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康新政：整顿吏治与恢复生产（约黄帝纪年4550 - 4557年，公元330 - 337年）
咸和五年（公元330年）的春天，建业城里终于听不到刀兵声了。工匠们正忙着修补太极殿被烧毁的飞檐，街头巷尾的摊贩重新支起了摊子，连秦淮河上的画舫，也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喧闹。十岁的晋成帝司马衍，已经能坐在龙椅上听大臣奏事了——虽然很多时候他还是听不懂，但他会学着先帝的样子，时不时点头说句“准奏”，惹得底下的王导、陶侃这些老臣偷偷发笑。
这时候的朝堂，总算有了点“安稳”的样子。王导重新当了丞相，凡事都跟陶侃、郗鉴这些大臣商量，再也不搞“一家独大”；庾亮因为苏峻之乱的过错，主动去了武昌镇守，远离了权力中心；江南士族和北方士族也暂时放下了矛盾，都想着赶紧把战乱耽误的日子补回来。
可安稳归安稳，麻烦却一点没少。苏峻之乱闹了两年，江南的土地荒了一大半，很多百姓没饭吃，只能去当流民；朝堂上的官员，要么是靠士族关系上位的酒囊饭袋，要么是跟着苏峻叛乱被赦免的“问题官员”，干活的没几个；更头疼的是，北方的石勒已经建立了后赵，国力越来越强，时不时就派兵骚扰东晋的边境。
王导知道，要是不赶紧解决这些问题，东晋迟早还会出乱子。他跟司马衍商量后，决定搞一场“新政”——史称“咸康新政”，核心就两件事：整顿吏治，恢复生产。
先说整顿吏治。王导的第一步，是“查贪腐”。他让人把朝廷官员的名单列出来，一个个核对他们的俸禄和家产——凡是家产远超俸禄的，一律先停职调查。这一查，还真查出不少问题。有个叫路永的官员，当了三年尚书郎，俸禄才两千石，家里却有良田百亩、豪宅三座，一看就是贪污来的。王导二话不说，把路永抓了起来，抄了他的家，还把他贪赃枉法的证据贴在朱雀航的显眼处，让百姓们都来看。
百姓们看了，都拍手叫好。可士族们却不乐意了——路永是琅琊王氏的远亲，王导连自己人都查，这不是打士族的脸吗？有个姓王的老臣找到王导，说：“路永虽然贪了点，但也是咱们自己人，何必这么较真？不如从轻发落，给王氏留个体面。”王导却摇了摇头：“正因为他是王氏的人，才更要严惩。要是连自己人都管不住，怎么管别人？怎么让百姓信服？”最后，路永还是被流放了，王氏的其他官员也吓得不敢再贪。
除了查贪腐，王导还搞了个“荐官责任制”——谁推荐的官员，要是以后犯了错，推荐人也要受牵连。这招一下子就堵住了“任人唯亲”的口子。以前士族们互相推荐亲戚当官，不管有没有本事，现在没人敢这么干了——万一推荐的人出了问题，自己也要倒霉。有次江南士族陆玩想推荐自己的侄子当县令，犹豫了半天还是放弃了，跟别人说：“我可不想因为侄子，把自己的乌纱帽丢了。”
整顿完吏治，接下来就是恢复生产。这事主要靠陶侃和温峤——陶侃在荆州搞“屯田”，温峤在江州修水利，两人配合得很默契。
陶侃是个出了名的“实干家”。他到荆州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荒废的农田分给流民，还给他们送种子、送农具，跟他们说：“只要好好种地，以后就有饭吃，不用再四处流浪了。”有个流民叫陈六，以前是个士兵，打仗时伤了腿，没法种地，陶侃就给他找了个看粮仓的活，还让他学识字。陈六感动得哭着说：“陶公不仅给我饭吃，还教我读书，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您的恩！”
陶侃不仅关心流民，还特别重视水利。荆州的长江堤坝年久失修，一到雨季就泛滥，淹了不少农田。陶侃亲自带着士兵和百姓去修堤坝，白天跟大家一起扛石头，晚上就在工棚里看图纸。有个将领劝他：“陶公，您是大将军，这种粗活让士兵们干就行了，您何必亲自动手？”陶侃却笑着说：“堤坝是为百姓修的，我多干一点，百姓就能早一点受益。”在陶侃的带领下，堤坝很快就修好了，荆州的农田再也没被淹过，粮食产量也一年比一年高。
温峤在江州的做法，跟陶侃不太一样。江州多山，耕地少，温峤就鼓励百姓种茶树、养蚕。他还派人去南方学习种茶和养蚕的技术，回来教给百姓。没过几年，江州的茶叶就出了名，不仅在江南卖得好，还通过商船卖到了北方。百姓们靠种茶、养蚕赚了钱，再也不用愁吃穿了，都把温峤叫做“温青天”。
除了屯田和种茶，王导还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个“均田制”——把朝廷手里的土地，按人口分给农民，不管是北方流民还是江南本地人，都一视同仁。这招一下子就缓和了流民和本地人的矛盾——以前流民没地种，只能抢本地人的土地，现在大家都有地种，也就没人闹事了。
新政搞了几年，效果很明显。到了咸康三年（公元333年），江南的粮食产量已经恢复到了永嘉之乱前的水平，流民也大多定居下来，不再四处流浪；朝堂上的官员，虽然还有士族子弟，但大多都能干活，再也没人敢明目张胆地贪腐；连北方的后赵，也因为东晋国力渐渐恢复，不敢再轻易来犯。
这年秋天，司马衍已经十三岁了，开始亲理朝政。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荆州视察。当他看到荆州的农田里金黄的稻谷，看到百姓们脸上的笑容，心里特别高兴。他拉着陶侃的手说：“陶公，都是您的功劳，百姓们才能有饭吃。”陶侃连忙躬身道：“这都是陛下和王丞相的英明，臣只是尽了分内之事。”
司马衍又去了江州，见到了温峤。温峤带着他去看茶园，还给他泡了一杯新茶。司马衍喝了一口，说：“这茶真好喝，以后要多生产，让百姓们都能喝上。”温峤笑着说：“陛下放心，只要百姓们愿意种，以后咱们江州的茶叶，能卖到天下各地。”
回到建业后，司马衍下了一道诏书，表彰王导、陶侃、温峤等人的功劳，还赏赐了他们不少金银绸缎。可王导他们却把赏赐都退了回去，说：“现在国家还不富裕，这些钱应该用在百姓身上，而不是赏给我们。”司马衍见他们这么清廉，心里更加敬佩。
可就在新政搞得顺风顺水的时候，麻烦又悄悄来了。咸康五年（公元335年），陶侃病逝了。陶侃一死，荆州的兵权落在了他的侄子陶斌手里。陶斌没他叔叔那么有本事，还特别骄横，很快就跟朝廷产生了矛盾。与此同时，庾亮在武昌也没闲着，他见王导的威望越来越高，心里又开始不平衡，偷偷联络了一些对王导不满的官员，想重新夺回权力。
王导看出了这些暗流，却没立刻动手。他知道，现在要是跟庾氏、陶氏闹起来，之前的新政成果就全白费了。他只能一边安抚陶斌，一边跟庾亮写信，劝他“以大局为重”。可庾亮根本不听，反而加快了夺权的步伐。
咸康七年（公元337年），庾亮上书司马衍，说王导“年老体弱，不宜再担任丞相”，建议让自己回建业辅佐朝政。司马衍拿不定主意，只能找王导商量。王导叹了口气，说：“陛下，臣确实老了，不如就让庾亮回来吧。只要他能为朝廷办事，为百姓着想，臣愿意让贤。”
就这样，庾亮回到了建业，当了司徒，与王导共同辅佐朝政。可庾亮回来后，并没有像王导说的那样“为朝廷办事”，而是又开始排挤王导的人，把自己的亲信安插进朝廷。王导虽然不满，却只能忍——他不想再让东晋陷入内乱。
这时候的司马衍，已经十六岁了。他看着朝堂上的明争暗斗，心里第一次有了“无奈”的感觉。他知道，王导的新政虽然让东晋有了起色，但“门阀共治”的格局还在，只要士族们还在争权夺利，东晋就永远不会真正安稳。
咸康新政，就像一场及时雨，让濒临枯萎的东晋暂时恢复了生机。可这场雨，终究没能浇灭门阀争斗的火种。当庾亮重新回到权力中心，当荆州的陶斌越来越骄横，东晋的命运，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而年轻的司马衍，也即将面临他亲政以来的第一个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