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到访，如同在平静无波的湖面上投下的一颗石子，虽然激起了层层涟漪，但随着车驾远去，李斯的生活很快又回归了那条已然习惯的、宁静而缓慢的乡野轨迹。每日的晨起耕作、午后读书、傍晚与老妻溪边散步，一切似乎都与从前无异。然而，这次短暂却意义非凡的会面，并非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与扶苏那场关于“守成之要在于安民”、“任贤之基在于察吏”，尤其是“安民之难在于体察其隐微之艰”的深谈，仿佛一把无形的钥匙，重新激活了李斯那被田园风光和闲适生活暂时抚平的、属于顶级政治家的敏锐观察力与深层忧患意识。
他不再仅仅满足于个人“心自在”的田园乐趣与天伦之乐，他的目光，开始不由自主地、更多地投向了他所置身的这片看似宁静祥和的乡野，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近乎审视的专注，更加细致入微地去观察那些他曾在庙堂之高、于宏观层面无数次谈论与谋划的“民”的真实生存状态。于是，那些过去或许被他有意无意忽略、或因身份悬殊而习以为常的生活细节，如今如同被清水洗过的卵石，清晰地、带着棱角地浮现出来，以一种无法回避的力量，让他真切地、甚至是刺痛地看到了“乡野常见民生艰”的现实图景。
这种“艰”，首先体现在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与令人心惊的脆弱性上。李斯自家的菜畦经过精心打理，产出颇丰，加上儿子李由等人定期的、不惹人注目的接济，以及皇帝偶尔赏赐的那些足够普通农家生活数年的金帛，足以让他和老妻过着衣食无忧、甚至堪称优渥的晚年生活。但他周围的乡邻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他注意到，隔壁的王老汉一家五口，尽管每日天不亮就下地，日落方归，如同勤恳的蚂蚁般在那几百薄田里耗尽气力，但每到青黄不接的春荒时节，饭桌上的粥便稀薄得能清晰地照见碗底的人影，几个半大的孩子脸上总带着一种营养不良的菜色，眼神缺乏同龄人应有的灵动。一场突如其来的、并不算特别严重的冰雹，就可能将地里即将抽穗的麦子砸得七零八落，王老汉蹲在地头，抱着脑袋，那无声的绝望和愁苦，能让铁石心肠的人都为之动容。为了活下去，或是为了缴纳不可避免的赋税，他们往往不得不咬牙向村里那几户放贷的富户借下“驴打滚”的阎王债，从此陷入难以挣脱的债务泥潭，辛苦一年，可能连利息都还不清。他看到村里的妇人们，在操持完永远也忙不完的家务、照料好啼哭的孩童之余，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拼命地纺线、织布，直到深夜，只为用那粗糙的土布，去集市上换取一点点少得可怜的盐巴、铁针等生活必需品，她们的手指常年粗糙开裂，布满老茧，仿佛从未真正干净过。他更看到，一旦家中有人生病，哪怕是并不致命的风寒或腹泻，对于许多家庭而言都可能是灭顶之灾。请不起郎中，抓不起药，要么全靠身子硬扛，听天由命；要么便是万不得已，含着眼泪卖掉祖传的、赖以活命的几亩薄田，或者更残忍的，鬻卖亲生骨肉，以求一线生机。那种面对疾病和无情命运的深深无力感与绝望，远比任何奏章上的数字更具体，更鲜活，也更深刻地刺痛了李斯。他回想起自己位居丞相时，看到的只是各郡县上报的冷冰冰的户口、垦田、赋税数字增减，虽然也从字里行间知道民间存在疾苦，但那种认知是抽象的、模糊的，远不如眼前这些具体而微、每日都在上演的生计挣扎来得如此震撼和真切，直击灵魂。
其次，是精神与文化层面，教育机会的几乎完全缺失所带来的、另一种更深沉的“艰难”。李斯自己在家中教导孙辈识字读书，享受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视其为晚年最大的慰藉之一。但他环顾整个村庄，除了里正等极少数家境稍宽裕、或许希望孩子将来能接替自己职务的人家，会让孩子勉强认几个字、学一点简单的算术外，绝大多数的农家子弟，从能够拿动锄头、牵动牛绳的年纪开始，便如同他们的父辈祖辈一样，终日跟随在田间地头，重复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他们的人生轨迹，似乎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就被无形地注定：学会种地，娶妻（或嫁人）生子，然后养育下一代，继续重复这循环。知识、文化、书籍、更广阔的世界，对他们而言，是另一个遥远而缥缈的、与自身完全无关的维度里的东西。李斯曾一时兴起，尝试与一些在溪边放牛、眼神清澈、看起来聪明伶俐的半大孩子交谈，发现他们对山林里的鸟兽、田间的作物有着惊人的、源于生存本能的敏锐观察，但对于文字、对于村庄之外的天地、对于历史典故、对于国家政令，却几乎一无所知，眼神中充满了茫然。这种精神世界的贫瘠与上升通道的彻底封闭，让李斯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深沉的悲哀。他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理解，“愚民易使”或许有助于一时统治的稳定，但从长远来看，没有教育的普及，所谓的“开启民智”、“稳固国本”便根本无从谈起，这些看似淳朴的农家子及其后代，将永远被无形的枷锁束缚在土地与贫困世代循环的磨盘上，难以挣脱。一个缺乏新鲜血液和智慧活力的王朝，其根基终将逐渐腐朽。
再者，是基层治理中那些细微却普遍存在的不公与寻常百姓面对不公时的无奈，织就了另一张无形的“艰难”之网。李斯虽然远离帝国的权力中心，决心不再过问具体政务，但凭借其数十年宦海沉浮所积累的、近乎本能的敏锐洞察力，他依然能从乡邻们茶余饭后的闲谈碎语、从田间地头因引水灌溉发生的争吵、从偶尔传到耳中的关于某家嫁女聘礼纠纷或田产划界争执中，窥见到基层权力运行中所投射下的、不那么光彩的阴影。他隐约听说，乡间那些负责具体征收赋税、摊派徭役的小吏差役，有时会利用农户不识字、不懂繁杂律法条文、更畏惧官府的弱点，巧立名目，额外加派些“辛苦钱”、“脚力钱”；在处理邻里纠纷、田产划界等争执时，也往往下意识地、或明目张胆地偏向于那些在乡间有些势力、或暗中递了好处、摆了酒席的人家。而普通的农户面对这些看似不大、却切实影响生计的不公，绝大多数时候只能选择忍气吞声，默默承受。因为他们深知，去更高一级的官府告状，不仅路途遥远、耗时耗财，而且门难进、脸难看，最终结果很可能依旧是官官相护，自己反而可能遭到更凶狠的报复。村里的里正虽然大多由本地推选，还算相对公正，试图维护乡梓安宁，但往往也受制于更上层的吏员网络和潜规则，难以真正做到完全秉公办事，有时甚至不得不违心地进行一些“和稀泥”式的调解。这些细微的、日常化的、几乎无处不在的不公，如同慢性却致命的毒药，一点点地、无声地侵蚀着底层民众对朝廷律法、对“青天大老爷”本就脆弱的信任，慢慢地消磨着他们对于生活仅存的那一点点改善的希望。李斯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当年呕心沥血、为始皇帝设计的那一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提高行政效率、确保政令畅通的庞大官僚制度体系，到了帝国最末梢、最基层的执行层面，很可能因为执行者个人素质的低劣、监督的缺失、或 simply 恶劣的生存环境，而被扭曲、变形，甚至异化成为扰民、伤民、盘剥民脂民膏的工具，这与他最初的理想背道而驰，却又是如此现实。
最后，是面对天灾人祸时，那种令人窒息的、极端的脆弱性，将乡野之“艰”推向了顶点。在李斯归隐后的第一个夏季，当地遭遇了一场持续时间不长、但强度不小的旱灾。烈日炙烤着大地，田地龟裂，禾苗蔫萎。李斯亲眼看到，村民们是如何每日焦虑地仰望着万里无云的、湛蓝得令人绝望的天空，是如何组织起来，用最原始的木桶、陶罐，从几乎已经见底的溪流和深井中，一桶一桶、一罐一罐地取水，步履蹒跚地运到地里，浇灌那些奄奄一息的庄稼；是如何为了争夺那一点点救命的水源，邻里之间、宗族之间发生激烈的争吵甚至拳脚相向，往日的情谊在生存的压力面前显得如此脆弱。官府虽然也依照惯例，组织了一些祈雨仪式，张贴了安民告示，但实际的救灾物资和有效的应对措施，却总是姗姗来迟，且数量对于广大的受灾区域而言，简直是杯水车薪。这场旱灾，让许多本就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家庭，彻底陷入了绝境。李斯深刻地认识到，对于这些几乎完全“靠天吃饭”的百姓而言，“风调雨顺”并非理所当然的恩赐，而是最奢侈的祈求。任何一点自然气候的微小波动，一场不期而至的冰雹、一场连绵的阴雨、一次突如其来的虫害，都可能轻易地将他们推向饥饿、破产乃至家破人亡的生存边缘。而朝廷那套理论上存在的赈灾救助体系，在实践层面，显然还远远未能有效地覆盖、及时地响应这些局部的、却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其效率低下、物资调配不畅、甚至可能存在的贪墨，都让百姓的抗风险能力低得可怜。
“乡野常见民生艰”，这七个字，不再是奏章上冰冷的、需要权衡取舍的政策术语，而是李斯每日推开柴门、走入乡间便能直接看到、听到、感受到的、活生生的、带着温度与重量的现实。这些细微却深刻的见闻，与他昔日向扶苏阐述的那些关于“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兴教化以开民智”的“安民”之道，形成了强烈而令人不安的对照。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高高在上的、意图良好的政策制定，与底层真实、复杂、琐碎却又残酷的生存困境之间，存在着一条多么巨大而难以逾越的鸿沟。一种沉甸甸的、源于良知与过往责任的责任感，伴随着一丝身为旁观者、无力改变大局的深切无奈感，在他心中交织、滋生。他已然退隐，交还了相印，远离了咸阳，无法再通过手中的权力去直接影响和改变帝国的重大方针政策。但他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哪怕力量微薄，范围有限，也要为眼前这些日日相见、淳朴而艰辛的乡邻，也为自己那颗在追求“心自在”的闲适之余，却始终无法对民间疾苦真正视而不见、从而获得完全平静的士大夫之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