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上班，命题组就正式进入试题拟定阶段。
化学组之前有位老师因为家里急事离组了，现在就剩四个人。
大家商量了一下，一致推选王家声当组长，牵头负责化学试题。
王家声心里有点慌，可看着同事们信任的眼神，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
试题拟定可不是简单写几道题就行，得包含试题、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三部分，环环相扣。
比如出一道化学方程式配平题，不光要想好题目，还得确定标准答案里的系数对不对，甚至要考虑 “如果考生写了简写形式算不算对”“漏写反应条件扣几分” 这种细节。
老师们把神经绷得紧紧的，每道题都要反复琢磨几十遍。
有次为了一个标点符号，语文组的老师还吵了起来 —— 一道阅读理解题里，引号该标在句号里面还是外面，几个人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查了好几本语法书才定下来。
王家声他们化学组也没闲着，光是一道 “实验室制取二氧化碳” 的题，就改了五遍：一开始想让考生写装置图，后来觉得农村考生可能没见过实验装置，改成文字描述；又怕文字描述太简单没区分度，加了 “指出收集方法的错误” 的设问；最后还得琢磨分值怎么分配，操作步骤占几分，原理占几分。
不过化学组还是因为一道题起了争议。那是道关于 “氨在高温、催化剂条件下氧化生成一氧化氮” 的计算题。
放在平时，这题不算难，可当年的考试大纲里没明确提这个知识点。
王家声一开始不同意放这道题：“超纲了不好，农村知青和工厂工人可能没学过。”
可组里一位来自安庆师范学院的陈老师不这么认为：“高考是选人才的，总得有几道拔高题，不然怎么选出尖子生？而且这知识点跟化工生产相关，对有工作经验的考生来说不算难。”
两个人争了半天，其他两位老师也加入讨论，最后大家一致觉得，这道题能体现 “理论联系实际”，还能拉开分数差距，就把它放进了试题里。
后来王家声才知道，当年高考录取率还不到5%，这么激烈的竞争，适当难点确实有道理。可这也让他心疼 —— 十年动荡把教育搞成这样，好多考生连基础知识点都没学全，哪还能应付超纲题？
11月30号，所有学科的试题终于都定下来了。
12月1号下午，老师们背着密封好的试题样稿，坐大客车回合肥，住进了稻香楼宾馆。这地方可不一般，1958年视察安徽时就住这儿，选在这儿，最主要的就是为了保密。
王家声刚吃完晚饭，就接到通知：每个学科组派一个人去安徽新华印刷厂，配合试卷印制。
化学组商量了一下，让王家声去。晚上七点多，八个学科的老师各带一份密封好的试题，分别坐上车往印刷厂赶。
王家声坐的是辆绿色吉普车，车里就他和司机两个人，冬夜的街头冷冷清清，没几个人影，没几分钟就到了印刷厂。
一进印刷厂，王家声就觉得不对劲——按理说，这么大的省级印刷厂，应该机器轰鸣才对，可现在静得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
厂区里的灯也只开了几盏，就照在他们要去的车间方向。
印刷厂革委会主任赶紧迎上来，压低声音解释：“下午三点接到省委电话，让立即清场，我们就说铅字排版机坏了，放了三天假。工人们虽然不信，可放假了也高兴，好多人直接去供销社打酒了。”
王家声跟着主任往车间走，看见墙上的生产进度表还停在“《红旗》杂志第12期”，心里忍不住感慨：时代真的要变了，以前印杂志，现在要印高考卷了。
他的皮鞋踩在刚打蜡的水磨石地上，“噔噔”的响声在空厂房里特别清楚，那一刻他突然觉得，自己不是在印试卷，是在参与一件能改变国家教育走向的大事。
走进印刷车间，王家声又愣了——里面还有几个工人。
带队领导赶紧解释：“这几位是厂里挑的骨干技师，从现在起，他们跟咱们一样，封闭隔离，直到考试结束。”
王家声这才放心，后来他才知道，为了保密，厂里做了好多准备：留下的工人都经过严格政审，家属被安排去疗养院“休假”，厂区外围有武装部的人站岗；试卷车间的门窗用毛毯盖着，旁边车间的电源都断了，电话也停了；还准备了三套备用铅字，医务室24小时有人，消防车都在隐蔽处等着。
王家声把密封的试题样稿交给技师，看着他们小心翼翼地拆开，开始排版。
铅字一个个被捡出来，排在版面上，发出“叮叮当当”的轻响。
他站在旁边，心里既紧张又期待——这些铅字印出来的，可是千万人的希望啊。
晚上十点多，第一批试卷的样稿印出来了。
王家声拿着样稿，仔细核对每一道题，连标点符号都没放过。
确认没问题后，才签字同意批量印制。
看着印刷机开始“轰隆轰隆”地运转，一张张试卷从机器里出来，王家声长长舒了口气——从命题到印卷，这一路的紧张和忙碌，终于快看到成果了。
他抬头看了看窗外，月光洒在厂区的空地上，安静又祥和。
他想起龙河口水库边的那些日子，想起赵书记的慰问，想起同事们一起讨论试题的场景，心里满是感慨。
他知道，再过几天，这些试卷就会送到考生手里，改变无数人的命运。
而自己，能参与其中，是这辈子最光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