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当时她已经回国了，你就该趁机澄清，说已经跟她分手了。哪怕现在她是带着新交的男友和小孩回来，那也不至于再给你戴上这么大顶帽子。”梁言这么说着，嘴角有点抑制不住地往上扬，说他差点要笑出来也不为过。
马丁有点窘迫，听到之后没有立刻接话，脸都快涨红了。
他想了想，然后放下咖啡杯，承认自己确实没考虑到这一层，当时喻音回国的事情发生得突然，他也没想到该怎么处理对外那层关系，后来时间久了，大家习惯了那套说法，他自己也没上心，忘了早晚得有个收尾。
马丁坐在椅子上想了一会儿，又看了梁言一眼，说：“现在怎么办？”
语气里带着一种自己也没想好说法的意思。
梁言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几步，他说：“你先别急着公开，你先想想怎么把这件事控制住，至少要让他们知道传的那些消息是不对的，但目前你这个身份确实不太方便直接开口解释。如果你现在站出来说喻音早就不是你的女朋友了，大家的第一反应不是你澄清了一个误会，而是会觉得你在为自己保留尊严和替别人打掩护。”
马丁靠在椅背上，把他的话想了一遍，然后点了点头，说：“我想办法吧。”
梁言说：“我在国内处理舆论的时候从来不需要自己开口，这样会显得自己很在意，舆论中心的人亲自出面解释并不是最好的公关手段。你找几个在公司能说得上话的，借他们的口去帮你澄清。”
之后马丁找了自己公司里几个核心的高层单独聊了聊。
他选的人不多，两三个人，都是跟了他很久、平时口风比较紧，管理者的身份又在员工们心里有点份量。
他坐在办公室里，跟他们说外面那些传言他都听说了，但事情不是大家想的那样。他解释的方式是先从自己和喻音的关系说起，提到那层“情侣”的身份很早就已经解除了，只是一直没有正式对外说，因为喻音本人那几年不在公司，没必要特意提这件事来影响大家对她的印象。
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正常，既不恼火也不慌乱，只是陈述事实，而那几个高层听完之后也没有追问太多，他们跟马丁合作多年，对一些事情的敏感度比其他员工要高，知道有些话点到为止就行，没有必要深挖。
两天之后，那几位高层管理人员开始在内部跟各自熟悉的同事聊起这件事，说法跟马丁说的差不多，内容提炼下来就是“喻音和马丁的关系早就不是大家以为的那样了，是以前的事，现在各自有各自的安排。”
几个版本的说法互相之间没有明显的矛盾，内容基本一致，慢慢的公司内部的讨论风向开始有了一些变化。
与此同时，马丁在员工会议上做了一件事。
他没有特意提起传言，也没有在公开场合澄清什么，只是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让梁言站起来说几句。
这是梁言入股之后第一次在全员面前正式讲话，他站在前面，用英语表述了一些关于公司最近几个月项目进展的总结，和下一步的规划方向。他说完之后问了几个部门的情况，又回答了两位同事关于明年展会安排的提问。整个过程大概十分钟，期间他也提到了马丁在项目执行层面发挥的作用，说公司能迅速扩大到如今的规模，离不开马丁在本地多年的积累和经验。
他提到马丁的时候语气是合伙人之间在工作上互相认可的那种语气，也带着极度的尊重。
散会之后大家陆续走出会议室，在走廊里一边走一边低声聊着会上的信息。
有人说“那个新股东讲得挺清楚”，也有人注意到他在发言的时候明确认可了马丁对公司的掌控权，这个细节在之后几天也成了内部茶水间讨论的内容。
几天过去，当初那些“做空吞并”的传言已经没什么人提了，偶尔有人说起海德堡的事，也会被旁边的人补一句“人家本来就是一起来的，孩子是他们的，那跟马丁有什么关系。”
马丁那天下班之后给梁言打了个电话，说事情算是暂时稳住了，至少公司内部不会再有人当面议论了。
梁言打趣道：“议论你倒是没什么，主要是不想喻音在公司被人指指点点。我之前一直觉得欧洲人比较有边界感，一般不会私下讨论同事之间的八卦，没想到啊……”
“哎，是人都有好奇心，这跟是哪里的人没有关系。”
隔天马丁在公司茶水间碰到了喻音，她正站在咖啡机前面等水热，两人正常打招呼，什么也没改变。
她对于这场乌龙事件倒是没多大的反应，很符合她一贯不在意别人眼光的作风。
再后来这件事在公司里就彻底翻篇了，新入职的员工不知道有过这段插曲，老员工偶尔提起也不会当回事。
茶水间的气氛恢复了日常，临近下班的时候有人问“明天要不要一起去集市”，旁边的同事说“可以。”
然后各自回了工位，日子就像被一阵风吹皱又恢复平整的水面一样，看不出曾经起过什么波澜。
六月的法兰克福正式入了夏。
气温不冷不热，白天二十度出头，穿一件短袖加薄外套刚好。
天黑得晚，晚上八点半了天还亮着，窗外那棵树的影子在夕照里拉得长长的，铺在客厅地板上，风从阳台穿进来的时候带着白天日晒后残留的暖意。
梁政屿的户外活动开始变多了，幼儿园的日程表上安排了更多的室外时间，有时上午就带着孩子们去附近的小公园，有时下午会在院子里铺开垫子做游戏。
周末梁言和喻音也开始带他去外面接触大自然。第一周去了法兰克福周边的一座小山，坡度不算陡，沿着修好的步道慢慢往上走大概四十分钟就能到山顶，山上有一个观景台，能看到远处城市的天际线和脚下绵延的森林。
梁政屿自己走完了大半程，中间在路边的长椅上歇了一会儿，喝了两口水又站起来接着走，也没喊累。到了顶上他趴在栏杆上往下看，远处的楼群小得像积木，他看了好一会儿，转头跟梁言说：“爸爸，这么看那些房子好小。”
梁言站在他旁边，顺着他的视线看了一眼，说：“是的，是因为你站得高了，俯视下去任何东西就会变小。咱们小屿今后也是要站在高处的。”
梁政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后来几周他们又去了两次露营。第一次选在法兰克福郊外一个设施齐全的营地，有固定的帐篷区、公共厨房和淋浴间，梁言他们带了睡袋和充气垫，租了一顶现成的帐篷。梁政屿看到帐篷支起来之后就跑进去在里面打滚，把自己的小枕头和小毯子都搬进去摆好，又出来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看旁边的人烧烤。
傍晚的时候营地里升起了好几处炊烟，各种食物的气味混在空气里，有人放着音乐，声音不大，混在风声里忽远忽近地飘着。梁言在公共厨房那边煮了一锅简单的面，端回来分到三个碗里，梁政屿端着碗坐在帐篷门口的垫子上吃，吃一口抬头看一眼天，天边的云层正从浅橙色过渡到淡紫色，颜色一层一层地变着，像是有人正慢慢地换着灯罩。
他看了几秒又低头继续吃面，吃到一半放下筷子，用德语说了一句“这里真好”，声音很小，像是自言自语。
梁言听到了但没有回应，只是笑了笑后继续吃自己碗里的面。
喻音这段时间还给梁政屿报了几个培训课，一周两次的游泳课和一次网球课。
游泳课在幼儿园附近一个室内游泳馆，梁政屿第一次下水的时候还有点紧张，两只手紧紧抓着池边的扶手，教练是个年轻的德国姑娘，蹲在池边跟他说话，慢慢地松开了他的手指。他趴在浮板上踢了几下水，慢慢地开始往前划，虽然动作有点乱，但至少能不沉下去。
上完网球课回来的时候他通常都是满身汗，坐在车后座上靠着窗户闭着眼，手里还拿着那瓶没喝完的水，到家之后洗完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又能精神起来，在客厅里跑来跑去地找他的玩具。
到了六月底，幼儿园闭园放了暑假。
通知发下来的时候梁言看到那张纸上的日期写着“闭园约六周，八月上旬重新开园。”
他把那张纸贴在了冰箱门上。
那几周莫女士的消息发得比平时勤了不少，他们太想这个小家伙了，三天两头给梁言发信息问“潼潼放假了，你们什么时候带他回来？”
有时候直接给梁言打电话，说奶奶想重孙了。
梁言接着那一通又一通的电话，通常都说“还没定时间，再看。”
他和喻音后来认真地聊到这次暑假的安排。
这天晚上梁政屿睡下之后两个人坐在客厅里，梁言先开了口，说北京那边一直问，想让我们暑假回去。
喻音说：“我知道，这两天莫女士也给我发消息了，让我赶紧把回去的日子定下来，他们好提前在家里准备。”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梁言先说出了自己的考虑：“小屿在德国一共就只待三年，现在已经过去快一年了，剩下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其实也做不了太多事。我想趁着在这边的时候带他去周边其他国家走走，哪怕不跑远，去一两个相邻的地方看一看也好，小孩子，多带他出去开开眼界总是好的。如果我们在这边待三年，连附近几个国家都没去过，感觉有些可惜。”
他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你说呢？”
喻音低头想了一会儿，说：“行，那今年暑假我们就留在法兰克福。”
“我妈那边我跟她说，让她别惦记，我们等过年再回去。”
两人就这么定了下来。
当天晚上梁言给莫女士打了电话，把决定跟她说了。他说暑假就不回了，打算趁这段时间带梁政屿出去玩一玩，等下次假期再回去。
莫女士在电话那头惋惜了很久，反复争取后发现梁言根本不松口，也没办法了，过了一会儿带着略微的怒气说：“行吧，你们自己安排。”
梁言连忙放软语气说了几句好话，把身边的梁政屿捞了过来。
“快，奶奶生气了，快哄哄奶奶。”
梁政屿带着奶声帮腔：“奶奶，我知道您想我，但是我想要出去玩儿，等我过年再回来看你好不好？”
“奶奶最好了。”
“我最爱奶奶。”
“……”
莫女士没招了，只能连声答应。
至此，梁政屿的假期正式开始了。
梁言和喻音带着他走了一趟周边的几个国家。没有做太详细的规划，订了大致的方向和第一站的住宿，后面几站边走边看，觉得合适就多停两天，觉得差不多了就继续往下走。
第一站去了荷兰，从法兰克福坐火车过去不到四个小时，梁政屿在车上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窗外的风景已经从德国的丘陵变成了低地平原，大片的草场在日光下铺展开来，中间偶尔出现几道细细的水渠和成群的牛。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待了三天，住在市中心一条运河旁边的公寓里，窗户对着水面，每天早上能看到有人划着小船从窗下经过。梁政屿对运河边的自行车流印象深刻，那些车骑得很快，在人流中灵活地穿行，车铃声响成一片。他自己也试着骑了一次，梁言租了一辆带后座的小型自行车把他放上去沿着运河骑了一段路，经过几座桥和几条街巷，途经一些老建筑和小店铺，沿途的街道看起来跟法兰克福不完全一样，但又说不太出具体不一样在哪里。
之后他们去了鹿特丹，住了一晚，第二天去了小孩堤防看风车。那一排风车沿着河道排开，巨大的叶片在风里缓缓转动，梁政屿仰着头看了一会儿，问喻音那些风车是干什么的。喻音给他解释说以前是用来抽水的，把低地的水排出去，让土地能住人和种东西。梁政屿又看了一会儿，大概觉得那个逻辑说得通，就没有再追问了，蹲在河边把地上的小石子一块一块地捡起来投进水里，看着水面上荡开的圆形波纹。
在荷兰待了大概一周之后，他们坐火车去了比利时。先到的布鲁塞尔，在老城区逛了逛，两人带梁政屿看了撒尿小童的雕像，梁政屿站在雕像前面看了好一会儿，大概在思索一个小男孩站在喷水池上面到底是为了什么。
喻音在旁边给他拍了一张照片，他没有看镜头，正低头研究雕像底座上的水迹。之后他们去了布鲁日，那座小城的水道比阿姆斯特丹窄一些，两岸的房子颜色偏暖，中午的日光落在墙面上泛着一层柔和的光。梁政屿对那里的巧克力店很感兴趣，路过每一家橱窗都要停下来看里面摆着的各种造型的巧克力，看到有做成小动物形状的就会站在橱窗前面多看一会儿。梁言给他买了两块，一块小兔子的形状，一块贝壳的形状，他拿到手之后先尝了尝，尝完之后把小兔子那块包好收进了自己的小书包里，说这块留着回去再吃。
瑞士是最后一站，坐火车进入瑞士境内之后，车窗外的景色开始慢慢地抬升，从平地的田野过渡到丘陵，再过渡到更高一些的山地，绿地开始变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大片灰白色的岩壁和针叶林。
他们在因特拉肯住下，从窗口就能看到远处的雪山，第二天他们坐上缆车到山顶上，缆车缓缓上升的时候能看到脚下的植被在慢慢变化，从深绿色的树林变成浅绿色的草坡，最后变成灰白色的碎石坡和积雪。
他们在瑞士待了一周，梁政屿学会了在点餐的时候先用德语跟服务员交流，对方用英语回答的时候他就切换成英语，偶尔说混了，他自己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到了七月底，他们回到了法兰克福，梁言把窗户推开通风的时候，夏天的热浪从外面涌进来，已经跟走之前不太一样了。
莫女士在微信里给他发了一张照片，是四合院里那棵海棠树开花的照片，满树的粉色映着灰瓦和蓝天。
梁言点开那张照片看了看，没有回复，把手机搁在桌面上就去做晚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