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10月5日，天蝗面前摆着的东西已经变了。
一边是一份没有提及天蝗地位、且明确要审判“战罪人犯”、且要求“占领”、且由龙国主导的公告。
另一边是已经公开拒绝过公告的政府、已经拿到“七日之内可能起事”情报的宫廷、以及一个说“宁可受毁灭”的陆军。
招核问了一个只有一句话的问题。
这句话被记录在《木户幸一日记》的附件里，是全章最关键的文本：
“占领的话，皇宫和御身，也是在他们的手里吗。”
没有人能回答“不”。
因为宣言第七条明写“同盟国占领军”，而且没有任何文字把天蝗列为例外。
于是这次御前会议的结果，是1945年这一年里最终的一次决策。
为规避“被占领”与“受审判”这两种确定的风险，选择了“继续作战”。
招核没有勇气去赌对手的宽大。
所以它选择了顽抗！
哪怕洪水滔天，也不能让我一个人独自面对。
10月5日晨6时，御前会议决定：
一、撤回“以受容促降公告为基调终战”之一切工作，相关使节联络停止；
二、确立“本土决战（决号作战·本土方面）”为国家唯一战备方针，一亿臣民皆成为防卫战力；
三、要求陆海军于二十日内提出“本土决战完整战力计划与军需满足数量”；
四、招核天蝗于10月7日向全国广播（玉音之外的第一次全国“告将士文”），以“护持国体”名义号召决战；
五、内阁“应改造，以应决战之体制”。
第五条，是杀死铃木贯太郎的条款。
铃木贯太郎进宫辞职，政府失去首脑。
10月7日，天蝗命木户浩一以“内大臣咨询”的形式征求重臣意见、推举后任，程序启动。
10月8日，重臣会议（前首相级的冈田启介、米内光政、广田弘毅、若槻礼次郎、平沼骐一郎、近卫文麿等人）意见分裂。
米内主张阿南或河边，冈田主张久原房之助这样的文官。
而陆军的表态是不推荐任何文官。
同日下午，陆军方面通过梅津美治郎递出唯一可接受的人选——东条英机。
当日，东条接受组阁命令。
兵变就这样以合法方式完成了。
这就是那场“没有油的兵变”真正的结局：它不必发动，因为它的目的已经被体制自动实现了。
“朝阳会”那十一个人想要的东西。
“肃清帝侧之奸、国策转向决战”——在10月8日由一位陆军大将合法地、按宪法程序地做到了。
他们唯一没算到的是：他们的象征一旦掌权，第一件事就是把他们全部收编。
东条在1944年7月倒台后，被严密保护起来（与其说是保护，不如说监视），住在东京杉并的一处旧宅里。
整个1945年春天到夏天，他不做声，但他在做一件比做声更有用的事。
接见来访的佐尉级军官，一人一次三十分钟，不谈政治，只谈“皇国的前途与青年的心”。
宪兵队的监视报告里记着这样一个细节。
东条见客时，如果来客是三十岁以下的陆军尉官，他会亲自送到门口。
于是当1945年10月的陆军中层回头找“象征”的时候，他们发现所有活着的老资格里，只有这个人的名字写在他们自己的心上。
东条在10月8日接受组阁命令。
他对来访的木户说了两句被记录下来的话：
“臣非为权位而出。为若今日无人敢负此责，则将来无人能负。”
“请内大臣转奏圣上：臣所求者只一事。臣行事之时，请勿以‘和平之望’牵动军心。”
第二句是真正的政治宣言。
它的意思是：他要求天蝗从此不再对任何停战可能性表示兴趣。
而天蝗给了他。
这构成了1945年10月这个政权最核心、也最致命的交换。
一个可能受审判的君主，把全部权力交给了一群同样可能受审判的军人。
东条以陆军大将身份兼任内阁总理大臣与陆军大臣，一身而居统制派正统之名。
参谋总长仍由梅津美治郎大将留任，他是关东军系的代表人物。
陆军次官一职给了笠原幸朔中将——一个强化动员派的人物。
其就任直接反映了军中中层佐尉级军官的推举意向，而这正是“朝阳会”那一代人在体制内取得的第一个据点。
海军方面，米内光政以“海相不主战亦不主和”为条件留任海军大臣，属现状维持。
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大将同样留任，此人对霉强硬，但对本土决战持保留态度。
外务大臣起用重光葵，他是这个内阁里唯一一扇对外开着的门。
大东亚大臣由板垣征四郎出任，主管南洋方面。
军需大臣交给了一个技术官僚出身的事务官，其意义仅在名义上的“生产一元化”。
内务大臣是一位警视厅系出身的强硬派，职责是思想统制。
至于情报局总裁一职，干脆由陆军新闻班直接掌握，不再走荐任程序。
这个内阁的结构有一个特征：除重光葵一人之外，没有任何一个阁僚主张终战。
而这正是东条要的。
他不需要一个会讨论的内阁，他需要一个会执行的命令体系。
东条在10月15日的陆军省、参谋本部联席会上提出的要求，被后世概括为一句话：“再扩编一百万陆军，做好本土决战之准备。”
这句话在纸面上是一个数字，在实施上是一个国家。
先看1945年10月樱花国陆军的实际兵员结构。
常备在编陆军（含本土各师团、航空部队与后方单位）约530万人，但其步枪保有率不足百分之六十。
已决定动员的“决号”编成部队约240万人，其中大部分人手里的武器只有竹枪与少数手榴弹。
本土方面可以野战的完整甲种师团只有9个，战车与重炮基本不足。
可应援的乙种与特设师团21个，平均缺编约百分之三十五。
经由志愿兵役完成的“学生动员”约68万人，训练平均不足两个月。
至于法律上15至60岁的男子“国民战斗队”，名义编成数字高达2500万。
可这批人手无寸铁，更是毫无组织。
说是乌合之众都算是实事求是了。
也就是说，“再扩编一百万”在人力上并不是最难的。
1945年10月的樱花国还能从人口里挖出一百万男性，这在1945年是可以算出来的（1944年樱花国本土与占领区合计可动员男性余量约在300万以上）。
真正不可能的是装备。
东条要求陆军参谋本部在20日内提出“新增百万人之完整所需”。
参谋本部10月26日交上来的那份报告，是全章最有说服力的东西，因为它自己推翻了自己。
轻武器方面：步枪约需92万支，而三八式与九九式的合计年产量只有约11.4万支，缺口百分之八十七点六；
野战用无线电约需1.2万台，可供约1800台，缺口百分之八十五，真空管是致命瓶颈；
被服与靴需100万套，仅能供24万套，缺口百分之七十六，因为生丝、棉花与橡胶三项全都缺。
重装备方面：75毫米级野战炮约需3400门，可供给约420门，同样是百分之八十七点六的缺口，且炮手不足；
战车含新造约需1050辆，可得约190辆，缺口百分之八十二——装甲钢板的供应已濒临断绝。
野战口粮年度需约70万吨，而本土配给率仅达所需的百分之六十一，缺口百分之三十九，且运输船舶吨位不足。
这份报告的意思非常清楚：一百万人可以被编成，但不能被装备；能被装备的部分，不能被供给；能被供给的部分，不能被机动。
而东条对这份报告的批复只有一行，写在封面上：
“数量不足，以精神补之。然精神不可代炮弹。仍照办。”
“仍照办”三个字，是1945年樱花国决策体制的全部性质。
在各项军需中，东条唯一真正给了优先权、并且给了实际资源的一项，是战斗机。
这不是因为战斗机多，恰恰是因为它少了。
1945年10月的实况是这样的。
本土防空可用的陆军战斗机，在册约950架，按可动率折算实际能起飞者约290架；
海军在本土方面的战斗机约210架。
而对面，霉菌第21轰炸机司令部一次出击即可动用b-29达700架以上，釜山与金州基地群可用的p-51护航机600架以上。
补充速度更是无法相比。
樱花国每月新机交付各型合计约700至900架，且逐月递减。
每月训练完成的新飞行员仅约320人，在教官大量损失之后，这一数字已是战前水平的六分之一。
而霉方在“会议厅行动”的节拍之下，一名飞行员月均出击15至20次。
更不要说龙方还在持续不断的生产飞机，大炮，装甲车。
数量早就远远地超过了樱花国。
并且与霉菌接力轰炸樱花国本土。
在这种对比之下，“再多造飞机”这件事本身没有意义，有意义的只有两件事：造能打赢当前对手的机型，以及让飞行员活着回来。
于是“五式战斗机”从川崎的一个应急改装项目，被抬到了国家战略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