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府衙后堂的烛火比往日亮了三倍，二十几张八仙桌拼成长案，上面摊着密密麻麻的账册，墨迹在灯光下泛着油光。巡抚周忱亲自带着幕僚们核对数据，他手指点过“吴县田亩册”上的朱红批注，忽然抬头看向刚进门的税课司郎中：“李郎中，常熟县上报的‘上中下’三等田，划分标准是什么？”
李郎中手里还攥着刚从乡下抄来的地契，额角挂着汗：“回大人，是按亩产分的——上田亩产三石，中田两石五，下田两石。不过……”他迟疑了一下，从怀里掏出张揉皱的纸，“这是沙洲县的上报单，他们把亩产两石五的田算成了下田，说是‘沙质土，易旱’，可去年汛期明明淹了他们的上田，这分明是想少缴税。”
周忱没说话，拿起笔在纸上画了个圈，旁边的幕僚立刻会意，在账册上标注“沙洲县田等存疑，明日复查”。这时，松江府通判匆匆闯进来，手里举着本蓝皮账册：“周大人，松江的‘鱼荡税’没法按田亩分等！渔民说他们的鱼塘有深有浅，深塘养鲈鱼，浅塘养鲫鱼，收益差一倍，总不能都按一个标准收税吧？”
这话一出，后堂顿时安静下来。负责整理鱼鳞图册的老幕僚推了推老花镜：“通判大人说得是，不光鱼塘，桑园也一样——嫁接的良种桑亩产桑叶三百斤，老桑园才一百五十斤，若按同标准收税，种良种的岂不是亏了？”
周忱指尖在案几上轻轻叩着，忽然问：“常熟县的上田，种稻麦还是种桑麻？”
李郎中连忙翻账册：“回大人，有七成种桑麻，三成种稻麦——桑麻收益比稻麦高五成不止。”
“这就对了。”周忱忽然拍了下桌子，烛火都跳了跳，“分等不光看亩产，还得看收益！传我的令，重新拟定分等标准：田分五等，按实际收益计税——上田：桑麻、鱼塘（深塘）、果园，收益最高；中田：稻麦（高亩产）、桑园（老桑）；下田：杂粮、浅塘鱼塘；此外加‘杂田’‘闲田’两等，杂田是种药材、花卉的，闲田是休耕的，各有不同税率。”
他拿起笔，在纸上飞快写着：“让各县令带着农官、老农、商户一起核——农官懂作物特性，老农知土地肥瘦，商户明市场行情，三者同核，谁也别想钻空子。”
松江通判眼睛一亮：“大人高见！这样一来，渔民就不会把深塘报成浅塘了——毕竟深塘养的鲈鱼能卖高价，按收益计税虽多缴点，但合理！”
老幕僚也点头：“种良种桑的农户也愿意——收益高，多缴税心服口服，总比现在偷偷改账本强。”
周忱放下笔，看向窗外。月光正透过窗棂洒进来，照在墙角那堆百姓递上来的诉状上，那些诉状里，十有八九是抱怨“同田不同税”的。他忽然想起刚到苏州时，在市集上听见个老农骂：“凭什么张家的田跟我家一样大，他种茶叶就少缴税？我种稻谷就得多缴？”那时他就觉得，税赋的根本，不在收多少，而在公不公。
“明日让各县把新分等标准刻成石碑，立在县衙门口，谁不服，就按石碑上的标准辩。”周忱拿起刚写好的标准，递给幕僚，“还有，把去年多缴的税，按新标准核算后退回去——让百姓知道，这平米法不是变着法儿多收钱，是真要把税赋摆得明明白白。”
烛火在他眼角的皱纹里跳动，映出几分疲惫，却更透着股坚定。窗外的风卷着桂花香飘进来，像是在应和这即将铺开的新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