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西元那件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他跟几个朋友在法租界一家茶馆里打牌。茶馆在霞飞路的一条横街上，门面不大，但楼上设有雅间，专供那些不愿意去赌场抛头露面的少爷们消遣。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吱呀作响，空气中永远飘着一股陈年龙井和廉价雪茄混在一起的味道。
牌桌上堆着零散的筹码和几张皱巴巴的法币，几个人一边摸牌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雅间里点着两盏煤油灯，火苗在玻璃罩里轻轻跳动，把几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
他手气不顺，输了几轮，正烦躁着。面前的筹码只剩下薄薄一摞，他摸牌的动作越来越大，牌砸在桌面上啪啪作响。
坐在他对面的朋友放下牌，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抬头说了一句：“哎，听说你们家林小姐最近和一个大人物走得很近啊。”
燕西元正在摸牌的手指停了一下。
他没有抬头，继续把那枚麻将牌摸起来，用拇指摩挲着牌面上的纹路，但已经完全感觉不出那是什么牌了。
“说清楚，跟谁？”
“严景修。”朋友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微妙的、意味深长的停顿，像是在咀嚼这三个字的分量。
牌桌上安静了两秒。那两秒钟里，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摸牌，只有炭火在炉膛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噼啪声。
另一个人打圆场地笑了笑：“严老板嘛，人家现在是红人，请个女作家吃饭算什么大事。”
说话的人没有恶意，甚至是想帮他解围，想把这个话题轻飘飘地揭过去。
但这句话落在燕西元耳朵里，每一个字都带着刺。
他把牌往桌上一推，说了一句“不打了”，抓起外套就走了出去。
身后传来朋友们的呼唤声——“哎，西元！”“干嘛去啊？”“牌还没打完呢！”——他没有回头。
他走下楼梯的时候脚步很快，几乎是在跑，像是在逃避什么，又像是在追赶什么。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一种。
木楼梯在他脚下吱嘎作响，茶馆的伙计端着一壶茶从楼下上来，被他撞了一下肩膀，茶水泼出来洒在楼梯扶手上。伙计“哎哟”了一声，回头想说什么，但看到他的脸色，把话咽了回去。
他喝了酒。不多，但足够让血液流动得更快一些，足够让那些在胸腔里翻涌的情绪找到一个出口。
他把车开到十六铺码头附近，找到了那家酒楼。
酒楼临江而立，三层砖木结构，门口挂着两盏红灯笼，在夜风中轻轻摇晃。门口停着几辆黑色的轿车，车夫们三三两两地蹲在墙角抽烟，看见他的车停下来，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去。
上楼的时候，楼梯口的两个人拦了他一下，他报了自己的名字，那两个人对视了一眼，大概是认出了他是燕鹤年的儿子，没有强行阻拦。
他推开包厢的门时，用的力气太大，门板撞在墙上发出一声闷响。
满桌的菜几乎没怎么动。
严景修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端着一杯黄酒，姿态松弛，像是早就知道他会来。
他甚至连眉毛都没有动一下，只是微微偏过头，用一种看客的目光打量着门口这个不速之客。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长衫，领口扣得整整齐齐，手指上戴着一枚碧玉扳指，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林观潮坐在严景修对面，面前放着一杯茶，听到门响，她转过头来，看到了他。
燕西元站在门口，西装外套的扣子敞着，领带有些歪，脸上带着酒意和一种压抑不住的愤怒。
他的目光落在林观潮脸上，然后又移到严景修脸上，来回扫了两遍。
“林观潮，你为什么会跟他吃饭？”
那声音里有愤怒，有委屈，还有一种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被抛弃了似的恐慌。
严景修没有起身，甚至没有放下手里的酒杯。他靠在椅背上，微微偏过头，看着门口这个满脸通红的年轻人，像在看一出忽然闯入的好戏。
他端起酒杯，慢悠悠地抿了一口，目光越过杯沿，在林观潮和燕西元之间来回扫了一圈，像是在欣赏一场免费的表演。
林观潮放下筷子，转过头看着燕西元。她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到让燕西元觉得比被骂一顿还难受。
“燕西元，你先回去。”
“我不回！”他的声音在颤抖，“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青帮的！他手上沾着血！你跟他吃饭——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林观潮，希望能从她脸上看到一丝动摇，一丝犹豫，一丝“你说得对”的迹象。但他什么都没有看到。
严景修终于开口了。
他没有看燕西元，而是看着林观潮，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林小姐，你的朋友好像不太放心你。”他的声音慢悠悠的，像是在品尝一道有趣的开胃菜。
林观潮没有接他的话。她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燕西元面前。她比他矮了将近一个头，但当她站在他面前、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时，燕西元觉得自己反而矮了一截。
她的目光很稳，没有闪烁，没有回避。那目光里没有责备，没有不耐烦，只有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坚定。
“燕西元，”她说，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落在他耳朵里，像钉子钉进木头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你先回去。改天我给你打电话。”
燕西元看着她，嘴唇动了动。他想说很多话——想说你为什么要跟他吃饭，想说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想说你是不是根本就不在乎我的感受——但他看着她那双眼睛，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那双眼睛太安静了，安静到让他觉得自己所有的情绪都像一拳打在棉花上，使不上力，也得不到回应。
他转身走了。
他走下楼，穿过码头区的夜风，拉开车门坐了进去。他没有立刻发动引擎，而是坐在黑暗的车厢里，双手握着方向盘，指节泛白。
他觉得自己像个被当众赶走的狗。
他用力砸了一下方向盘，喇叭在寂静的夜里发出一声短促的鸣响，然后一切又归于沉寂。
他坐在车里，看着码头边黑沉沉的水面。远处有一艘货轮正在卸货，起重机的声音隔着江面传过来，沉闷而迟缓。他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只知道后来江面上起了雾，雾气从水面上升起来，一点一点地漫过码头，漫过他的车窗，把整个世界都变得模糊不清。
他发动了车子，开回家。
那一夜他没有睡好。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严景修那张松弛的、带着玩味的笑脸，和林观潮那双平静得让他害怕的眼睛。他想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镇定？她知不知道严景修是什么人？她到底在想什么？
第二天一早，他没去上班。他给报馆打了个电话，说自己不舒服，然后开着车去了外滩。
他有一个朋友在海关做事，消息灵通。他找到了那个朋友，假装闲聊，把话题往严景修身上引。
那个朋友一听严景修的名字，脸色就变了。
“你打听他干什么？”朋友把他拉到角落里，压低了声音，“这个人你最好别沾。”
“我就问问。”
朋友犹豫了一下，左右看了看，然后凑到他耳边说：“严景修，青帮通字辈，手下管着十六铺到杨树浦一带所有的码头。明面上是做进出口生意，实际上什么赚钱做什么。鸦片、军火、人口，没有他不碰的。法租界巡捕房有一半人拿他的钱，日本宪兵队那边也有他的人。”
燕西元的手心开始出汗。
“还有，”朋友的声音更低了，“去年法租界有一批军统的人被抓，据说就是严景修递的点子。他跟南京那边也有联系，具体什么关系没人说得清。这种人，手眼通天，你惹了他，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燕西元从海关大楼出来的时候，江风灌进他的大衣，吹得他打了个寒战。
他站在台阶上，看着黄浦江上往来的船只，忽然觉得自己很渺小。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少爷，有父亲的家底撑着，在法租界也算有头有脸。但和严景修比起来，他什么都不是。
他想起昨天在包厢里，严景修看他那一眼。那眼神就像在看一只闯进了不该进的地方的小动物，不生气，不紧张，甚至觉得有点好玩。
那种居高临下的从容，让燕西元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寒气。
他开车回了家。
然后他被叫进了父亲的书房。
燕鹤年的书房在公馆二楼的最东头，窗户朝南，采光很好。房间里摆满了红木家具，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线装书和账本，墙上挂着一幅中堂，写着“宁静致远”四个字，笔力遒劲。
燕鹤年坐在书桌后面，手里拿着一支毛笔，正在练字。
他没有抬头，只是说了一句：“听说你昨天晚上去严景修的饭局上闹了一场。”
燕西元站在书桌前，没有说话。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明亮的方形光斑，他就站在那道光斑的边缘，一半在光里，一半在阴影中。
燕鹤年写完最后一个字，放下笔，抬起头来。他的目光平静，但那种平静里带着一种久居上位者特有的威严。
“你昨天喝了多少？”
“没多少。”
“没多少能跑到人家的饭局上去闹？”燕鹤年的语气不重，但意思很清楚，“那个姓林的，你不要再来往了。姓严的我们惹不起。”
燕西元抬起头来，想说什么。他想说林观潮不是那样的人，想说她一定有她的理由，想说他们之间什么都没有。但他看着父亲的眼睛，那些话一个字都说不出口。
因为他自己都不确定。
“严景修，”燕鹤年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语气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他背后是青帮，青帮背后是日本人。我们燕家做的是正经生意，船上的货有一半要经过十六铺码头。他只要动动手指头，咱们家的船就进不了港。你明白吗？”
燕西元站在那里，沉默了很久。
窗外的风吹动着书桌上的宣纸，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那是一双新买的皮鞋，昨天出门的时候还锃亮，现在已经蒙了一层灰。
“我知道了。”他说。
他退出书房，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没有开灯。他在黑暗中坐了一整夜，没有睡。
第二天，他没有再去找林观潮。他把她的电话号码从电话本上撕了下来，揉成一团，扔进了字纸篓。但他没有扔进垃圾桶，只是扔进字纸篓，好像这样还可以骗自己说，如果哪天想找，还能从字纸篓里翻出来。
他也没有再去那家茶馆打牌。他把自己关在家里，看书，写字，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父亲以为他想通了，满意地点了点头，没有再提这件事。
但只有燕西元自己知道，他每天都在等一个电话。等那个电话铃声响起，等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平静的声音，说“改天我给你打电话”。
他等了很久。
电话始终没有响。
他等了很多天。起初，电话铃一响，他的心跳就会猛地加快，整个人从椅子上弹起来，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接。
可每次都不是她。
有时是找父亲的，有时是朋友约牌的，有时是推销茶叶的。他握着听筒，听对方说几句，然后说“知道了”或者“不用了”，再把听筒放回去。放回去的时候，手指有些发软。
后来他听到电话铃响，不再那么急着去接了。他会坐在原地，听佣人接起来，听佣人说“少爷，是找您的”或者“少爷，找老爷的”。
如果是找他的，他才起身走过去。
他的步子很稳，不急不慢，拿起听筒的声音也很平稳，像是接任何一个普通的电话。
但接过之后，放下听筒的那一刻，他的肩膀会微微塌下来一点，像是有什么东西从身上卸掉了，又像是有什么东西压了上去。
又过了几天，他实在忍不住了，开车去了报馆。他没有进去，只是把车停在街对面，坐在车里，看着报馆的大门。他看见林观潮从里面出来，穿着一件灰色的旗袍，手里抱着一摞稿纸，和一个同事说了几句话，然后朝电车站的方向走去。
她的步伐还是那样，不紧不慢，从容而安静。
他没有叫她。他就那样坐在车里，看着她走远，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街角。
他发动车子，开回了家。这一次，他把那个揉皱的电话号码从字纸篓里捡了出来，展平了，重新夹回了电话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