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微风带着些许燥热，穿过书房敞开的窗棂，拂动着李斯额前的几缕银丝，也搅动着空气中尚未散尽的墨香。他刚刚写完那封详细阐述“制科”注意事项、言辞恳切的长信，命心腹家仆以最快速度送往咸阳。然而，放下笔，他的心情并未感到丝毫轻松，反而愈发凝重，如同压上了一块无形的巨石。他的思绪如同窗外被风吹得摇曳不定、光影斑驳的树影，反复萦绕在“制科”推行后可能面临的两大顽疾之上——“防舞弊与僵化”。这两者，如同潜伏在良策美景之下的毒蛇，若处置不当、防范不周，足以使一切选贤任能的初衷付诸东流，甚至可能滋生更大的弊端。
首先便是“防舞弊”。李斯对此有着近乎本能的警惕，他一生宦海沉浮，太清楚权力与利益对人心的腐蚀力量。一旦“制科”成为入仕的重要乃至主要途径，其背后所代表的官位、权力与荣耀，必将引无数人趋之若鹜，也必有宵小之徒甘愿铤而走险。他靠在椅背上，闭上双眼，凭借对官场规则和人性的深刻洞察，脑海中便清晰地浮现出种种可能发生的、甚至是他曾听闻或亲历过的舞弊情形：
有考前泄题者。这是对考试公平最致命的打击。命题官员或其身边亲近之人，受巨额贿赂或人情请托，将试题内容提前泄露给特定考生。此弊一成，则考试形同虚设，寒门学子再无出头之日。他甚至在心中冷静地模拟了泄题的几种可能渠道——负责印刷、保管试题的底层吏员被重金收买；参与命题的官员在青楼酒肆等公共场所酒后失言，被有心人听去；乃至利用信鸽、密信等隐秘方式远距离传递答案……每一种都需严加防范。
有考场之内作弊者。此弊花样百出，防不胜防。或将经文律条抄录于极薄的绢帛上，夹带于衣襟、鞋袜、发髻之中；或买通监考的巡场小吏，里应外合，趁人不备传递写有答案的纸团；或与邻近考生事先串通，利用约定好的咳嗽声、敲击案桌的次数为暗号互通有无；更有甚者，寻找学识出众的枪手替考，利用早期图像信息不发达、身份核验手段简陋的漏洞，冒名顶替入场，李代桃僵。
还有考后阅卷、定榜环节的篡改。此弊更为隐蔽。贿赂关键位置的阅卷官，即便实行了“糊名誊录”，也能通过事先约定的特殊笔法、在特定位置做微小标记等方式识别出特定试卷，从而在评分时刻意抬高；或者在统计最终成绩、张榜公布的环节做手脚，偷梁换柱，将有名者黜落，将无名者添入。
“防弊之要，在于制度设计严密如铁桶，执行过程铁腕无私，惩处措施酷烈足以震慑人心。”李斯在心中默念，指尖无意识地在案几上划着。他深知，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仅仅依靠官员的道德自律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起一套环环相扣、相互制约、不留死角的制度牢笼。除了之前信中已强调的“糊名”、“誊录”外，还需加强试题命制与保管的极端保密措施，比如将命题人集中于一地与外界隔绝，直至开考后方可放出；考场需派可靠之人进行严格搜身，甚至考虑提供统一的、无夹带可能的考试服装；监考人员需从不同部门、不同系统抽调，使其互相监督，难以串通；对舞弊者，一旦查实，不仅本人终身禁考，更要革除已有功名，流放边陲苦寒之地，并视情节轻重株连家族、严惩不贷，务必使其犯罪成本高昂到无人敢轻易尝试。
然而，比舞弊这种“显性之疾”更隐蔽、更具长远腐蚀性的威胁，是“僵化”。李斯的眉头紧紧锁起，形成了一个深刻的“川”字。他的思维超越了眼前的利弊，投向了数十年乃至百年之后。他仿佛看到，当“制科”成为选官主流，甚至唯一正途之后，一种新的、更为可怕的困境可能出现：
天下士子为求登科入仕，必将全部精力集中于考试指定的狭窄范围内，形成“考什么，学什么”的功利导向。学习律法只知死记硬背条文，不问其立法精神、时代背景与社会实效；钻研算学只习固定题型和解法，缺乏解决实际政务中复杂问题的灵活应用能力；写作策论则一味揣摩上意，堆砌华丽辞藻，形成千篇一律、空洞无物的“应试八股文风”。至于那些关乎国计民生、却未必直接纳入考试范围的天文、地理、水利、工巧、农桑等实用之学，则将逐渐被士人轻视、抛弃，无人问津，导致学术生态失衡，国家所需的应用型人才凋零。
更可怕的是，一种新的、以考试为纽带的文化特权阶层可能形成。某些家族或学派世代研究考试技巧，揣摩命题趋势，甚至垄断对特定经典的“标准”解释权，形成新的学阀门户。他们与手握荐举权的世家大族虽有形式之别，但在垄断上升渠道、阻碍寒门才俊这一点上并无二致。长此以往，“制科”选拔出的，可能不再是充满创造力、批判精神与实干能力的英才，而是一批批思想被禁锢、唯上是从、缺乏独立见解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试机器”，帝国官僚体系的活力、适应性与创造力将逐渐衰竭，整个国家将在不知不觉中陷入僵化停滞的泥潭。
“此非杞人忧天，更非危言耸听……”李斯站起身，在弥漫着书卷和墨香的书房内缓缓踱步，步履略显沉重。历史的教训告诉他，任何制度，无论创立之初多么完善，若固步自封，缺乏自我更新、自我修正的能力，最终都会走向其初衷的反面。如何防止“僵化”？他必须未雨绸缪地思考对策。或许，需要建立定期由博学通儒与实务官员共同修订考试科目与内容的机制，及时纳入新兴的、实用的学问；在考试中增加“殿试”面试或针对具体案例的“策问”环节，重点考察士子的临机应变、逻辑思辨与实际政务处理能力；更重要的是，必须坚持多种选拔途径并存，不将“制科”视为唯一正途，为那些在军事、外交、工程、技艺等方面有特殊才能却不擅长科举文章的人留下晋升空间，保持人才来源的多样性。
想到此处，李斯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重的责任感压上肩头。他意识到，自己在此刻提醒朝中同僚注意“防舞弊与僵化”，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项关乎帝国未来命运的制度，其健康成长，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有识之士持续不断地投入智慧，进行制度创新与完善。他不知不觉踱到窗边，看着庭院中正沐浴在初夏阳光下的孙儿李赟，那孩子正全神贯注地对着一架新近送来的、更为精确的赤道式日晷，小心翼翼地记录着晷针影子的长度变化，对祖父内心的波澜壮阔毫无察觉。李斯心中蓦然一动，孙儿所痴迷的这些星象历法、山川地理，这些看似与科举仕途无关的“无用之学”，或许正是未来防止士人思想“僵化”、保持文明活力所必需的知识多样性与探索精神的火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李斯望着远方天际，轻叹一声，声音中充满了任重道远的感慨。推动一项好的政策落地不易，而守护它不至在漫长的岁月中变质、僵化，或许需要付出更多的心力与智慧，甚至需要超越时代的远见。此刻，他只能尽己所能，在这项制度萌芽的最初时刻，敲响警钟，播下思辨的种子。至于未来，他只能寄望于后来者的清醒与勇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