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那番如同疾风骤雨般的驳斥，并未因初步压制住淳于越的气焰而停歇。他深知，这种关乎国本的争论，必须彻底将其批倒驳臭，不能留下任何让人反复咀嚼、死灰复燃的余地。他站在玉阶之下，身形挺拔如松，目光如炬，扫过全场，最终再次定格在面色青红交加的淳于越身上，开始了更为系统、也更为深刻的阐述，其核心，便是坚定不移地**扞卫郡县制**。
“淳于博士言必称三代，慕周礼之分封，以为可保社稷万年。”李斯的声音恢弘，带着一种解剖历史的冷静，“然则，博士可曾细察，周室分封八百诸侯，其初，或有屏藩之效。然数代之后，血缘疏淡，利害各异。诸侯坐大，视周室为赘旒，郑伯射王中肩，楚子问鼎之轻重，此岂臣子之道？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此皆分封之弊也！”
他不再停留于空泛的指责，而是用一桩桩、一件件血淋淋的历史事实，将分封制最终必然导致中央权威沦丧、诸侯相互征伐的残酷结局，赤裸裸地展现在所有人面前。朝堂之上，许多只知埋头政务或军务的官员，听到这些具体史实，也不禁悚然动容，暗自点头。
“及至战国，”李斯继续推进，声音愈发沉凝，“七雄并立，皆行郡县于其境内，以聚国力，方能相争。秦自孝公用商君，废井田，开阡陌，置县令，行新法，方由西陲弱戎，渐成虎狼之强！若依博士之言，效周室分封，则我秦之内，亦当裂土封侯，则焉有今日一统之局？焉有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之便？焉有北逐匈奴、南平百越之力？！”
他将秦国的崛起与郡县制的推行直接挂钩，指出正是内部的高度集权和高效动员能力，才奠定了统一六国的基础。这番论述，将郡县制的优越性从理论拉到了秦国自身发展的实践层面，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然后，他的矛头直指分封制在当下的荒谬性：
“今陛下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此乃千古未有之伟业！天下初定，人心未一，六国遗孽，潜伏草泽，日夜窥伺。当此之时，不正应强干弱枝，使权力集中于中央，法令出于一门，方能如臂使指，应对四方之变乎？”
“若依博士之议，分封子弟功臣于四方，使其各拥土地、人民、甲兵，则不过数年，新的诸侯并立之局复现矣！彼时，血缘可恃乎？功臣可恃乎？沙丘之事（他隐晦地提及，众人皆心知肚明），殷鉴不远！届时，内忧外患并起，帝国分崩离析，博士可能负此责任？！”
这番话，结合了当前帝国面临的现实威胁（六国遗民）和不久前发生的未遂政变（沙丘），将分封制可能带来的可怕后果描绘得淋漓尽致，让所有听到的人都不寒而栗。就连一些原本对分封制抱有浪漫幻想的官员，此刻也不得不正视其现实危险性。
最后，李斯做出了总结性的论断，其声如黄钟大吕，在大殿中回荡：
“**故曰，郡县之制，乃天下一统之基，社稷安宁之本！** 使政令畅通于万里，赋税汇聚于中央，兵权掌握于朝廷，此乃大势所趋，非区区‘师古’二字可逆！五帝三王之道，治当时之良法也，然时移世易，岂可奉为万世不变之圭臬？陛下当立万世之法，行当今之政，岂能效腐儒之见，复辟导致战乱纷争之旧制？！”
“臣李斯，昧死以言：**郡县之制，绝不可易！** 凡有敢以言语惑众，欲复分封，乱我法度，摇我国本者，当以重法论处，以儆效尤！”
李斯的这一番长篇大论，引史实，析利弊，结合现实，展望未来，逻辑严密，气势磅礴，将**扞卫郡县制**的理由阐述得淋漓尽致。他不仅是在驳斥淳于越，更是在为整个昭德新朝，乃至未来的帝国，定下不可动摇的政治基调。朝堂之上，再无一人敢出声支持淳于越。淳于越本人，也如同被抽干了力气般，脸色灰败，嘴唇哆嗦着，却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李斯以其无与伦比的辩才和政治智慧，在这场关乎帝国命运的理念之争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