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的“效仿”热潮与如潮水般涌来的赞誉，如同拂过山岗的清风，并未过多地侵扰李斯内心那片历经沧桑后归于沉静的湖泊。相形之下，随着年岁愈高，白发日增，原本矍铄的精神虽依旧清明，但身体的机能却不可逆转地呈现出衰退的迹象——目力不再如年轻时那般锐利，握笔的手偶尔会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伏案稍久便会感到腰背酸软。这种对生命流逝的切身体认，反而催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到近乎急迫的愿望：他必须抓紧所剩无多的时光，将自己这波澜壮阔、充满争议却又独一无二的一生，所经历的惊涛骇浪、所运筹的庙堂算计、所感悟的世事变幻、乃至所犯下的错误与获得的教训，进行一次系统、深刻而坦诚的回顾、梳理与剖析，并最终用文字记录下来。
于是，在每日处理完乡学塾童的课业、指点完农具改良的细节这些简单却充实的日常事务后，李斯开始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所剩不多的精力，投入到了一项新的、或许也是他生命旅程中最后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之中——“撰写《忆往录》”。
这本他于心中酝酿、计划名为《忆往录》的着作，其定位远非简单的个人传记或功绩簿，更非为自己歌功颂德、文过饰非的辩白书。他的宏愿，是借此对自己这跌宕起伏的一生，进行一次彻底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回顾与反思。他希望通过这种近乎严苛的自我审视和记录，清晰地梳理出自己思想演变的内在轨迹，客观总结辅佐帝王、执掌国政的得失利弊，为后世留下基于真实经验与血泪教训的警示、启迪与治国理政的思考。其动机，既包含了传统士大夫“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中“立言”以求思想传承的情怀，更升华出一种源自晚年大彻大悟的、超越个人荣辱毁誉的、对历史与未来的深沉责任感。
书写的地点，依旧是他那间陈设简朴、却满载书卷气息的书房。只是如今，那张用了多年的老旧梨木案几上，除了常用的那方微凹的端砚、几支兼毫小楷和厚厚一沓质地优良的宣纸外，更多了一叠叠由他亲手整理、字迹时而工整、时而因心绪激动而略显潦草凌乱的草稿纸。他的精力已大不如前，无法再像年轻时那样通宵达旦、挥毫泼墨，但他坚持每日晨起盥洗、静坐凝神后，必于案前坐上两个时辰，或斟酌字句，或奋笔疾书，哪怕有时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写下寥寥数语、一段感悟，也绝不间断。
《忆往录》的开篇，李斯做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他并未从自己显赫的法家师承、早年游学、或是初入秦廷得到吕不韦赏识这些惯常的起点写起，而是直指灵魂深处，从那个彻底改变了他一生命运的、玄之又玄的“瞬间”开始落笔。他用了大量隐晦、含蓄却又充满内在张力与哲学思辨的笔触，试图描述那种在熟知历史既定结局的巨大恐惧与强烈不甘中骤然“醒来”，被迫接受一个看似注定悲剧的“李斯”身份，以及随之而来的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彷徨与最终破釜沉舟、决心奋起抗争、逆天改命的复杂心路历程。他写道：
“……恍若大梦初觉，身陷囹圄而知锁钥之所在，其惊惶、其挣扎、其决绝，非亲身历者，难以体会万一。彼时唯一念，如暗夜惊雷，照见前路：我之命运，当由我亲手缔造，岂能甘为史书上寥寥数笔、早已注定的亡魂？斯彼时唯一念：我命由我，非由史笔！”
这部分的记录，充满了灵魂的自我拷问与对命运、身份、自由意志的深层探索，是他所有后续行动最原初、最根本，也最不为人知的驱动力。他并未明言“穿越”或“预知”，而是用“大梦初觉”、“知锁钥之所在”等充满隐喻的词语，为后世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也守护着这个他至死都无法、也无需向任何人言说的终极秘密。
接着，他以大量沉着而细致的笔墨，回顾了辅佐始皇帝、共同缔造空前帝国的整个波澜壮阔的进程。从初入咸阳时的小心谨慎、默默观察朝堂局势与各方势力盘根错节的关系；到因《谏逐客书》而崭露头角、逐步进入权力核心，为秦国统一大业献上远交近攻、分化瓦解等一系列关键策略；从积极参与平定嫪毐、吕不韦之乱，巩固王权；到在御前会议上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废除分封、推行郡县制，实现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等影响千古的制度创设；从统筹调度灭六国的宏大战争，到规划实施修筑驰道、直道、灵渠、长城等浩大工程。他不仅巨细无遗地记录重大事件本身，更着重剖析当时自己所处的具体情境、内心的权衡算计、决策的深层依据，朝堂之上不同派系（如老秦贵族、外来客卿、军方将领）之间微妙而激烈的博弈，以及始皇帝那雄才大略、多疑善断的复杂性格、钢铁般的意志与其最终决策对他产生的深刻影响。他试图以尽可能客观、超脱的视角，去评价那个将他推向权力顶峰、同时也让他时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辉煌而残酷的时代。对于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等重大制度，他详细阐述了其设计的初衷（加强中央集权、促进文化交流与经济融合）、推行过程中遇到的巨大阻力（尤其是来自既得利益贵族的强烈反对）以及最终取得的显着成效（奠定了大一统帝国的根基），但同时，他也开始以批判性的眼光，反思这些制度在具体执行中可能存在的弊端，例如过于强调“一刀切”而未能充分考虑各地差异所带来的适应性难题，以及严刑峻法在维护秩序的同时可能对民间活力造成的压抑。
对沙丘之变这一决定帝国命运走向的关键时刻的记录，无疑是全书最沉重、笔触最凝练、也最核心的章节之一。他以极其克制却力透纸背的笔调，还原了那个密不透风、气氛压抑到极点的历史现场。描述了始皇帝巡游途中突然病重、生命垂危时，随行重臣们的忧惧与各方势力的蠢蠢欲动；宦官中车府令赵高如何暗中活动，串联左丞相李斯，密谋篡改遗诏；自己当时内心经历的巨大挣扎、对帝国前途的深深忧虑、对自身与家族命运的恐惧、以及最终在权衡利弊后，做出那个惊世骇俗的决断的复杂心路；还有如何利用提前安插的亲信、对关键信息的控制以及关键时刻的果敢行动，最终扭转了看似不可逆转的历史走向。他并未过分渲染自己在其中的“力挽狂澜”之功，而是冷静地分析了成功的原因（信息优势、提前布局、对手的失误、以及始皇帝积威留下的短暂权力真空），也坦诚了事成之后那挥之不去的余悸、对权力交替之残酷性与不确定性的更深层次认识，以及内心深处那难以言喻的道德负疚感。他写道：
“……彼时之势，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步踏错，非仅个人身死族灭，恐社稷倾颓，天下再陷纷争。斯之所为，非为贪恋权位，实为求存，亦为求安——求帝国之安，求苍生免于战火之安。然经此一夜，方知权力之巅，光耀万丈之下，实乃万丈深渊，进一步或可粉身碎骨，退一步亦恐万劫不复。事后思之，能得善终，远离漩涡，实赖几分天命运气，几分始终未泯之警醒，与最终放下一切、抽身而退之决然。”
对于辅佐公子扶苏、推行相对宽和的新政的岁月，他的笔触则相对变得平和、舒缓，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情。他记录了扶苏的仁厚谦和、敏而好学，以及在其影响下逐渐展现出的明君潜质；自己如何小心翼翼地引导这位年轻的君主，在继承始皇法治框架的同时，平衡仁政与法治的关系，努力纠正始皇晚年诸如滥用民力、刑罚过苛等弊政，减轻百姓负担，与民休息，试图修复帝国紧绷的神经。他也提到了与扶苏之间那种超越寻常君臣、更近似于师徒乃至父子的特殊情谊与信任，以及自己最终能够功成身退、安然归隐的幸运。他肯定了新政带来的积极变化（如社会矛盾缓和、民生得以喘息），但也指出了在推行过程中遇到的来自保守势力的阻力以及一些政策因经验不足而产生的尚待完善之处。
全书的最后部分，是他归隐林下之后的感悟与思考，笔调变得愈发平和、通透，充满了田园诗般的宁静与哲思。他详细记述了创办乡学、让农家子弟也能识文断字的初衷与实践，将其视为对儒家“有教无类”和法家“以吏为师”思想的融合探索，是对“开启民智、安民富民”之道的具体践行；他深情描绘了改进农具、提高耕作效率带来的喜悦，以及乡野生活的简单质朴、与结发老妻相濡以沫的深情、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还有从春播秋收、四时更替中领悟到的“顺其自然”、“生生不息”的人生哲理。他将权力中心的喧嚣、算计、荣耀与危险，与乡野之间的平静、真实、琐碎与温暖进行对比，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
“……权柄虽重，煊赫一时，终是身外之物，得之未必真乐，失之未必真忧。心之所安，魂之所系，方为吾乡。此生功过，留与后人评说。唯愿此生所为，能于国于民，有尺寸之功，足矣。造福乡梓，泽被后人，无论事之巨微，方为生命价值之真正所系。”
撰写《忆往录》的整个过程，对李斯而言，不啻为一场漫长而艰难的自我灵魂拷问与最终的和解。他需要以最大的勇气，直面自己曾经有过的勃勃野心、运用的机心权谋、做出的那些在道德与功利之间艰难权衡的、甚至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抉择。有时，写至动情或痛彻心扉之处，他会黯然搁笔，独自在院中那棵老槐树下徘徊良久，望着天边流云，默然无语，任往事如潮水般冲击着已渐平静的心湖。但最终，他都以惊人的坦诚与历史责任感，将这一切付诸笔端，不回避，不掩饰，力求留下一份尽可能真实的记录。他深知，这本凝聚了他一生智慧、血泪教训与最终感悟的《忆往录》，或许在他有生之年都无法、也不愿公之于众（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波澜），但它所承载的思想重量与历史价值，将是他留给家族后人、留给或许能读懂它的有缘者、留给悠悠青史的一份独特而珍贵的遗产。这，是他为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所划上的一个庄重、深思且力求无愧于心的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