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柠自始至终没有打断楚律师的话，也没有对外婆的污蔑做出任何反应。她只是静静地听着，仿佛在听一场与自己有关的案情分析。直到楚律师说完，会议室重新被一种更沉重的寂静笼罩，她才缓缓抬起眼帘，目光平静地扫过对面失魂落魄的几人，最后落在仿佛瞬间苍老了十岁的外公身上，声音不高，却带着一锤定音的清晰：
“楚律师的话，你们应该听清楚了。现在，是接受这个方案，商量如何履行，还是拒绝，由法院判决，请你们决定。”
她给出了最后的选择，没有催促，却带着无形的、基于事实和法律的压力。冰冷的数字，专业的分析，彻底剥开了亲情纠纷的外衣，露出了其下残酷的经济与法律责任内核。这场始于偏私与贪婪的闹剧，终于在这公证处的灯光下，走向了用数字和条款来清算的终局。
跟着李书柠前来的楚律师，在公证员的示意下，以一种极其专业、剥离了所有个人情绪的简洁语言，将方才会议室里发生的一切——从评估报告的百万赔偿金额，到县城楚律师的分析，再到外公那番石破天惊的“转换为养老费”提议，以及王银兰痛彻心扉的控诉——清晰、冷静地复述了一遍，确保后续进来的大姨、二姨、小姨，小舅及他们的配偶，能迅速理解这令人窒息且荒唐的现状。
当“百万”这个数字，尤其是其试图被冠以“王银兰预付养老费”的名义时，后来进来的几人，无不被惊得目瞪口呆。
大姨是最先稳住心神的。她年长些，经历也多，深知父母偏心的根深蒂固，但万万没想到会离谱到这个地步。她深吸一口气，看着脸色灰败、眼神躲闪的父亲，又看看泪流满面、近乎崩溃的三妹，心头那股凉意混合着怒意直冲上来。她没有直接指责大哥一家，而是将矛头对准了决策的核心——父亲。
“爸，” 大姨的声音还算平稳，但带着压抑的颤抖和罕见的强硬，“您这个提议，我不同意。一百万的赡养费？这……这传出去像话吗？银兰是您的女儿，您这是打算为了大哥一家，连银兰这个女儿都不要了？还是说，连着我们这些其他子女，您也都不要了？！”
她的质问直指要害，将个人利益提升到了所有子女可能面临的连带危机层面：“您想过没有，今天要是在我们家这里开了这个口子，同意银兰‘预付’一百万当养老费，那村里人会怎么看？别说您和老妈在村里抬不起头，唾沫星子能淹死人！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呢？我们的公公婆婆、老丈人丈母娘会怎么想？会不会也觉得我们娘家是填不满的无底洞，以后有事就学着来‘预支’天价养老费？我们还怎么在婆家立足？我们的日子还过不过了？！”
大姨的话，如同一盆冰水，浇醒了部分还沉浸在父亲权威惯性中的家人。是啊，这不是银兰一个人的事。父母今天能为了偏袒大儿子，如此牺牲、甚至可以说是“坑害”三女儿，明天会不会为了其他事，用类似的方法对待其他子女？这个先例一开，后患无穷。
二姨本来性子就更直，加上自己曾经在婆家因为生不出儿子受过多年委屈，对“偏心”和“不公”有着切肤之痛。此刻听到大姐的话，感同身受，立刻红着眼眶接上：
“大姐说得对！爸，妈！你们不能这样！” 她的声音带着激动和往昔心酸的回响，“你们都知道，我当年没生出儿子，在婆家过的是什么日子！婆婆挑唆，丈夫冷淡，我忍了多少年！好不容易我女儿，儿子长大了，懂事了，能给我撑点腰了，我觉得日子总算有盼头了。可你们今天这么一闹，万一传到婆家那边……我这些年好不容易挣来的一点底气，可能全没了！你们这是要把我们所有姊妹的日子都搅乱吗？！”
她的话更具体，更贴近生活，将抽象的家庭伦理危机，直接关联到每个子女现实生活的安稳。偏心，不仅仅是感情上的伤害，更是可能引爆其他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就连一向存在感不高、习惯性附和父母、性格有些软弱的小舅，在听到“一百万养老费”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尤其是想到自己作为“小儿子”虽然不如大哥受宠，但也一直恪守本分时，也感到了巨大的不安和一丝被忽视的愤懑。
他搓着手，看看暴怒的父亲，看看撒泼的母亲，再看看绝望的大哥和哭泣的小妹，终于鼓起勇气，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地说：“爸，妈……我……我也是你们的儿子啊。从小到大，家里什么好的都紧着大哥，我没什么怨言。可现在……现在这事儿，不能这么办啊。一百万，这……这根本说不通。你们为了大哥，把银兰姐逼成这样，还要……还要这么一笔钱。那我呢？你们是不是……是不是也没打算管我了？”
小舅的话，带着一种朴素的委屈和危机感。他未必有多强烈的正义感去支持李书柠，但他本能地意识到，父母这种毫无底线、牺牲一个子女去填补另一个子女窟窿的做法，今天可以是王银兰，明天或许就会轮到他。这种基于自身利益可能受损而产生的反抗，同样具有力量。
三个子女，从不同角度——家族声誉、自身家庭稳定、个人未来保障——发出的质疑和反对，如同几记重拳，接连砸在外公早已不堪重负的心理防线上。
他看着这些平日里还算“听话”的子女，此刻竟然联合起来质疑他、反对他，尤其是连最没主见的小儿子都敢开口，那股被挑战权威的暴怒和被“背叛”的羞恼瞬间冲垮了理智。
小姨还想说点什么，直接被外公抢了白.....
“你们……你们这几个兔崽子！” 外公猛地举起一直攥在手里的黄铜烟杆，因为极度的愤怒，手臂都在剧烈颤抖，烟杆指向大姨、二姨和小舅，声音嘶哑尖利，带着一种穷途末路的狂怒，“反了！都反了！这个家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来做主了？！啊？！我是你们爹！我说了算！银兰的钱，怎么用，我说了算！你们一个个的，翅膀硬了，敢来教训老子了？！”
他的怒吼，充满了封建家长式的专横，试图用“父权”的绝对性来压服一切反对声音。然而，在冰冷的法律程序、百万的数字现实和子女们被触及根本利益的反弹面前，这声嘶力竭的咆哮，显得如此苍白和虚张声势。
外婆见状，立刻配合地发挥了她的“特长”。她一看老头子镇不住场子了，儿女们还都反对，眼珠一转，“哎哟”一声，干脆利落地从椅子上滑下来，一屁股坐倒在公证处光洁冰凉的地砖上，双手拍打着大腿，放声干嚎起来：
“我不活了呀——！！老天爷啊，你开开眼吧！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啊！生了一窝不孝的子女啊！！一个个的，有钱的舍不得给爹娘花，没钱的还敢顶嘴！这是要逼死我们两个老骨头啊！！老头子啊，咱们还活个什么劲，干脆一头撞死在这里算了，省得碍了他们的眼，挡了他们的路啊！！”
她一边嚎，一边偷偷用眼角余光观察众人的反应，尤其是李书柠和王银兰。典型的撒泼打滚，试图用“寻死觅活”来制造混乱，施加情感压力，逼迫子女们尤其是心软的王银兰就范。
会议室里顿时一片混乱。公证员皱紧了眉头，显然对这种场面感到棘手。县城楚律师别过脸，面露鄙夷。王逸帆和赵菊低着头，不敢吭声。大姨二姨小姨气得脸色发白，小舅则不知所措。
李书柠冷眼看着这一切，心中波澜不惊。她知道，这是对方最后的手段了，胡搅蛮缠，道德绑架，亲情勒索。她轻轻对身旁的楚律师使了个眼色。
一直静观其变的李氏楚律师，接收到了李书柠的示意，她清了清嗓子，声音不高，却带着律师特有的穿透力，压过了外婆的干嚎：
“诸位，请安静一下。争吵和情绪宣泄解决不了问题。” 她的目光平静地扫过坐在地上的外婆和举着烟杆的外公，最后落在王银兰和其他王家子女身上，“鉴于目前的情况，王老先生最初的提议显然存在很大争议，且涉及其他赡养义务人的权益。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探讨一个折中的、更具操作性的方案？”
她略作停顿，仿佛在思考，然后提出了一个看似让步、实则将问题推向更具体层面的建议：
“比如，将赔偿总额一分为二。一部分，作为对侵权行为的实际赔偿，必须明确支付。另一部分，可以以‘王银兰女士自愿预付赡养费’的名义来处理，但这部分金额，需要所有赡养义务人——也就是在座的各位王老先生的子女——共同协商确认一个合理、合法、且符合本地农村实际生活水平的数额。超出合理范围的部分，不能强加于任何一位子女。”
这个提议，瞬间将焦点从“要不要给天价养老费”，转移到了“给多少才算合理”。
果然，此言一出，刚才还同仇敌忾反对百万“养老费”的大姨、二姨和小舅，立刻被拉入了具体的数字讨论。
“一半？那也有五十万啊！还是太多了！” 大姨率先摇头，她对数字敏感，也了解农村的消费水平，“就算是赡养费，两个人，在咱们这农村，一个月吃喝看病加起来，一两千顶天了！就算按二十年算，再算上通货膨胀，也远远用不了五十万！”
二姨立刻附和：“就是！太多了！我们村里，像爸妈这个年纪的，有子女的，一个月一家给两三百块生活费是常事，几个子女分摊下来，一个人根本出不了多少。五十万？这得养多少年？吃到下辈子都吃不完！”
小舅和小姨也小声嘟囔：“农村赡养费，哪有这么算的……这么多子女呢……”
他们反对的，不再是“养老”本身，而是那不合理的、高到离谱的金额。这正中李书柠和楚律师的下怀——将对方从“亲情大义”的模糊高地，拉入“具体金额是否合理”的现实泥潭。
原本坐在地上干嚎的外婆，一听这话，也顾不上演戏了，“噌”地一下从地上爬起来，动作利落得完全不像“不想活了”的人。她瞪着眼睛，冲着大姨二姨和小姨小舅就嚷嚷开了：
“哪里多了？！多在哪？！你们这几个没良心的！就知道算小账！我跟你爸以后老了，动不了了，头疼脑热不要钱啊？！请人照顾不要钱啊？！万一生个大病，住院开刀，哪哪不要钱？！五十万多吗？我看一点都不多！就该都给了，放在我们手里，我们心里才踏实！”
她急切地辩驳着，甚至开始“展望”未来可能的各种花费，试图将五十万也合理化。然而，她越是这样急切地想要这笔钱，就越是暴露了这笔“养老费”的真实意图——并非为了实际的养老，而是为了掌握一笔可以支配的巨款，其最终流向，不言而喻。
会议室里再次陷入了关于“合理赡养费”具体金额的争执。但这一次，争执的主体变成了王家内部的子女们，焦点也从未如此清晰过——在剥去亲情与偏心的外衣后，赤裸裸的利益计算与公平性考量，成为了横亘在所有人面前、无法回避的现实。
李书柠静静地坐着，仿佛一个置身事外的观察者。她知道，当争论的焦点落到“多少钱才合理”这个具体问题时，外公外婆试图用亲情绑架来逃避赔偿、并攫取额外利益的图谋，就已经实质上破产了。剩下的，只是在法律框架和基本公序良俗下，如何为一个已然破碎的局面，寻找一个尽可能清晰的句点。而她的底线，从未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