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么刻了几个月，姜山固炕角堆的废印坯都比他读过的书还高。他当初学刻章，是为了给偷来的书“遮丑”，可到后来，这手艺倒成了他插队岁月里最痴迷的事——刻刀在滑石上划过的声音，印泥的香味，还有盖印时那“啪”的一声，都让他觉得心里踏实。
可每次放下刻刀，小赵那句“读书人怎么也当起贼了”就会像幽灵似的冒出来，嘶哑的尾音在空荡荡的土屋里绕来绕去，搅得他睡不着觉。这种难受的感觉，在他读完《孔乙己》后达到了顶峰——那天晚上，煤油灯把鲁迅的文字投在斑驳的土墙上，“窃书不能算偷…… 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这句话像根针，一下就扎进了他心里。
姜山固猛地合上书，好像能看到鲁迅先生站在面前，用冷峻的目光盯着他。可让他自己都觉得可悲的是，他竟然从孔乙己这种扭曲的逻辑里，找到了一丝安慰——原来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窃书”。
为了给自己找更多“理由”，姜山固开始翻找能接触到的“批判材料”。有天他在公社宣传栏的废旧报刊堆里，翻到一本1972年的《革命故事汇》，里面“名人轶事”栏里，居然写着1923年康有为在西安“盗经”的事。
书上说，那年秋天，康有为受陕西督军刘镇华的邀请去西安讲学，当地待他特别客气，给他准备了蓝呢大轿，二十四个杠夫抬着，沿途还铺了黄土。
可康有为讲的内容不招人喜欢，他说的广东官话没人听得懂，提倡的“孔教救国”还被进步青年嘲笑是 “不伦不类的学问”。本来他讲完学就能体面地走，可临走前去卧龙寺，在藏经楼看到了明代御赐的《碛砂藏经》。这套佛经特别珍贵，江南本在太平天国的时候被烧了，北藏本也散佚了，现在剩下的没多少。康有为看到经卷被虫子咬、被老鼠啃，甚至有僧人把经页剪下来糊窗户、做鞋垫，心疼得不行，就想把这些经卷保护起来。
他当时就跟卧龙寺的住持定慧说好要买下这些经卷，可又怕夜长梦多，第二天就派弟子带着二十多个力夫去抢运经书。结果这事被《新秦日报》的记者拍了照片，报纸上直接骂他 “康圣人巧取豪夺”。
陕西的乡绅马上组织了“古物保存会”，在外地的陕西人也在京津沪的报纸上写文章骂他，说“康南海盗经，就跟小偷挖秦始皇陵一样！”
后来康有为迫于压力把经书还回去了，可还是少了三十七卷。不过这事也歪打正着，这些珍贵的经卷后来被移交给了陕西省立图书馆，还被商务印书馆影印了，更多人才能看到。有意思的是，康有为的名声没受影响，当时还有人笑话说“南海先生取经，跟玄奘西行似的”——原来在乱世里，文人这种“雅盗”，还能成一段风流佳话。
姜山固看得眼睛都直了，心里的石头好像轻了点。可更大的冲击还在后面。没过多久，他去县文化馆帮忙清理“毒草书”，在一堆等着烧的书里，居然发现了章太炎的《诸子学略说》残卷。
他赶紧偷偷把残卷藏起来，晚上在煤油灯下读，泛黄的纸页上，章太炎的字力透纸背：“仲尼三问礼于老聃，皆假书以观。及归，竟不还。
老子责之，对曰：‘丘闻君子赠人以言，未闻赠书。 ’”后面还有章太炎的批注，带着冷笑：“这就是所谓的圣人偷书，还拿仁义当借口！”甚至说孔子是靠借了老子的藏书才编出六经，“儒家的道统，其实是建在偷书的基础上！”
这段文字像道惊雷，在姜山固脑子里炸开了。他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半天，忽然就觉得心里的那块疙瘩，好像慢慢解开了。
姜山固捧着那本《诸子学略说》残卷，逐字逐句地啃着章太炎的论述，越读心里越不平静。章太炎在文中直言，按他的考证，孔子当年三次登门向老子请教礼学，每次都借走不少老子珍藏的典籍，可借走后就再也没还过，明摆着是把这些书占为己有了。
后来孔子就是靠着整理这些“借来不还”的典籍，再掺杂进儒家的学说主张，还有自己对典籍的理解和解读，才编出了用来给弟子们授课讲学的六经。
这话要是放在平时，姜山固肯定得跟人辩上几句——孔子可是至圣先师，怎么会做这种“借书不还”的事？可现在手里攥着章太炎的原文，再想到自己藏在扁担里的《天体运行论》，他忽然觉得这事好像没那么简单。
没几天，姜山固去公社开会，趁书记不在，偷偷翻了翻办公室里的内部刊物《文艺批判》，竟在上面看到一篇讨伐鲁迅《出关》的文章。文章里说，鲁迅当年在日本留学时深受章太炎影响，晚年正是借鉴了章太炎关于孔子与老子的说法，才写出《出关》这篇小说，收录在《故事新编》里。
姜山固赶紧往下读，原来《出关》讲的是老子骑着青牛出函谷关的典故，鲁迅却在里面把儒道两家都调侃了个遍：写孔子追着老子要“仁义”的道理，跟催债似的；又说老子主张的“避世无为”，其实是胆小怕事的表现。
尤其是关尹喜逼着老子写下《道德经》才放他出关的情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在讽刺当时有些“学者”拿学问当谋生工具，为了混口饭吃才装模作样做研究。
最辛辣的是结尾，老子写了五千字的《道德经》，最后只换来了十五个饽饽当“稿酬”，把知识贬低成了市集上能买卖的商品。
文章里还分析，鲁迅表面上是在骂儒家太功利、道家太虚伪，所以当时不少所谓的“名流”都跳出来抨击他，可实际上鲁迅是想点出儒道两家理论里有价值、值得学习的部分，说白了就是“取其精华”。
紧接着文章话锋一转，开始批判那些 “光说不练假把式” 的理论家：当时社会上不少人天天谈论儒道，却只会空口批评，根本不能用这些理论改造国民精神、改变社会现状。
就算有人把“崇古复礼” 说得再虔诚，也解决不了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对社会进步一点用都没有。可偏偏有些所谓的“社会精英”，靠着故弄玄虚的理论，既赚了名声又捞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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