硝烟尚未散尽，站在残破的紫禁城皇极殿（朱慈炯下令恢复明朝旧称）前，朱慈炯心潮澎湃，却并未被暂时的胜利冲昏头脑。他深知，仅凭一座北京城和数千孤军，绝难抵挡清廷必然到来的疯狂反扑。他必须充分利用自己此刻独一无二的优势——既是前明正统皇子，又是天幕认证的“上帝次子”洪秀全。
他立刻召集麾下文臣武将，连夜草拟并颁发了告天下臣民诏书。这份诏书堪称奇文，巧妙地将两种看似矛盾的身份融为一体：
诏书开篇以“朕，洪秀全”起笔，宣称“大明气数虽衰，然天父皇上帝慈悲，不忍华夏沉沦，特遣次子洪秀全降临朱明皇室，扫除腥膻，解民倒悬。”确立了其起义的“神圣合法性”。
紧接着，笔锋一转，“然朕人间之身本朱明苗裔，名慈炯，崇祯先帝之子。身受朱明厚恩，岂敢或忘？故朕在世一日，当以‘天王’之名，奉天父、明太祖为共祖，执掌乾坤，廓清寰宇。待朕功成身退，回归天父左右之日，必当遵从祖制，择朱明贤德之后，承继大统，复辟大明！”
这一招可谓精妙绝伦。既利用“上帝次子”的神异光环吸引底层民众和会党，又以明朝皇子的身份争取士大夫和前明遗臣的认同，还为自己保留了未来还政于朱家的“高风亮节”，暂时避免了内部因继承人问题可能产生的分裂。
光有名分还不够，朱慈炯深知必须将水搅浑，让整个天下乱起来，清廷才无力集中力量对付他。于是，他做出了一个看似疯狂的决定——大肆分封，将名器如同不要钱般洒向四方！
诏书后半段，开始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册封：
遥尊在云南苦苦支撑的永历皇帝为“明王万岁”，承认其皇叔身份，以示对南明法统的尊重（亦是羁縻）。
册封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的郑成功为“东王”。
册封在西南战场屡挫清军的李定国为“南王”。
甚至将在云南与李定国内讧不断的孙可望也封为“西王”。
此外，对于各地已知的抗清武装头领、拥兵自重的军阀，乃至一些实力较强的山寨豪强，只要能扯上一点反清关系的，他都毫不吝啬地加以“公”、“侯”、“都督”等爵位官职。
一时间，通往北京的各条道路上，信使络绎不绝，带着加盖了“大明太平天王”玉玺的册封诏书，奔赴全国各地。朱慈炯根本不在乎这些人是否接受，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制造混乱，树立共主形象。他要让天下人知道，如今反清的“大旗”和“名分”在北京，在他朱慈炯（洪秀全）手中！
在政治上下足功夫的同时，朱慈炯也在军事上竭尽全力。他利用“天王”和“明太子”的双重号召力，在北京及周边州县不顾一切地招兵买马。粮饷部分来自抄没的旗人府库，部分则向新控制的区域征收。他知道质量一时难以保证，但首先要的是数量，是能守住北京、撑过最初最危险时期的人墙。
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朱慈炯内心非常清醒。他所有的激进策略，都是为了应对眼前的生存危机。他从未忘记天幕那“一年生存”的考验，以及最终那“唯一胜者”的残酷规则。
“一年……只要撑过这一年。”他常常在心中默念，“待天幕再开，询问是否继续时，朕便第一个退出！届时，朕已据有北京，名分已定，势力已成，何须再去争那虚无缥缈的‘唯一洪秀全’？这实实在在的‘大明天子’、‘天下共主’，才是朕所求！”
他甚至已经想好了退出的说辞，便说是“天父另有使命，令朕专注于人间天国（大明）之建设，不再参与天上角逐”。
在他的蓝图里，哪怕最终无法真正统一天下，只要能维持住北方部分地区，恢复一种类似周朝的分封局面，他自己作为天下的“共主”，也远比在那个赢家通吃的天幕游戏中冒险要强得多。
朱慈炯那封搅动天下的诏书，如同长了翅膀，很快也传到了暂避于热河行宫的清廷流亡朝廷手中。当听到自己被册封为“北王”，而自己与孝庄那个根本就没有的儿子玄烨竟被公然称为他洪承畴的儿子，并被封为北王之子时，洪承畴眼前一黑，差点当场晕厥。
“冤枉！天大的冤枉啊！！”洪承畴再也顾不得君臣礼仪，扑倒在地，以头抢地，声音凄厉得变了调，“臣对大清，对皇上，对太后，忠心耿耿，天地可鉴！此乃朱逆恶毒至极的反间之计，意在离间我君臣，万不可中计啊！”
然而，此刻的热河行宫，早已被失败、恐慌和对未来的绝望所笼罩。从北京仓皇出逃的宗室王公、满洲勋贵们，本就因损兵失地而憋着一肚子邪火，更对之前天幕关于康熙身世的谣言将信将疑。如今这“北王”之封，仿佛坐实了某种猜测——若非你洪承畴与那“洪秀全”（朱慈炯）早有勾结，他为何独独封你为王？还指名道姓说大清下一任皇上是你儿子？！
怀疑的目光如同冰冷的针尖，从四面八方刺向洪承畴和与他关系微妙（在外人看来）的孝庄太后。解释，在此刻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猜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在恐惧和绝望的浇灌下，会以惊人的速度长成噬人的毒藤。
就在抵达热河后不久的一个深夜，一场由部分极端排汉、且对孝庄太后长期掌权不满的满洲宗室（如简亲王济度、贝子屯齐等）主导的政变，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爆发了。
叛军士兵粗暴地撞开了皇帝和太后暂居的殿门。顺治皇帝福临惊恐地试图斥责，却被一名叛将毫不留情地一刀砍翻在地，年轻的皇帝甚至没来得及发出太多惨叫，便倒在血泊之中。孝庄太后布木布泰，这位历经三朝、掌控大清权柄多年的女人，面对逼到眼前的刀锋，依旧保持着最后的威严，但她的任何话语都已无法阻止疯狂的杀戮，最终也未能幸免。
紧接着，叛军冲向了洪承畴的住所。这位为大清入主中原立下汗马功劳，此刻却百口莫辩的大学士，在一片“诛杀汉奸”、“清除国贼”的怒吼声中，连同其家眷、亲信，被屠戮殆尽。
热河行宫的这一夜，血腥而混乱。曾经至高无上的皇帝、权倾朝野的太后、位极人臣的汉人大学士，皆成了这场内部猜忌与恐慌的牺牲品。顺治皇帝，竟成了大清五个时空之中，第一个以如此憋屈、如此突然方式“下线”的皇帝，若其他时空得知，恐怕真会惊掉所有人的下巴。
中枢的骤然崩塌，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聚集在热河的清廷残余势力顿时群龙无首，陷入更大的混乱。几位掌权的亲王贝勒互相不服，为谁该主导局面争执不休。
而更致命的是，消息逐渐传开，散布在中原、江南各地的清军主力——无论是满洲八旗、蒙古八旗还是汉军绿营——瞬间陷入了巨大的恐慌和迷茫之中。
皇帝死了！太后死了！朝廷没了！
他们为谁而战？军饷何来？退路何在？
原本就因各地风起云涌的“南明”义军（许多已接受了朱慈炯的册封）而疲于奔命的清军，此刻更是军心瓦解。一些部队开始自行其是，有的试图向就近的“明王”、“南王”投降，有的则干脆化兵为匪，劫掠地方以求自保。就连那些原本被视为依靠的汉军绿营，也因其忠诚度受到满洲将领的极度怀疑而处境堪危，摩擦与内讧时有发生。
反击北京？已经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笑话。此刻对于大部分陷入关内战场的清军而言，最现实的目标，不再是征服或镇压，而是如何在这片已然失控的华夏大地上，杀出一条血路，挣扎着退回山海关外的辽东老家。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在顺治皇帝毙命的这个时间点上，呈现出土崩瓦解之势。朱慈炯那一道看似荒唐的封王诏书，竟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致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