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是西安人的西安，也是河南人的西安
最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刮起了一股妖风，挑拨离间西安和洛阳两个城市的关系，这也比，那也比，大有不分出胜负不罢休的气概。
西安与洛阳的历史地位之争甚嚣尘上。当两座承载中华文明基因的古都被置于擂台两端，我们更应看见：十三朝明月曾共照长安洛阳，八百里秦川早融通黄河血脉。
愚以为，过去的历史就让历史学家去研究，争来争去，西安还是西安，洛阳还是洛阳，互相黑就显得格局小了。我们经常有友好城市，如果西安和洛阳成为友好城市，西安乃至陕西的去洛阳旅游，洛阳或者河南的来西安旅游，互通有无，比互相黑不知道好了多少倍。也让在西安多少年的河南人不会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毕竟一个是他们的故乡，一个是他们几代人生活工作的城市。
据统计，西安有200万左右是河南人。陕西人当中就有数百万是河南人。
当我们在博物馆赞叹“秦俑汉瓦，唐三彩”，何曾分辨哪些瑰宝属于渭水、哪些属于洛河？文明从来是流动的江河，而非割据的池塘。
西安是西安人的西安，也是河南人的西安。我的朋友里，几个朋友里就有一个河南人这是真实的。在西安并没有认为是河南人就遭受排挤，不知道什么时候两个城市比较什么？
西安其中大约有200万左右是河南人。这一比例使得河南人在西安的人口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形成了西安与河南之间深厚的文化联系和人口流动。这种人口结构反映了河南与陕西之间的历史渊源和地理位置的接近性，以及两地人民之间的频繁交流。西安不仅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城市，也是河南人聚居的重要城市之一，这种人口结构不仅体现了两地人民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也体现了西安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大都市，对不同地区人口的包容和接纳。
一个健康长远的民族永远是开放包容的，同为炎黄子孙，我们不应以籍贯的差别来评判或定义同胞的群体共性。曾着述有长篇小说《叶落长安》的陕西青年作家吴文莉这样说：
“在全国范围来说，河南人和陕西人是融合的最好的。饥饿的时代，能活下来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而今，他们有的人仍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时刻担心着外来人异样的眼光。所以，我们给予他们的应是更多的宽容与理解，就像一对兄弟一样。”
为啥陕西会有这么多河南人呢？说起来那是一肚子的血泪。
从古代起，陕西、山西、河南三地的人员流动都非常密切。这三省都是“古中国”的核心区域，尧、舜、禹等经常带着自己的部落在这一带迁徙，商朝则明确有“殷人屡迁，前八后五”的说法，这些迁徙活动促进了民族融合与发展。
此后各朝各代，三地在行政区划上，经常是“你给我一块儿，我给你一片”。在人口迁移上，不仅很密切，也较有规律。
陕西与山西是秦晋之好，黄河两岸的联姻不断。遇到太平年头，山、陕两地的人迁往河南的平原地带；遇到兵荒马乱时，则从河南逃荒到有地利之险的山、陕两地；战乱平息后，再迁往已经人少地多的河南。
可以说，河南人的对外迁徙，与“闯关东”“走西口”不一样，他们不是为了生意，或者换个活法，而纯粹是为了生存。这种迁徙，规模大，背景惨，往往伴着战乱、逃荒等字眼。
最惨的这次，就是民国年间的河南大饥荒。电影《一九四二》曾经描述过这种饿到吃人的场景，但电影很难完全还原真实，因为实在是过于挑战人的神经。
据统计，由河南省政府在洛阳送到陕西的灾民就有31万8500人，灾民自行前往陕西的数以百万计。火车根本坐不下这么多人，大部分人是徒步迁徙，还有一些人沿着铁道扒火车，一不小心就丧命铁轨。
这样一条血泪铺就的移民路，怎能不令人心酸？好在陕西等地的老百姓接纳了逃荒的河南老乡，河南人也凭借自己的双手建设了陕西，融入了陕西。
在河南逃荒的大潮中，还有两位我们所熟知的人物，一位是到了陕西西安的豫剧大师常香玉，一位是到了山西长治平顺县西沟村的全国劳模李顺达，他培养的接班人就是“终身人大代表”申纪兰。
常香玉到了陕西后，不仅认识了自己后来的丈夫陈宪章，还在他的支持下，在西安创办了“西安私立香玉剧校”，后改名为“香玉剧社”。1956年，“香玉剧社”迁回河南，成为河南豫剧一团。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千余年，其中前一千年，政治中心如同一个钟摆，在长安和洛阳之间不断摆动。这也引起了洛阳和长安究竟谁才是“第一古都”的争议。
从夏商到秦汉再到隋唐，长安与洛阳被多个王朝定为国都，两者都有“十三朝古都”之称。往往一者作为国都时，另一者充当“东都”或“西京”的角色。
截至2022年，西安人口1300万，Gdp总量1.15万亿元（全国22位）。同年洛阳人口708万，Gdp总量0.57万亿（全国44位）。
西安（长安）和洛阳，都是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二者同样文化底蕴深厚，历史古迹数不胜数。从商周至汉唐，长安与洛阳如同大一统王朝政治天平的两端，此消彼长间共同影响着中国历史进程。
西安200万河南人，本来就是一家亲，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别有居心的人要挑起两个城市的对立？过去的事情争高低没有意义，现在的人民幸福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