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没有说话,他的内心正在激烈地斗争。
他知道徐向前说得对,但他也害怕中央的批评。他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如果中央追究责任,他首当其冲。
“主席,”陈昌浩轻声说,“我们现在至少应该在给中央的汇报中,暗示一下我们的处境。比如,说明敌军强大,我们不得不暂时撤离苏区,寻找新的根据地。”
张国焘思索片刻:“可以。但不要写得太具体。”
徐向前叹了口气,没有再坚持。他知道,在这件事上,张国焘的态度很坚决。
“好吧。”徐向前说,“那我们就先按主席的意思办。但我希望,等我们稳定下来后,一定要向中央做一个全面的汇报。”
张国焘点点头:“我会的。”
他说完,拿起那份尚未完成的电报稿,开始修改。
油灯下,他的身影显得有些孤独。
徐向前看着他,心里突然有些同情。他知道,张国焘虽然表面上强硬,但内心其实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撤离苏区,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之一。
“主席,”徐向前突然说,“不管中央怎么看我们,我们都要坚持下去。只要部队还在,革命就还有希望。”
张国焘抬起头,看着徐向前,眼神中闪过一丝感激:“你说得对。只要部队还在,我们就还有机会。”
陈昌浩也点点头:“我们一定能在陕南闯出一片天地。”
张国焘深吸一口气,将电报稿放下:“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再继续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徐向前和陈昌浩站起身,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通信员匆匆跑进来:“主席!侦察队回来了!”
张国焘立刻精神一振:“快让他们进来!”
几分钟后,一名侦察连长走进来,脸上带着疲惫和失望。
“主席,我们在陕南方向侦察了几天,发现胡宗南的部队已经抢先一步占领了主要城镇。范石生的部队也在向我们逼近。”
张国焘的脸色沉了下来:“他们动作挺快。”
侦察连长继续说:“另外,我们没有找到红三军的任何踪迹。当地群众说,红三军可能已经转移到了更远的地方。”
张国焘沉默了。
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找不到红三军,无法返回苏区,前方又有敌军重兵堵截。
红四方面军,似乎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
“看来,我们只能继续向西了。”陈昌浩低声说。
张国焘点点头,语气沉重:“是的。继续向西。”
徐向前看着地图,手指在陕南和川北交界的位置上停了下来。
“如果我们继续向西,就会进入四川。”徐向前说,“四川军阀多,矛盾重,或许我们能在那里找到机会。”
张国焘叹了口气:“现在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他说完,再次看向那份电报稿,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他知道,这封电报发出去后,红四方面军的命运,将和中央的态度紧紧联系在一起。
而他自己,也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
宋湾的夜,依旧安静。但临时指挥部里的三个人,却谁也睡不着。
他们知道,红四方面军的前路,充满了未知和危险。
而张国焘的心里,更是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他不知道,自己当初的决定,到底是对,还是错。
1932年10月30日凌晨,淅川以南的宋湾村还浸在黎明前的寒气里,红四方面军临时指挥部的油灯却已亮了三个时辰。徐象迁披着件打了补丁的灰布军装,手指重重按在地图上丹江流域的位置,声音带着连日熬夜的沙哑,却透着不容置疑的果决:“胡宗南的第一师已经到了淅川城西,刘茂恩的65师正往东南穿插,再晚一天,我们就会被挤在丹江以东的河谷里!”
桌旁的张国焘眉头紧锁,手里的烟卷燃到了指尖才猛然惊觉,他弹掉烟灰:“象迁,部队连续行军五天,战士们脚都磨烂了,再昼夜兼程,能撑得住吗?”
“撑不住也得撑!”徐象迁转身看向窗外,隐约能听到战士们相互吆喝整装的声音,“现在不是歇脚的时候,敌军三个师正在形成合围,缺口只有丹江西岸那一线。我们必须在明天天亮前渡过丹江,转向西南,才能跳出这个口袋阵!”
陈昌浩捏着刚收到的侦察报告,补充道:“侦察队回来报,丹江这段水流不算太急,但河底石头多,而且敌军已经拆了沿岸的渡船,只能徒涉。”
“徒涉就徒涉!”徐象迁一拳砸在桌案上,地图上的墨迹都震出了细纹,“命令各师:一、二师为先锋,清除沿岸零散敌军;三十一、三十二师殿后,掩护主力渡河;总部直属队居中,所有部队必须在今日午时前集结完毕,日落前全部渡过丹江!”
“战士们的绑带和草鞋都不够了,很多人光着脚行军。”供给部主任匆匆走进来,脸上满是焦灼,“粮食也只够维持两天,渡河后怕是难有补充。”
徐象迁沉默片刻,目光扫过指挥部外正在打草鞋的战士们,他们的手上满是血泡,却依旧动作麻利。“告诉各单位,把备用的布料都拿出来做简易绑腿,渡河时解开裹脚布缠在脚上防硌。粮食实行定量分配,每人每天只发两小块杂粮饼,节省着吃。”他顿了顿,语气放缓了些,“就说我徐象迁和大家一起,有我一口吃的,就有战士们一口吃的。”
张国焘点点头:“我去各师动员,让同志们知道,渡过丹江就是生路,退回去就是死路。”
陈昌浩也起身:“我负责协调渡河顺序,确保部队有序推进,不出现拥挤踩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