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第51年正月初九，盛京藏书楼。
窗外在下冻雨。不是雪，是那种细密的、带着冰碴子的雨，从铅灰色的天幕上斜着抽下来，打在瓦片上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无数蚕在啃桑叶。屋檐下挂着一排冰凌，长短不一，最长的那支快要触到窗台了，尖端滴着水，在窗台上积了一小片黑色的湿痕。
杨保禄坐在长桌后面，面前摊着三张地图。最上面那张是杨亮生前画的底图，用墨线标着盛京周边的河谷和山脊；中间那张是杨定军逐年增补的工坊区布局图，标着每一台水轮、每一道传动轴的位置；最下面那张是卡洛曼去年从罗马带回来的简图——不是正规的地图，而是用炭笔在羊皮纸背面随手画的，标着洛泰尔、日耳曼人路易和丕平三兄弟目前各自控制的势力范围。
三兄弟的裂隙已经完全撕开。日耳曼人路易在巴伐利亚正式称“东法兰克国王”，铸造了自己的货币，不再承认洛泰尔的帝国权威。洛泰尔在亚琛加冕为“全法兰克人的皇帝”，宣布弟弟为叛逆，并开始从各地征调军队。丕平夹在中间，名义上支持长兄，实际上在自己的阿基坦领地内观望，谁的势头猛就靠谁。
而萨克森公爵伯纳德——去年被杨保禄用两桶硝石婉拒联姻的那位——已经公开站在日耳曼人路易一边。诺德海姆子爵的碉楼驻军从二十人增加到了四十人，最近一个月，远瞳的哨兵多次发现他们在界沟北岸操练队列，用的是公爵统一配发的长矛和皮甲。
“伯纳德不是在防备我们。”杨定山站在窗边，背着手，目光落在北面被冻雨模糊的山脊线上，“他是在替公爵看守侧翼。日耳曼人路易的主力如果从巴伐利亚向西推进，必须保证北翼——也就是阿尔萨斯方向——没有后顾之忧。我们是挡在他必经之路上的一颗钉子。”
“他想拔钉子？”杨保禄问。
“暂时不想。”杨定山说，“拔钉子要流血，伯纳德现在舍不得流血。他用碉楼和巡逻队把我们钉在南岸，让我们不敢北顾，就足够了。等公爵主力西进的时候，如果我们还在，他再回头收拾；如果我们不在了，那更省事。”
杨保禄的手指在地图上阿勒河谷的位置敲了敲。那里用墨笔画了一个小小的圆圈，旁边写着“盛京”两个字。圆圈周围，北面是诺德海姆的碉楼群，东面是公爵在施瓦本东面的军需库，西面是三兄弟混战的法兰克尼亚古道，只有南面——沿着阿勒河顺流而下——是相对安全的出海口。
“四面受压。”杨保禄说，“但四面都不是绝境。伯纳德不敢打，因为他不知道我们的底细。洛泰尔和日耳曼人路易忙着互咬，暂时顾不上我们这块小骨头。丕平太远。真正危险的是...”他顿了顿，“耗。如果我们被耗在北岸的防务上，不能生产、不能贸易、不能种地，三年之内自己就垮了。”
“所以不能耗。”杨定军说。他坐在桌子另一侧，面前摆着一本厚厚的册子——《盛京技术纪要》的第五卷，用麻线装订，封面上用烙铁烫着“存”字。这是从去年开始编纂的，内容是全部核心设备图纸的副本。
“怎么说？”杨保禄问。
“生产不能停。”杨定军翻开册子，里面密密麻麻画着齿轮的齿形图、水轮的结构图、锻锤的凸轮曲线，“但人要分三拨。一拨守城墙和北岸，一拨在工坊区维持最低产能，还有一拨...”他合上册子，“藏起来。”
“藏？”
“核心图纸、配方簿、标准量具的母模，还有彼得铸的精密齿轮样板。”杨定军的声音很平，像在陈述一块铁料的成分，“这些不能放在工坊区，也不能放在藏书楼。我让人在北岸高地风车的地窖下面，挖了一个更深的暗窖。石壁，铁门，三道锁。万一...”他用了这个词，但语气没有波动，“万一城墙失守，这些东西还在，盛京就还在。”
杨保禄看着他的弟弟。杨定军今年四十四岁，鬓角已经全白，比杨保禄的白得更早——那是常年在炉火和铁水旁烤出来的。他的手指上全是烫伤的疤痕和铁屑扎进去留下的黑点，像一幅用痛苦绘成的地图。但他说“万一”的时候，眼睛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技术工匠特有的冷静：如果A方案失效，就启动b方案；如果b方案也失效，就保留c方案的种子。
“同意。”杨保禄说，“图纸和母模，今晚移藏。参与挖掘的人，定山，你挑最可靠的，事后封口。”
杨定山点点头。
“还有，”杨保禄转向杨定山，“远瞳现在多少人？”
“六十二。”杨定山说，“扩编到了六十二人，分三班轮值。北城墙十二人，东线林登霍夫方向八人，南岸码头和工坊区十人，剩下三十二人休整训练。武器方面，每人配短刀一柄、长矛一杆、弩弓一副、手雷两颗。城墙上的六门炮，每门备弹二十发，火药桶六只，密封存放在炮位下方的石室里。”
“手雷？”杨保禄皱了皱眉。
“铁壳黑火药弹，引信用浸过桐油的麻绳。”杨定山说，“彼得铸的壳，弗里茨配的装药。一颗扔出去，杀伤范围约两丈，对付密集步兵有用。但引信时间不好控制，风大了容易灭，潮大了容易潮，不能指望百发百中。”
“六门炮呢？”
“有效射程三百丈到四百丈，取决于仰角和装药量。”杨定山走到地图前，用手指在北岸界沟的方向画了一道弧线，“从北城墙到诺德海姆碉楼，直线距离约两百五十丈，在射程内。但我们不敢先开炮——一旦开炮，等于宣战。炮的作用不是打仗，是威慑。让伯纳德知道，他如果派兵越界，还没走到半道就要挨铁球。”
杨保禄站起身，走到窗口。冻雨还在下，把窗外的世界变成一幅模糊的水墨画。城墙的轮廓在雨幕中若隐若现，垛口上的值守火把变成了几个昏黄的圆点，像漂浮在灰色海面上的灯笼。
“粮仓呢？”他问。
“满仓。”杨定军说，“主仓储粮一千四百石，够四千人口吃到明年秋后还有余。瓦尔德堡分仓二百石，林登霍夫分仓三百石。加上今年秋收后新购入的界沟以南五十亩地产出的冬小麦，明年夏收前不会饿肚子。”
“铁料？”
“鲁尔方向上月运来两垛生铁，瑞典铁一垛，诺曼底铁半垛。汉斯铁匠坊库存够铸三百具犁头或者八十发炮弹。火药方面，硝石有八桶——其中六桶是易卜拉欣上月送来的希腊硝石，两桶是本地钾碱工坊的存货。硫磺四桶半，木炭六棚。按现有六门炮的消耗，可以支持四十次齐射。”
“四十次。”杨保禄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四十次齐射，每次六发，一共二百四十发炮弹。如果伯纳德真的派兵来，二百四十发炮弹能挡住多少步兵？他不知道。但他知道，有炮和没炮，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卡洛曼从罗马带回的话，”杨保禄转过身，看着两个弟弟，“尤金二世维持了三成免税额度，但要求我们今年向教廷直供五十匹细布和十套玻璃杯，作为宗教奉献。这是底线，给了，南线就还能走；不给，连这三成也没有。”
“给。”杨定军说，“五十匹布、十套杯子，值不了多少。保住南线，就保住硝石和铜的门路。”
“我也这么想。”杨保禄走回桌边，从樟木箱子里取出一张空白的羊皮纸，“但今天叫你们来，不只是谈防务和贸易。还有一件事——家族的事。”
他拿起笔，蘸了蘸墨，在纸上写下四个名字：杨保禄、杨定军、杨定山、杨安远。然后他把笔放下。
“安远二十一了。瓦尔德堡管了五年，轮作、账簿、佃农，都打理得清楚。我打算今年开春后，正式把瓦尔德堡的治理权交给他，不再是代管，是独立主事。格哈德从旁协助，但大主意安远自己拿。”
“太早？”杨定山问。
“不早。”杨保禄说，“我二十一岁的时候，已经跟着父亲在码头点数了。安远比我还稳。而且...”他顿了顿，“而且局势越来越紧，万一...万一我有什么不测，家族不能乱。安远是第三代的长孙，他必须能顶上来。”
屋子里安静了一会儿。冻雨打瓦的声音从窗外传来，单调而固执，像时间在用锤子一下一下地敲。
“还有一个决定。”杨保禄的声音更低了，“从今天开始，杨家的女人和孩子，不再出远门。诺力别、玛蒂尔达、杨宁、杨安，都留在盛京城内。瓦尔德堡那边，安远一个人去，玛蒂尔达留在家里教孩子。林登霍夫那边，定军你如果没有特别的事，也不要再过去。”
“你这是...”杨定军看着他。
“这是守。”杨保禄说，“守住人，守住地，守住工坊，就守住了盛京。外面的仗让他们打去，三兄弟打成一团粥也好，公爵伯纳德想做皇帝也罢，跟我们没关系。只要他们不打到阿勒河谷，我们就关门过自己的日子。但他们要是来了...”
他的手指在地图上那个墨笔画的圆圈上重重一敲。
“我们就让他们知道，钉子不是那么好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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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十，深夜。
杨定军带着彼得和三个远瞳老兵，把核心图纸和母模从藏书楼转移到北岸高地的风车暗窖。转移是在冻雨中进行的，没有火把，没有灯笼，只用布裹着马蹄，人贴着墙根走。六只沉重的铁皮箱被一一搬进暗窖，箱里装着：
《盛京技术纪要》的全部五卷原稿和两套副本；
齿轮铸造的母模一套十二件；
标准量具的母尺、母砝码、母量杯；
朱塞佩的玻璃配方簿（铜系部分）；
彼得默写的铁系配方简册；
水力锻锤的凸轮样板和调整参数；
六门铁炮的铸造图纸和射表。
暗窖的入口藏在风车地窖的最深处，一道石壁后面。石壁用铰链连接，外面堆着旧木桶和破烂渔网，看不出破绽。打开石壁，里面是一条三尺宽的甬道，向下走六级台阶，是一间丈许见方的石室。石室的四壁用石灰岩和灰浆砌成，顶上压着三尺厚的夯土层，防水防潮。
铁皮箱放进去后，彼得在每口箱子的锁扣上浇了一层铅，铅上又盖了一层蜡。如果要开启，必须先熔化铅封，这就会留下无法复原的痕迹。
“钥匙。”杨定军说。
三把钥匙，分三个人保管：杨定军一把，彼得一把，杨保禄一把。缺一不可。
“如果...”彼得站在暗窖里，压低声音，“如果三把钥匙都丢了怎么办？”
“那就用凿子。”杨定军说，“凿开铅封，砸开铁箱。里面的东西是纸和铁，砸不坏。但那是最后一步。”
他们退出暗窖，合上石壁，在外面重新堆好木桶和渔网。冻雨还在下，四个人的皮袄已经湿透，贴在身上冰凉。他们牵着马，沿着高地的小路慢慢走回南岸，蹄声被雨声掩盖，像四个幽灵在黑暗中移动。
杨定军走在最后。他回头望了一眼高地的风车。风车在冻雨中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剪影，四片布帆无力地垂着，没有风，它也不转。但那座沉默的机械巨人脚下，大地深处，藏着盛京最珍贵的东西——不是金银，不是粮食，而是那些写在纸上、刻在铁上的数字和线条。
“走吧。”他低声说。
四个人消失在雨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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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一，凌晨。
杨保禄独自坐在藏书楼里。图纸和母模已经移走，樟木箱子里空空荡荡，只剩下一些往年的账本和信件。他点了一盏油灯，灯光昏黄，只够照亮桌面三尺见方的地方。
他从箱底抽出一张旧纸。那是父亲杨亮的手迹，用毛笔写的，字迹已经褪色，但还能辨认：
“保禄、定军：见此信时，我或已不在。家族之要，不在地多、不在财厚，在于人聚。人聚则心齐，心齐则万事可成。地散了可以再买，财散了可以再挣，人心散了，就什么都没了。切记。”
杨保禄把信纸举到灯下，对着光看了看。纸很薄，能透光，边缘已经被虫蛀出几个细小的月牙。他看了很久，然后把信折好，重新放回箱底，合上箱盖，落了锁。
窗外，冻雨渐渐小了，变成细密的雪粉，无声地落下来。城墙上的值守火把在风雪中摇晃，火光把飞舞的雪花照成无数金色的细点，像有人把一把碎金撒在了黑色的天鹅绒上。
杨保禄吹灭了灯。他没有立刻起身，而是坐在黑暗里，听着窗外的风雪声。远处，北岸高地的风车吱呀响了一声——起风了，帆面被吹得动了一下，但风力不够，只转了半圈就停了。下游水力工坊的铁齿轮还在嗡嗡地转，那是夜班组在维持最低产能，为明天的生产做准备。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一条缝。风雪立刻灌进来，打在脸上像一把钝刀子。他眯起眼睛，望着北面。界沟方向的山脊线在风雪中完全看不见了，但他知道，那三座石碉楼还在那里，四十个披甲兵围着火盆烤火，随时准备听从公爵的命令南下。
他也知道，在更远的地方——沃尔姆斯、亚琛、巴伐利亚——三兄弟的军队正在黑暗中集结，马蹄声、号角声、铁甲碰撞声，正在把加洛林帝国撕成碎片。而在罗马，新教皇尤金二世坐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宝座上，手里拿着盛京送来的五十匹细布和十套玻璃杯，盘算着怎么用这些“虔诚奉献”来平衡洛泰尔和日耳曼人路易之间的关系。
盛京太小了。四千人口，六门铁炮，六十二个远瞳队员，在帝国的版图上只是一个针尖大的墨点。但这个墨点上，有铁齿轮在转，有风车在转，有锻锤在起落，有织机在穿梭。有人，有粮，有铁，有火药。
这就够了。
杨保禄关上窗，转身下楼。楼梯在他脚下发出吱呀的声响，像一声悠长的叹息。他走到门口，拉开门，风雪立刻扑了他一脸。他裹紧羊皮袄，沿着石板路朝内城走去。
路上空无一人。冻雨和雪把石板路洗得发亮，反射着城墙火把的橙红色光芒。他的靴子踩在上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每一步都留下一个清晰的脚印，但很快被新落的雪粉填满。
他走到城门口时，值夜的远瞳队员从垛口探出头来。杨保禄抬头看了他一眼，火光把队员年轻的脸照得忽明忽暗。
“老爷？”队员的声音带着疑问。
“没事。”杨保禄说，“巡城。”
他沿着城墙根慢慢走，从西门走到北门，再走到东北角的炮位。六门铁炮在风雪中变成了六个巨大的黑色剪影，炮管指向北方，像六根沉默的手指，指向那个看不见的敌人。
他走到东北角炮位时，伸手摸了摸最近一门炮的炮管。铁管冰凉，冻得刺骨，但他没有缩回手。他沿着炮管上的铁箍一道一道摸过去，数着：一道、两道、三道。每道箍上都铸着一个“盛”字，在火光下泛着暗灰色的微光。
“老爷？”值守的炮手从炮位后面的小棚子里探出头，“您...要开一炮试试？”
“不。”杨保禄缩回手，插进袖筒里，“留着。炮弹是铁做的，不是雪做的，打一发少一发。”
他转身朝回走。雪粉落在他的肩头，落在他的帽檐上，落在他的睫毛上，但他没有拂去。他只是走着，一步一步，在城墙下的石板路上留下一串孤独的脚印。
走到藏书楼门口时，天已经蒙蒙亮了。东面的山脊线上泛起一层蟹壳青，风雪渐渐小了，变成细碎的雪粒子，在阳光下闪烁着微弱的光。
杨保禄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城墙、铁炮、风车、工坊的烟囱，都在晨光中显出了轮廓。阿勒河在远处泛着灰色的光，河面上的薄冰开始融化，露出下面黑色的流水。
他推开门，走了进去。门在身后合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动。楼上，那只空了的樟木箱子静静躺在角落里，箱盖上落了一层薄雪——那是他从窗口回来时带进来的。
而此刻，在北岸高地风车脚下的暗窖里，六口铁皮箱沉默地躺着。铅封完好，蜡印完好，锁扣完好。它们等待着——也许永远不需要被开启，也许有一天会成为盛京最后的种子。
无论如何，它们在那里。就像城墙上那六门炮，就像粮仓里那一千四百石粮，就像远瞳小队那六十二个握着刀矛的年轻人。
盛京还在。人还在桌上坐着。牌还在手里。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