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建国心里像被泼了盆冷水，从头凉到脚。
他知道大伙儿觉得他是个煞星，怕他招来高大个的报复，可他没法解释——总不能跟每个人都细说，是高大个先抢红薯种，还想用锄头劈他吧？
事情就摆在那儿，懂的人自然懂，不懂的人，说再多也没用。
虽然知道社员们听的都是小道消息，只知道他打架不要命，却不知道前因后果，可熊建国懒得去辩解。
他爹从小就教他，高调做事，低调做人，自己问心无愧就行，没必要跟旁人争长短。
接下来的日子倒出奇地平静，高大个没再来找他麻烦，也没听说布乐村有人要来找茬。
可熊建国半点不敢放松警惕，白天在田里做工时，眼睛总忍不住四处张望，生怕突然看见一群人冲过来，好提前找机会开溜。
晚上睡觉前，他会把一根碗口粗的硬木头顶在门板的插销上，还用脚使劲跺几脚，直到确认木头纹丝不动，才敢放心。
那把磨得锃亮的砍柴刀更是一刻不离身，白天别在后腰上，夜里就放在枕头边。
每天深夜，他还会拎着刀去村外的树林里练几下——不是为了耍威风，是怕真遇到事时手生。
煤油灯的光昏昏暗暗的，熊建国蹲在地上，用磨刀石反复打磨着刀刃，青白色的刀身在灯光下泛着冷光，映出他紧绷的下颌线。
门后除了顶门杠，还抵着根新砍的榉木棍，床底下藏着一捆结实的麻绳，这些都是他为可能到来的夜袭准备的。
窗外的蛙鸣声此起彼伏，可他却在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演练格斗动作，直到天快亮了才敢合眼。
日子一天天过去，高大个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没半点消息。
可熊建国还是不敢掉以轻心，每次看见进村的陌生人，都会下意识地握紧后腰的柴刀，仔细打量对方的穿着和手里的东 ——要是扛着锄头、铁锹之类的农具，他就会多留个心眼。
这样的戒备持续了半个月。
某天晌午，太阳正毒，熊建国蹲在老槐树下啃菜团子，菜团子是用玉米面和野菜做的，有点涩口，可他吃得正香。
突然，树影里钻出个穿对襟蓝布褂的汉子，身后还跟着个七八岁的男孩，男孩拖着鼻涕，手里攥着个烤红薯。
陌生人的布鞋刚踏进树荫，熊建国就跟弹簧似的弹了起来，右手下意识地摸向别在后腰的柴刀，手指已经碰到了冰凉的刀鞘。
“熊知青？”来人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语速有点慢，“我是盘龙寨的杨木匠，想跟你打听点事……”
话音还没落下，熊建国已经看清了对方的手——那双手布满了皲裂的口子，掌心和指节上是厚厚的老茧，一看就是常年握刨刀、锯子留下的，不是干农活拿锄头的手。
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他松开握刀的手，尴尬地笑了笑：“杨师傅啊，找我有啥事儿？”
原来杨木匠是听说熊建国在公社学过画图纸，想让他帮忙画个简易的打谷机图纸，村里的打谷机坏了，眼看着要收稻子，急着用。
熊建国这才彻底放下心，原来只是来求帮忙的乡亲，哪是什么高大个派来的复仇使者。
风穿过旁边的玉米地，发出“沙沙”的响声，熊建国一边给杨木匠讲图纸的事，一边忍不住笑自己——这阵子真是疑神疑鬼的，都快成惊弓之鸟了。
可当天晚上临睡前，他还是习惯性地检查了门闩，把柴刀摆在触手可及的炕沿上。
月光从窗棂的缝隙里斜照进来，在泥地上画出一道银色的线，像道无形的警戒线，提醒着他不能放松。
又过了几天，天气热得离谱，太阳跟个大火球似的挂在天上，空气都被晒得发烫，人站在外面，感觉快要被蒸发成水汽了。
收工后，熊建国跟几个社员坐在村口的大榕树下乘凉，榕树的叶子又大又密，挡住了毒辣的太阳，偶尔有风吹过，还能带来点凉意。
就在大伙儿有一搭没一搭地唠着今年的收成时，远处的小路上走来了两个人——一个陌生的汉子，身后跟着个半大的孩子，两人都背着布包袱，看样子是从外村来的。
熊建国的神经一下子又绷紧了，手悄悄摸向腰间，眼睛紧紧盯着那两个人。
他想起了半个月前，高大个就是这样带着人追着他跑了大半天，现在这两个陌生人直奔大榕树下而来，他的心跳瞬间快了起来，心情复杂得很——既怕真是高大个的人，又觉得或许是自己想多了。
没等他琢磨完，那两人已经走到了树下，四处看了看，开口问道：“请问咱们大队的熊建国在不在？我们找他有点事。”
旁边的社员们也一下子警惕起来，纷纷停下话头，眼神里带着疑惑和戒备，看向那两个人。
坐在熊建国旁边的王大爷是村里的老支书，见多识广，他先开口问道：“你们是从哪儿来的？找熊知青有啥事儿？”王大爷一边问，一边给熊建国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让他别冲动，先看看情况。
熊建国攥着柴刀的手稍微松了点，他看着那陌生汉子的脸，对方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脸上满是风霜，眼神很平和，不像是来寻仇的，心里的石头稍微落了点地，但还是没敢完全放松——谁知道这会不会是高大个的新花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