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应堂把事情简单说了一下，便自行离开了，唐哲一人个站在门口，目送李应堂离开。
远处的天边，有一片乌云在慢慢移动，像一只巨大的手掌，遮住了半边天，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像一束束金色的探照灯，照在远处的屋顶上，照在近处的树梢上，照在院墙上的青苔上。可能要下雨了，空气中的湿度明显增加了，闷得人喘不过气来。
对于贾小五一锅端的事情，唐哲并没有太多的感触。
不是唐哲冷血，不是他跟这件事没关系，而是他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从牙狗被安排到贾小五身边的那一天起，从吕兵决定收网的那一天起，从歪三躲起来的那一天起，他就知道会有这一天。
贾小五这个人，他没见过，但从歪三的描述里，从牙狗的汇报里，从吕兵的分析里，他已经把这个人看得透透的了。
这个人贪，贪得无厌，眼睛里只有钱，只有利，只有自己的好处；这个人狂，狂得没边，以为有了几个钱、有了几个人、有了几条枪，就能在林城横着走；这个人蠢，蠢得可怜，以为自己能一手遮天，以为自己能瞒天过海，以为自己能跟郝家斗、跟吕兵斗、跟法律斗。
他不知道，他那些小聪明，在真正的力量面前，不过是螳臂当车，蚍蜉撼树。
往后的一段时间，一切的日子都还是平平淡淡的过着。
夏天越来越深，知了叫得越来越响，枇杷树上的果子一颗一颗地黄了，又一颗一颗地落了。
唐哲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起来，跟沈月一起吃早饭，然后去林大那家录像厅看看，跟刘绍明聊几句，检查一下账目，处理一下杂事；中午回来，吃午饭，午睡一会儿；下午去火车站那家录像厅，跟杨通华一起忙到晚上；晚上回来，吃晚饭，跟沈月说说话，看看书，然后睡觉。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不紧不慢，不咸不淡，像一杯白开水，没有什么味道，但喝下去让人觉得踏实。
但是对于贾小五身后的人，唐哲心里一直有个谜团。
他不相信贾小五一个人能干出这么大的事，不相信贾小五一个人能把郝家逼到这个地步，不相信贾小五一个人能调动那么多资源、收买那么多人、铺开那么大的摊子。
贾小五不过是一个混混，一个从街面上爬起来的混混，没有背景，没有靠山，没有根基，他凭什么？凭他的拳头？凭他的胆量？凭他的运气？这些都不足以让他撼动郝家这棵大树。
他背后一定有人，一定有人在给他撑腰，有人在给他出主意，有人在给他提供资金和资源。
所以，当吕兵那边最后传来消息的时候，唐哲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还是有些意外。
吕兵是通过郝好把消息转达给李应堂，李应堂又跑来告诉唐哲的。
他带来的消息是——贾小五身后并没有人。没有幕后黑手，没有暗中操纵的大老板，没有躲在暗处放冷箭的人。
一切都是贾小五自己干的，是他自己觉得郝博渊已经去世了，郝家没有了那一棵大树，没有了那个撑天拄地的人，他觉得他行了，觉得他也可以了，觉得他等了这么多年，机会终于来了。
吕兵是在审讯室里得到这个答案的。贾小五刚被抓的时候，嘴还很硬，什么都不肯说，问什么都不回答，只是一遍一遍地重复“我要见我的律师”“你们没有权利抓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吕兵不急，他有的是时间，有的是耐心，有的是办法。
他让人把贾小五关在一个单间里，不给他烟抽，不给他酒喝，不给他任何与外界的联系，就那么关着。第一天，贾小五还能撑着，骂骂咧咧的，说要投诉，要告状，要找人来收拾他们。第二天，他开始坐立不安，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像一只困在笼子里的野兽。
第三天，他的精神明显萎靡了，眼睛下面有很深的眼袋，头发乱得像鸡窝，嘴唇干裂起皮，整个人像老了十岁。第四天，吕兵走进审讯室，坐在他对面，点了一支烟，慢慢地抽着，也不说话，就看着他。
贾小五盯着那支烟，喉咙动了一下，咽了口唾沫，眼神里的光一点一点地暗下去。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磨过木头：“我说，我全都说。”
据贾小五交待，他跟着歪三的那些年，表面上对歪三言听计从，鞍前马后，端茶倒水，跑腿办事，什么都干，从来不说一个“不”字。歪三让他去东，他绝不去西；歪三让他打狗，他绝不撵鸡。
在所有人眼里，他是歪三最忠心的手下，是歪三最得力的干将，是歪三最信任的兄弟。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他恨歪三，恨郝家，恨那个让他永远低人一等的身份。
他觉得自己不比歪三差，不比任何人差，凭什么歪三可以坐享其成，而他却要像条狗一样跑来跑去？凭什么郝家可以高高在上，而他却要在泥地里打滚？
以前在歪三面前，他的一切顺从，都是装出来的。他笑着，心里在骂；他应着，心里在算；他跑着，心里在等。等一个机会，等一个郝家出事的时机，等一个他可以翻身的可能。
他在歪三面前低眉顺眼、点头哈腰，像个最听话的跟班，可转过身去，他的眼睛里全是算计，全是谋划，全是不甘。他暗中结交那些对郝家不满的人，暗中拉拢那些在郝家边缘游走的势力，暗中积攒自己的力量。
他像一条冬眠的蛇，蜷缩在洞里，一动不动，等着春天的到来，等着气温回升，等着可以舒展身体、露出毒牙的那一天。
郝博渊去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贾小五正在他的出租屋里喝酒。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一个人喝了一斤多白酒，喝得满脸通红，喝得眼睛充血，喝得舌头都大了。
他摔了酒杯，摔了酒瓶，摔了板凳，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大喊了三声“我行了”。他说，郝老爷子走了，郝家完了，该轮到我了。
从那天起，他就开始筹划，开始布局，开始一步步实施他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