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没有说话，他的内心正在激烈地斗争。
他知道徐向前说得对，但他也害怕中央的批评。他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如果中央追究责任，他首当其冲。
“主席，”陈昌浩轻声说，“我们现在至少应该在给中央的汇报中，暗示一下我们的处境。比如，说明敌军强大，我们不得不暂时撤离苏区，寻找新的根据地。”
张国焘思索片刻：“可以。但不要写得太具体。”
徐向前叹了口气，没有再坚持。他知道，在这件事上，张国焘的态度很坚决。
“好吧。”徐向前说，“那我们就先按主席的意思办。但我希望，等我们稳定下来后，一定要向中央做一个全面的汇报。”
张国焘点点头：“我会的。”
他说完，拿起那份尚未完成的电报稿，开始修改。
油灯下，他的身影显得有些孤独。
徐向前看着他，心里突然有些同情。他知道，张国焘虽然表面上强硬，但内心其实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撤离苏区，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之一。
“主席，”徐向前突然说，“不管中央怎么看我们，我们都要坚持下去。只要部队还在，革命就还有希望。”
张国焘抬起头，看着徐向前，眼神中闪过一丝感激：“你说得对。只要部队还在，我们就还有机会。”
陈昌浩也点点头：“我们一定能在陕南闯出一片天地。”
张国焘深吸一口气，将电报稿放下：“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再继续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徐向前和陈昌浩站起身，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通信员匆匆跑进来：“主席！侦察队回来了！”
张国焘立刻精神一振：“快让他们进来！”
几分钟后，一名侦察连长走进来，脸上带着疲惫和失望。
“主席，我们在陕南方向侦察了几天，发现胡宗南的部队已经抢先一步占领了主要城镇。范石生的部队也在向我们逼近。”
张国焘的脸色沉了下来：“他们动作挺快。”
侦察连长继续说：“另外，我们没有找到红三军的任何踪迹。当地群众说，红三军可能已经转移到了更远的地方。”
张国焘沉默了。
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找不到红三军，无法返回苏区，前方又有敌军重兵堵截。
红四方面军，似乎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看来，我们只能继续向西了。”陈昌浩低声说。
张国焘点点头，语气沉重：“是的。继续向西。”
徐向前看着地图，手指在陕南和川北交界的位置上停了下来。
“如果我们继续向西，就会进入四川。”徐向前说，“四川军阀多，矛盾重，或许我们能在那里找到机会。”
张国焘叹了口气：“现在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他说完，再次看向那份电报稿，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他知道，这封电报发出去后，红四方面军的命运，将和中央的态度紧紧联系在一起。
而他自己，也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
宋湾的夜，依旧安静。但临时指挥部里的三个人，却谁也睡不着。
他们知道，红四方面军的前路，充满了未知和危险。
而张国焘的心里，更是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他不知道，自己当初的决定，到底是对，还是错。
1932年10月30日凌晨，淅川以南的宋湾村还浸在黎明前的寒气里，红四方面军临时指挥部的油灯却已亮了三个时辰。徐象迁披着件打了补丁的灰布军装，手指重重按在地图上丹江流域的位置，声音带着连日熬夜的沙哑，却透着不容置疑的果决：“胡宗南的第一师已经到了淅川城西，刘茂恩的65师正往东南穿插，再晚一天，我们就会被挤在丹江以东的河谷里！”
桌旁的张国焘眉头紧锁，手里的烟卷燃到了指尖才猛然惊觉，他弹掉烟灰：“象迁，部队连续行军五天，战士们脚都磨烂了，再昼夜兼程，能撑得住吗？”
“撑不住也得撑！”徐象迁转身看向窗外，隐约能听到战士们相互吆喝整装的声音，“现在不是歇脚的时候，敌军三个师正在形成合围，缺口只有丹江西岸那一线。我们必须在明天天亮前渡过丹江，转向西南，才能跳出这个口袋阵！”
陈昌浩捏着刚收到的侦察报告，补充道：“侦察队回来报，丹江这段水流不算太急，但河底石头多，而且敌军已经拆了沿岸的渡船，只能徒涉。”
“徒涉就徒涉！”徐象迁一拳砸在桌案上，地图上的墨迹都震出了细纹，“命令各师：一、二师为先锋，清除沿岸零散敌军；三十一、三十二师殿后，掩护主力渡河；总部直属队居中，所有部队必须在今日午时前集结完毕，日落前全部渡过丹江！”
“战士们的绑带和草鞋都不够了，很多人光着脚行军。”供给部主任匆匆走进来，脸上满是焦灼，“粮食也只够维持两天，渡河后怕是难有补充。”
徐象迁沉默片刻，目光扫过指挥部外正在打草鞋的战士们，他们的手上满是血泡，却依旧动作麻利。“告诉各单位，把备用的布料都拿出来做简易绑腿，渡河时解开裹脚布缠在脚上防硌。粮食实行定量分配，每人每天只发两小块杂粮饼，节省着吃。”他顿了顿，语气放缓了些，“就说我徐象迁和大家一起，有我一口吃的，就有战士们一口吃的。”
张国焘点点头：“我去各师动员，让同志们知道，渡过丹江就是生路，退回去就是死路。”
陈昌浩也起身：“我负责协调渡河顺序，确保部队有序推进，不出现拥挤踩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