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集贤离开那天，天微凉。汽车驶出县城不久，道路两边的地势开始起伏。再往南走，黑土地渐渐少了，山势多了起来。路边的桦树成片，白色的树干在阳光下泛着光。司机说：“这就到七台河了，再往西走就是勃利县。”
他边说边调小收音机，里面传出一个老广播剧的声音，讲的是上世纪的矿工生活。那种声音混着路上颠簸的节奏，让人心里生出一种厚重感。
勃利县靠山而生，也因煤而兴。进城的第一印象是山多，路弯，楼不高。县政府大楼前的广场很宽，几乎看不到喧闹。街口的石碑上刻着“勃利”两个字，字体苍劲。
我在县中心下车。对面是一排老商铺：理发馆、修表铺、小超市，还有一间烟酒门市部。街头挂着横幅，写着“安全生产月”，几个矿工模样的男人在招待所门口抽烟聊天。
我随意走着，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煤味。有人说那是勃利的味道——掺着煤尘、铁锈、潮气。
街边有个卖包子的铺子，冒着热气。我进去要了两个包子和一碗豆腐脑。老板是个瘦小的女人，四十多岁，动作麻利。她问我是不是从外地来的，我说是。她笑：“外地人来咱这，准是听说咱的煤矿。”
她话音不大，但带着一种自豪。她说她丈夫以前在矿上干，后来矿合并了，下岗在家修摩托车。她自己守着这间小铺子，早上卖早点，下午蒸馒头。
“以前矿上热闹得很，饭店、理发店都忙。现在人少了，但日子还得过。”她一边说，一边给我续汤。
吃完走出来，街对面是一个旧矿工俱乐部。红砖墙，玻璃早已换成塑料布。门口的公告栏上贴着去年冬天的安全宣传单。几个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一个拉二胡，一个抽旱烟。二胡的声音悠长，像是讲一段旧日的事。
我过去和他们聊了一会。拉二胡的老人姓孙，七十多岁，年轻时是矿工。他说：“那时候，矿车一昼夜都不歇。人三班倒，一天干八小时。井下黑，热，潮，可挣得多。”
我问他现在想那段日子吗？他笑着摇头：“那是年轻人的事。现在能活着晒太阳，就知足了。”
午后，我打车去了一趟勃利老矿区。路边能看见成排的矿工宿舍，多数都闲置了。院墙上还有“安全第一”的字样。铁门锈得发红，窗户破了半扇。风一吹，铁皮哗啦响。
司机姓张，他说：“我以前也在矿上。后来矿没了，就跑车。咱勃利人啊，靠山吃山。煤没了，就想别的法。”
他指着远处一片地：“你看那，现在搞蘑菇棚。政府帮着修路修电，冬天供暖不愁。虽然不比矿上挣钱，但踏实。”
到了矿区尽头，是一片废弃的洗煤厂。厂房空荡，只有几只乌鸦在梁上叫。地上散着黑色的煤渣，踩上去沙沙响。墙上褪色的标语写着“为祖国献黑金”。
我站在那里，看风吹过的煤尘，心里忽然有些沉。
这些黑色的尘土，曾经是县城的命脉。多少家庭靠它吃饭，也多少人因它留下伤痕。
傍晚时分，我去了城西的北山公园。山不高，但整座县城都能望到。登顶后，整个勃利尽收眼底：灰色的楼、蜿蜒的公路，还有那一条条顺山势而建的居民区。夕阳落下时，山脚的灯一点点亮。
山顶有个卖冰棍的小摊，老板是个退休矿工。他笑着说：“现在啊，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城里冷清多了。”
我问他：“你觉得现在比以前好还是坏？”
他沉吟了一会：“说不上。以前热闹，有劲。现在静，干净。人都老了，心也慢了。”
下山的路上，我遇见一对夫妻，他们在树下卖野山菜。女人热情地招呼我：“看一眼吧，新挖的蕨菜，嫩着呢。”
我问他们是自己挖的？男人笑着说：“上山俩小时，一筐。咱这山地肥，啥都长。”
他们用手比划着，讲起春天采蘑菇、秋天打松塔的事。那语气里有一种被山养大的自在。
晚上，县城的灯亮得不多。路口的饭馆里坐着几个喝酒的中年男人，大声说笑。有人提起矿，说：“那年月虽然苦，可一顿饭能喝出味。”
他们的笑声穿过窗子传出来，在夜风里散开。
我走在回旅馆的路上，看到一家旧照相馆，门口挂着褪色的婚纱照。玻璃后有一张矿工合影，黑白的，几十个人笑得淳朴。照片下写着：“一九八七年三月，勃利煤矿三队。”
我停了很久。那张笑脸里藏着一整代人的生活。
回到旅馆，我打开窗户。远处传来狗叫，还有火车的笛声。山风带着湿气吹进来，带一点煤的味道，也带着泥土气。
我在笔记本上写下：
“勃利，山的名字里藏着坚硬。煤的尽头，是新的生活。人们不再下井，但依然在山脚谋生。旧矿的灰尘落下，新的绿意升起。这里的人懂得一件事——靠山吃山，也能靠山养心。”
夜渐深，街灯稀疏。窗外偶尔有车经过，灯光掠过墙壁，又归于黑暗。整个小城静得只剩下风声。
我忽然觉得，这些县城的夜，都有一种相似的安稳。
不急，不闹，像一口老井，沉着地藏着生活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