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慈幼院在半山腰。
沈令仪没有带兵围山，只让两名女官随行。院门口晒着孩子们洗净的鞋，大小不一，排得很整齐。
院主宁姑姑年近六旬，左腿微跛，右手却用得利落。她听见来意，没有否认送香的事。
“桑宁是我师父。”她道。
“你叫宁，还是她让你用这个字？”
“我原本没有名字。”
宁姑姑领他们进后院。墙边种着十七株石榴树，树龄各不相同，最老的一株已有十六年。
“第三道门送出来的人，有些愿意回家，有些无家可回，有些不能回。”她说，“师父替她们找去处，我替她们留一棵树。”
十七株树，对应十七块木牌。
“人都活着吗？”
“不是。”
宁姑姑没有用树替人作答。她拿出一本薄册，册中不写现名，只记每个人离开第三道门时的年岁、伤病，以及她们自己选的去向。
有三人后来病故，有一人失踪，有两人自愿回宫作证后再未出来。其余人散在不同州县，过着与旧名字无关的生活。
院里有个十来岁的姑娘来送茶，听见“名字”二字，忽然问：“官府会不会把我们的名字也带走？”
宁姑姑脸色微变，正要让她出去，沈令仪却先把茶接过。
“不会。我们今天只问十七年前的事。”
“可你们知道这里了。”
孩子的担心比大人的辩解直白得多。承明厅的人一旦来过，这座院子便不再完全隐在山中。
沈令仪让随行女官在正式勘验簿上只写“京南某慈幼院”，具体地址另封一袋，由宁姑姑与承明厅各持半枚封签。以后若有人要开，必须写明查什么人、为何查，并通知院方。
孩子听不懂这些规矩，只追问：“那你明天还来吗？”
“若宁姑姑允许。”
宁姑姑看着她：“明日可以来，但不许带画师，不许画院中孩子。”
“好。”
第二日复核树龄时，他们还发现最年轻的石榴树只有五年。也就是说，第三道门被封后，仍有人沿用桑宁留下的办法，把一个不在十七块木牌上的人送到这里。
宁姑姑没有隐瞒。那人并非宫人，而是一名被官宦家私卖的婢女。桑宁救她时，第三道门早已堵死，她们走的是香料铺后巷。
这进一步说明，“还人”不是某一道门的功劳，也不是一套可以被官府接管的固定路径。路一旦公开，追人的人总比逃的人更快学会。
“为何不记名字？”女官问。
“师父说，门里已经替她们换过一次名，门外不能再替她们决定一次。”
沈令仪翻到桑宁那页。
上面写着：守门，不走。
“她为什么折回京城？”
“她发现第三道门不只在救人，也有人借它换进宫。”
薛成用过三次，苏谨也未必只用来救人。真假身份从同一道门交错而过，谁都可以说自己是在“还人”。
宁姑姑承认，无名短札是她写的。她担心承明厅把第三道门定成一条逃路，顺着册子去追那些已经活成另一个名字的人。
“我不会要她们回来。”沈令仪道，“但有人借门进宫，必须查。”
“查进来的人，不要追出去的人。”
“可以分卷。”
宁姑姑仍不放心：“卷也会落到别人手里。”
沈令仪合上薄册，没有伸手拿：“那册子留在你这里。我们只抄三名由薛成承认换入宫中的人，其余不抄。”
女官略显迟疑。证据越全，办案越稳，可所谓“全”，有时正是另一次伤害。
宁姑姑望了她许久，终于从柜底取出三张画像。
第一人换成了御膳房小吏，第二人换成了守门内侍，第三人没有去处记录，只有一枚朱砂按下的指印。
“桑宁查了十年，都没找到第三个人。”
画像上的人眉眼寻常，左耳却缺了一角。
沈令仪认出了他。
袁同礼。
那个替皇帝换过御笔、在旧书局藏过退位草诏的老书吏。
他们当天回城，袁同礼已不在住处。屋里茶水尚温，床铺整齐，显然走得不急。桌上留着一封信，信封写给魏安。
魏安拆信时，手很稳。
信中没有解释身份，只写了三件事：薛成用药，苏谨换人，桑宁守门。而袁同礼自己，从第三道门进宫，为的是替一个被逼退位的人保住最后一份真诏。
他没有写那个人是谁。
信末写道：你问母亲是否选过你。我见过她清醒时留下的一句话，可那句话不在我手中。
魏安读到这里，呼吸明显乱了。
“在哪里？”他对着信纸问。
无人回答。
裴砚舟检查封口，发现蜡里压着一粒极细的白砂。白砂来自京西旧观星台，那里废弃多年，石阶和墙缝全是同样的碎石。
众人赶到观星台时，暮色已沉。
袁同礼坐在最高一层，身旁摆着一只没有上锁的铁匣。他没有逃，只像等一场迟到了太久的会面。
“东西在匣里。”他说，“但先说好，谁看，谁不看，由魏安自己选。”
铁匣中只有一张极薄的绢。
魏安站在三步外，没有立即伸手。
“若我不看，案子会怎样？”魏安问。
袁同礼道：“绢上若有与药有关的证据，少一份证据。除此之外，不该怎样。”
“你希望我看吗？”
老人望着远处宫墙：“我希望了十七年。可那是我的希望，不是你的义务。”
魏安的手抬起又放下。他曾经为了一个答案绑走别人，放过火，也把每一句沉默都当作有人故意从他手里夺走真相。如今答案就在三步外，真正困难的反倒不是得到，而是决定以什么方式得到。
当晚，慈幼院的孩子照常在廊下吃饭。她们不知道院外来了什么人，只知道宁姑姑今日把后院柜门锁了两次。最先问话的那个姑娘端着空碗走到沈令仪面前，小声问，若官府不带走名字，会不会带走宁姑姑。
“她若涉及案件，需要说明自己做过什么。”沈令仪答，“但说明不等于立刻把人带走。”
宁姑姑没有借孩子求情。她承认自己替五个人制作过空白路引，也承认其中一人后来用路引躲过了盗窃案追查。救人留下的通道一旦无人核查，同样可能庇护作恶者。她愿意交出那一件具体案件的往来信，却不肯交出其余人的去向。
双方僵持到夜深，最终定下做法：承明厅只带走与盗窃案、薛成换人案直接相关的三页，其余薄册仍封在院中；封条由官府、院方和一名年满十六岁的院中旧生共同按印，任何一方不得单独开启。宁姑姑要承担伪造文书之责，但在审理前不封慈幼院，也不把孩子分散送走。
“你不怕我烧册？”她问。
“怕。”沈令仪道，“所以留封签，也所以不把所有东西都押回京城。怕不能只解决官府的不放心。”
这句话让宁姑姑第一次正眼看她。桑宁当年最怕的，便是救人的册子落进一个自称永远正确的人手里。可一本只掌握在私人手中的册子，也可能随守册人的心意变成另一道门槛。三方封签不完美，却让任何一次开启都必须留下声音。
第二日，孩子们给最年轻的石榴树培土。那株树代表的女子已经在邻州成家，她从未见过这棵树，也不知道有人替她记住离开的年份。沈令仪没有要求告诉她。有些纪念属于留下的人，不该反过来成为召回别人的绳索。
十七年来，他第一次拥有不看答案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