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七月底，花城县纺织厂上空笼罩了数月的阴云，似乎被一股突如其来的劲风吹开了一道裂隙。县里不再提引进外资的事，而是空降了一位名叫奚青柏的新厂长。消息像长了翅膀，瞬间传遍了县城的大街小巷。
这位奚厂长，听说才三十出头，是正儿八经的省城纺织工程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之前在邻市一个大厂当过技术副厂长，是上级部门专门请来“救火”的能人。他上任的第一把火，就烧得格外猛烈——明确宣布，不再考虑引入外资，纺织厂要走“自负盈亏、深化改革”的路子。
“咱们厂的问题，不是靠外资注入就能解决的！根子在于设备老化、管理僵化、产品跟不上市场！”奚青柏在第一次全厂（尽管大部分工人在家“休息”）广播大会上，声音通过有些失真的喇叭传出来，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锐气，“我们要自己救自己！技术改造要搞，管理制度要改，产品结构要调整！老的、旧的要淘汰，但好的、精的，比如咱们的绣花工艺，不仅要保留，还要发扬光大，做成高端产品线！”
这截然不同的思路，在花城县掀起了轩然大波。茶余饭后，街头巷尾，人们都在议论这位新来的年轻厂长。
“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这么年轻，能压得住阵脚？”
“自负盈亏？说得轻巧！钱从哪儿来？技术从哪儿搞？”
“不过他说绣花工艺是宝贝，这话倒是在理！孙大姐她们总算有点盼头了。”
“我看悬，厂子都这样了，靠他自己能折腾出什么花样？”
议论纷纷，有怀疑，有观望，也有那么一丝绝处逢生的微弱希望。然而，这场议论的核心人物之一，此刻却已不在风暴眼的中心。
蔡金妮正坐在南下的火车上，车轮撞击铁轨，发出规律而有力的“哐当”声。窗外是飞速倒退的、与花城县截然不同的江南水乡景致。她听着厂里销售科的老科长和几位经验丰富的业务员，交流着之前几次来南方碰壁的经历，分析着各地市场对蜀绣产品的接受程度。她认真地听着，记着，心里既兴奋又忐忑。花城县的风云变幻，新厂长的走马上任，她尚不知晓。她的全部心神，都系在了这次考察上，系在了那些精美的丝线、繁复的针法和潜在的市场机会上。这条陌生的旅途，承载着她破釜沉舟的创业梦。
与此同时，桐花巷里，几家欢喜几家愁的局面正在悄然改变。
刘大强紧攥着那张还带着油墨香的五级电工证，激动得手都有些发抖。几个月挑灯夜战的辛苦，在这一刻都得到了回报。妻子齐小芳挺着六个多月的孕肚，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她不顾身体沉重，亲自陪着刘大强，带着电工证、户口本以及她已故父亲和公公当年在工业系统积攒下的人脉关系证明，去了县供电所。
过程比想象的顺利。供电所正缺有证的一线电工，刘大强踏实肯干的名声在外，加上齐小芳父亲几位老同事的暗中关照，一番考核后，刘大强竟然真的被录用了，虽然是合同制工人，但那可是人人羡慕的供电所！意味着稳定、福利好，更重要的是，正如齐小芳所预见的，这是一个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离不开的行当。
张寡妇得知消息，喜极而泣，在丈夫的遗像前点了三炷香。齐母也抹着眼泪，直说女儿女婿有出息。刘大强看着为自己奔波操劳的妻子和母亲，心中充满了感激和对新生活的憧憬。他这条在纺织厂几乎走到尽头的路，终于在妻子的远见和自己的努力下，拐上了一条更宽阔、更光明的岔道。
王美依旧在纺织厂一车间忙碌着，新厂长的上任带来了一丝不确定的希望，但也伴随着更严格的考核和更繁重的生产任务。她没有像有些人那样热衷打探消息，而是更加专注于自己手中的活计和下班后的学习。夜校的缝纫裁剪班已经结业，她顺利拿到了结业证书，但这对于她来说只是一个开始。她省吃俭用，托人去市里的新华书店买回了几本最新的服装设计图册和剪裁理论书籍。夜深人静，她在灯下细细研读，用厂里的废布料反复练习着复杂的剪裁技巧。蔡金妮南下考察前，她们又设计了几款秋装的样子，就等着蔡金妮带回市场的反馈。王美的世界，在缝纫机的嗒嗒声和书本的沙沙翻页声中，变得越来越充实，也越来越清晰。
李柄荣和钟金兰的豆腐坊，则在一片低迷的气氛中，逆势扩张着。李柄荣利用之前跑外县销路积累下的人脉，又谈下了两个乡镇供销社的长期供货合同。两口子商量后，决定再雇一个帮工，专门负责送货。钟金兰心思灵巧，除了传统的豆腐、豆干，又开始尝试着做豆皮、腐竹等新品种，虽然辛苦，但看着豆腐坊的生意越来越红火，看着丈夫眼中重新燃起的斗志，她觉得一切都值了。李开基虽然嘴上还是念叨着“公家的饭碗稳当”，但看着小儿子风风火火干事业的样子，以及确实不断增长的收入，也不再强硬反对，只是偶尔会提醒一句“注意身体，别太累着”。
花城县的八月，暑热未消。变革的风，吹拂着每一个角落。有人踏上了未知的旅程，有人在困境中开辟了新径，有人在坚守中磨砺着技艺，也有人在传统的行当里挖掘着新的生机。新厂长奚青柏带来的转机，像一粒投入湖面的石子，涟漪尚未完全扩散，但每个人，都已经或主动或被动地，调整着船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或疾或缓的风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