思绪不由得飘回数年之前。当年秦王殿下决意建立这套覆盖主要航线的有偿护航体系时，阻力何其之大。诸多海商认为这是变相加税，朝廷旧党斥其为“与民争利”。初始费率定得极低，庞大的舰队维持、港口建设、人员饷银，如同无底洞，每年都是巨额亏损，全靠秦王从四海商社其他利润中暗中补贴，才勉强支撑。直到天佑元年，随着航线日益繁忙，投保船只几何级数增长，规模效应初显，加上几次成功剿灭小股海匪带来的威慑效应降低了赔付率，账目才终于艰难地实现了收支平衡。及至天佑二年，甚至有了些许盈余。那两年，是他和流求上下最为扬眉吐气的时光，仿佛看到了这条以商养防、以防护商的新路，已然铺就金光。
然而，左渡这一次惨重的损失，如同一记闷棍，将刚刚积累起来的家底几乎掏空，更是对这套体系信誉的沉重打击。染墨仿佛能看到，那些原本就对护航制度心存疑虑的海商们，此刻正如何议论纷纷，甚至可能开始动摇。
“大人，” 门外传来书记官小心翼翼的声音，“这是本月各港口的护航费收入简报，还有……几大商号询问赔付进度的函件。”
染墨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沉声道：“进来。”
书记官将一叠文书放在案头，偷眼觑了下总督阴沉的脸色，不敢多言，悄声退下。染墨拿起那份简报，数字依旧可观，但与那笔巨大的赔付相比，仍是杯水车薪。他苦笑一下，殿下说得对，若流求仅靠护航收费度日，那这总督府与寻常的关卡税吏有何区别？风吹草动，便有倾覆之危。
他起身走到墙边那幅巨大的南洋海域图前。目光越过流求，投向更南方的吕宋群岛，以及那片星罗棋布、被称为“千岛海域”的广袤区域。据逃回的船员描述，那伙神秘海盗的巢穴，可能就隐匿在那片迷宫般的岛屿之中。数千个岛屿，大小不一，植被茂密，水道错综复杂，别说藏几艘船，就是藏一支军队也绰绰有余。在那片广阔而陌生的海域搜寻一股精于隐藏、来去如风的海盗，无异于大海捞针。染墨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感。此刻，他才愈发体会到，当年秦王殿下在流求时，为何一再强调“内修政理，固本强基”远胜于“外逐寇盗”。自身不够强大，即便知道敌人在哪，也可能徒呼奈何。
与此同时，开德府秦王府。
陈太初也收到了染墨的详细报告以及琉球财政吃紧的呈文。他并未显露出过多焦虑，反而在回信中给予了明确指示和坚定支持：
“染墨吾弟：账目已知，毋庸过虑。赔付之事，关乎信诺，关乎体系存续，必须足额、及时，分文不可省！ 短绌之数，可由四海总号先行调拨垫付，务必稳住海商之心。流求之重，不在岁入几何，而在其为海上枢纽、技术尖锋、新制试验之田。护航收费，仅为手段，绝非目的。汝当聚焦于船厂新舰之研发，火炮射程精度之提升，海图测绘之精进，乃至探寻吕宋以东未知之地、新种作物。此等方为立身之本，长久之利。海盗虽猖獗，然彼在暗，我在明，不可浪战。当以巩固航线、升级武备、广布耳目为先，静待其再现踪迹，谋定而后动。”
陈太初的冷静与远见，如同一根定海神针，稳住了染墨有些慌乱的心神。是的，不能自乱阵脚，必须按照殿下指引的方向，先夯实自身。
而在广阔的航线上，劫案之后的影响也在悄然显现。
令人略感意外的是，遭受重创的主要是白玉娘那样装载高价值、大宗货物（如白银）的专运船队。而另一种更为常见的散货船，即那些往来于各港口之间、承运零散商品、规模较小的私人或合伙商船，此次却大多安然无恙。这些散货船为了最大化利润，通常将货舱空间利用到极致，自身也配备了一定的武装，虽然多是流求海军淘汰下来的旧式笨重火铳和碗口炮，自卫能力有限，但胜在数量众多、目标分散、航行灵活。
分析下来，原因可能有三：一是散货船单船价值较低，不值得那伙装备精良的海盗兴师动众；二是其武装虽落后，但若逼急了拼死抵抗，也会给海盗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和麻烦；三是或许那伙海盗此次行动目标明确，就是针对左渡至泉州这条黄金水道上的“肥羊”，以求一击必中，获取最大利益，尚无暇顾及这些“小鱼小虾”。但无论如何，这种差异，也为未来的护航策略提供了新的思路——是否需要针对不同价值、不同风险的船队，制定差异化的护航方案和费率？
视线转回汴梁朝堂。
表面的波澜之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关于登州遇袭、左渡被劫的奏报，自然也在朝中引起了议论。然而，更引人注目的，却是另一件看似与此无关的“旧案”——前参知政事秦桧的最终处置结果，终于尘埃落定。
最终定论是：秦桧纵子行凶、治家不严，革去一切官职爵位，责令其闭门思过。至于其担任宰执期间，御史台弹劾其贪墨受贿、结党营私等累累罪状，竟大多以“查无实据”或“事涉模糊，难以深究”为由，轻轻放下了。除了那个因杀人偿命而被下狱处决的儿子，秦桧本人竟得以保全性命，仅以“致仕”之名，赋闲在家，依旧享受着富家翁的生活。
这一结果，让许多期盼严惩奸佞的朝野清流大失所望，却也似乎在许多老于世故的官员意料之中。树大根深，盘根错节，想要彻底扳倒一位曾经位极人臣的人物，谈何容易？这背后不知经历了多少隐秘的交易和妥协。
消息传到开德府，陈太初听完陈安的禀报，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脸上无喜无悲，仿佛早已料到如此。他深知赵宋皇室对待士大夫的“宽仁”传统，也明白旧党势力在朝中的根基之深。秦桧能全身而退，与其说是他的幸运，不如说是旧有秩序强大惯性和自我保护能力的体现。
然而，远在汴梁的何栗，却没有这般淡定。在给陈太初的私人信函中，这位力求革新的宰相，字里行间充满了愤懑与无奈：
“……元晦兄台鉴：秦桧之事，竟如此了结，实令人齿冷！其罪证斑斑，岂是‘查无实据’四字可掩？如此处置，纲纪何存？法度何在？朝中诸公，竟无一人敢执言力争！可见积弊之深，阻力之大！每思及此，栗未尝不扼腕叹息，深感独木难支。新政每推进一步，皆如逆水行舟，暗礁重重。望兄在濮阳，亦早作筹谋……”
陈太初读完信，轻轻将信纸折好，放入一个专用的匣中。何栗的牢骚，他理解，但这正是改革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扫清几个贪官容易，想要撼动滋生贪官的土壤和规则，却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坚韧的耐心、以及……更强大的实力和更恰当的时机。
海上的威胁，朝中的暗流，财政的压力……
这一切，都如同浓重的迷雾，笼罩在前路。
但陈太初的目光，却似乎穿透了这重重迷雾，
落在了更远的地方。
他知道，真正的较量，
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