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在地里干活，遇到其他知青，大家会问彼此复习得怎么样。
对方大多会摆摆手说：“哪有时间复习啊，天天干活都快累死了！”
可许程东知道，大家都在暗地里较劲，谁都不想错过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开考前夜，许程东最后一次“巡视”他的“公式墙”。
指尖抚过那些朝夕相处的字符，突然停在了三角函数那片区域——墙上还留着当年矿井事故时，他不小心蹭上的淡褐色血渍。
窗外传来伐木队的号子声，嘹亮而有力，许程东猛地抓起背包，冲出房门，朝着考场的方向大步走去。
清晨的雾气还没散，这个右手带着伤疤的年轻人，像一把出鞘的柴刀，劈开了沉沉的暮霭，也劈开了笼罩在他心头多年的迷茫。
可许程东不知道的是，并不是所有渴望高考的人都能像他一样走进考场。
1977年最初的招生文件里明确规定：“考生年龄在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
这个规定像一道冰冷的门槛，把无数人挡在了考场外。
那些1966、1967届的高中毕业生，蹉跎了十年光阴，如今大多已经三十岁左右，早就成家立业，有了妻子和孩子。
他们听到这个规定时，心里像被泼了一盆冰水，悲愤又无奈。
“我们这十年的光阴，谁来偿还？”无数人对着招生文件叹气，明明机会就在眼前，却因为年龄被拒之门外，这种痛苦，比没机会还要让人难受。
许程东走进考场那天，看到有些年纪稍大的人站在考场外，眼神里满是羡慕和失落。他攥紧了手里的笔，心里暗暗想：“我不仅要为自己考，也要为那些没机会走进考场的人考，一定要考上大学，走出大山！”
历史的车轮转弯从不会一蹴而就，1977年高考恢复的路上，也藏着一段关于“门槛”的波折。最初的招生文件里，一条规定像块巨石砸进无数人心里——“考生年龄在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
消息传到知青点、工厂宿舍、乡村小院时，多少人手里的复习资料 “啪” 地掉在桌上，眼眶瞬间红了。
尤其是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十年光阴像流水般溜走，如今大多已过而立之年，有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怎么可能符合“25岁未婚”的要求？他们攥着那张薄薄的招生通知，指节都捏得发白，心里又酸又涩：“我们被耽误的十年，谁来赔啊？”
就在无数人以为希望要破灭时，一道温暖的光穿透了云层。
那位可爱的老同志始终牵挂着这群被时代耽搁的“老三届”学子，他明确指示：“对于其中学识基础扎实、水平较高的青年，不论采取何种方式、通过何种渠道，都应当尽力将他们选拔回来，接受高等教育。”
这话像颗定心丸，让招生政策很快迎来重大调整。补充规定一出来，整个国家都沸腾了 ——“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人才），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
30岁、婚否不限！
这短短几个字，为上百万“老三届”青年推开了高考的大门，多少人拿着新政策，激动得一夜没合眼。
其实这场“及时雨”，不仅滋润了往届毕业生，更打破了套在应届毕业生身上的枷锁。要知道，在那场风云后期，想上大学得先有两年以上劳动经验，应届毕业生连报考的资格都没有。
1977年高考恢复最/革/命/性/的突破，就是让应届毕业生能直接走进考场，不用再等那 “两年劳动”的门槛。
而这一切改变的起点，要追溯到1977年8月6日。那天，那位可爱的老同志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认真听着教育、科技界专家们的呼吁。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说“再不能靠推荐上大学了，得考试，得选真正有才华的人”。
那位可爱的老同志果断拍板：“恢复高考！”
这四个字，终结了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也点燃了无数人的希望。
回头看，1970年时，为了落实“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北大、清华先试点招工农兵学员。
到1971年，全国高校都按这个路子来，招生对象变成“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
从 1970 到 1976 年，靠着“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 这十六字方针，全国招了七届约 94 万工农兵学员。
可没了考试，学员文化水平差得太远，有的连初中数学都没学好，大学老师上课都犯难，教学质量根本提不上去。
早在1972年10月，翔宇同志就看出了问题。
他会见李政道博士时说：“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
在翔宇同志的推动下，1973年部分省市试着在招工农兵学员时加了文化考试，可一场 “白/卷/英/雄”的闹剧，让这好不容易起步的尝试彻底泡汤了。
1975年，那位可爱的老同志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一看到大学招生的/混/乱/和教学质量的低下，就忍不住批评：
“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
“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
他让教育部赶紧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还想着试点通过考试从高中生里选优秀人才上大学，可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让这些好想法没能实现。
1976年后，教育改革和大学办学模式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那时候，人才断层太严重了，想实现“四个现代化”，没人可不行！
1977 年 5 月，还没正式复出的那位可爱的老同志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 20 年。”
正因为这份紧迫感和责任感，他主动向//中///央///请求，复出后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
后来大家才知道，那时候他心里早就对教育改革，尤其是大学招生制度重建，有了完整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