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宫，笼罩在一片巨大的悲恸与肃穆之中。始皇帝的梓宫被安置于早已准备好的寝殿内，百官服丧，万民缟素。这位横扫六合、创立不世功业的帝王，终究未能求得长生，带着他的雄心与遗憾，离开了他的帝国。
在完成了繁琐而庄严的国丧礼仪，将始皇帝安葬于那座空前绝后的骊山陵墓后，太子扶苏于咸阳宫正殿，在百官朝贺、钟鼓齐鸣中，正式登基即位，成为大秦帝国的第二位皇帝，史称**秦二世皇帝**（为与胡亥区别，后世或称其为“扶苏帝”或“昭襄帝”等）。
新帝登基，大赦天下，改元“昭德”，寓意光明之德政，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登基大典的余音尚未散去，扶苏便在丞相李斯的辅佐下，开始了他的新政。他没有选择在深宫哀悼，而是以一种迥异于其父的、更为亲和的姿态，迅速投入到帝国的治理中。
昭德元年，第一道重要的诏书，并非关于征伐或大兴土木，而是《**恤民诏**》。
这道由扶苏主导思想，李斯以其精炼文笔润色而成的诏书，清晰地展现了新帝的执政方向：
“朕以渺渺之身，承继大统，夙夜忧惧，恐不堪负先帝之托，万民之望。先帝扫平六合，混一寰宇，功盖三皇五帝。然连年营造，征发不息，民力有疲。朕闻之，‘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今承国丧，更当体恤民艰。”
“特诏令如下：
一、 暂停阿房宫工程，所有匠作、刑徒、民夫，悉数遣返原籍，给予路费，令其归家与亲人团聚，恢复生产。
二、 减免天下田租赋税一年，关东原六国之地，因战乱初定，减免两年。
三、 骊山陵后续工程，除核心墓室护卫及必要封土外，其余附属工程一律停止，役夫酌情减省放归。
四、 核查各郡县刑徒，凡非十恶不赦之罪，或情有可原者，量情减刑、赦免，令其归乡。
五、 严禁地方官吏擅兴徭役，扰害百姓，违者严惩不贷。
“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这道诏书如同一股清新的春风，吹拂过被沉重徭役和严苛刑法压抑已久的帝国。诏书所到之处，万民欢呼，许多被征发的民夫跪地叩首，高呼“陛下仁德”、“二世皇帝万岁”。长期紧绷的民间情绪，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然而，新政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朝堂之上，暗流涌动。
以丞相李斯、廷尉姚贾等为代表的“务实派”和部分军方将领（如已奉诏回京述职的蒙恬），大多支持新政，认为与民休息是稳定帝国、积蓄国力的必要之举。
但另一部分以某些宗室勋贵和原始皇身边近臣为代表的“守旧派”（或可称“既得利益派”），则对此颇有微词。他们在私下议论，认为新帝过于“柔弱”，一上台就推翻先帝既定政策，有损始皇帝威严，更断了他们许多通过工程、征伐获取利益的途径。只是碍于新帝刚立，李斯权势正盛，且新政深得民心，暂时不敢公开反对。
扶苏显然也感受到了这股阻力。在一次小型朝议后，他单独留下李斯，眉宇间带着一丝忧虑：“丞相，减免赋税，停罢工程，国库收入必然大减，各地放归的刑徒、民夫数量庞大，安置亦需钱粮。长此以往，朕恐国用不足啊。且朝中似有非议之声……”
李斯看着这位年轻而充满理想主义的皇帝，心中既有欣慰，也有隐忧。他恭敬地回答：“陛下，民为邦本，本国邦宁。暂时减少的收入，换来的是民心的归附与社会的安定，此乃无价之宝。至于国用，”他顿了顿，胸有成竹道，“臣已与治粟内史核算过，先帝时积攒的府库，足以支撑数年。且暂停大工程，本身就能节省巨额开支。待民生恢复，生产力提升，税基自然扩大，国库亦将重新充盈。”
他走近一步，低声道：“至于朝中非议，陛下不必过于挂怀。任何新政，触及旧利，必遭阻力。陛下只需坚持善政，民心所向，便是最大的倚仗。些许杂音，翻不起大浪。关键在于，新政需有得力之人执行，以防地方官吏阳奉阴违，或从中渔利。”
扶苏闻言，眉头稍展，点头道：“丞相所言甚是。那这推行新政、监察地方之重任，还需丞相多多费心。”
“老臣责无旁贷。”李斯躬身领命。他知道，自己这“托孤丞相”的角色，此刻才真正开始发挥关键作用。他不仅要协助皇帝制定正确的政策，更要为其扫清障碍，确保政令畅通。帝国的巨轮，正在这位新舵手和他的辅政者努力下，尝试着调整那过于急促的航速，驶向一个未知，但似乎充满希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