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5年2月24日，礼拜五，午后，无锡行政督察专员办公室。
冬末的阳光从朝南的窗户斜射进来，在深色木地板上铺开一道边缘锐利的光带。光带里浮动着细小的尘埃，缓缓旋转、升降，像一锅被看不见的火煨着的、永不停歇的微粒子汤。
周镐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几份已批阅的文件，钢笔搁在砚台上，笔尖的墨已经干了。穿了件深灰色的将校呢军常服，领口的风纪扣松着，肩章上的少将军衔在从百叶窗缝隙漏进来的光线里泛着哑光。
姜国栋站在办公桌前，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棉大衣，还没脱，像是刚从外面赶回来的样子。
站长，90号和宪兵队联手释放的那批人，姜国栋开口，被新四军安置在无锡西边的太隔根据地。
周镐靠向椅背，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敲了一下。
共军不信任这些自己逃回来的同志，就近安置在日占区附近，是符合常理的。他说，语速不快，像在整理思路，但顾易中让你亲自来跟这件事，明显是想支开你。
姜国栋把手从大衣口袋里拿出来，垂在身侧。
站长过虑了。他的声音平稳，像是在汇报一件与己无关的公务，90号最近在苏州城内外侦测无线电台，我借着这个外派任务，正好把苏州的兄弟们都带出来，公私两便。
周镐看了他一眼，没有继续追问。
窗外的天色又暗了一分，办公室里的光线从午后的明亮变成了一种介于白天和傍晚之间的灰白。周镐拿起钢笔，拧开笔帽，在面前一份文件的空白处签了一个名字，然后把文件合上，放到左手边那摞已经处理好的文件上。
我下午就回南京。他说，语气平淡，你自行安排。
姜国栋点了点头，没有多问，朝周镐微微欠身，便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皮鞋踩在深色木地板上，发出均匀的、渐渐远去的声响，最后被走廊拐角吞没。
办公室的门虚掩着，门缝里透进来一道从走廊窗户斜射的光线，在地板上投下一道细长的金色光带。光带里有灰尘在缓慢地浮动，像是被光线本身困住了。
周镐坐在办公桌后面，没有起身，只是将桌上那份已签好的文件重新拿起来，翻到最后一页，又看了一遍。
窗外传来无锡城区模糊的市声，隔着玻璃和百叶窗，像隔着一层薄薄的水面。
约莫过了三五分钟，走廊里又响起脚步声。
这一次更轻，步幅更短，像是一个人在刻意压低自己的存在感。
门被推开了，又轻轻合拢。
来者穿着一件半旧的深灰色西装，领带系得端正，头发向后梳得整齐，露出光洁的额头。他在门口停了一步，像是在确认房间里没有第三个人，然后才朝办公桌方向走了几步，在离周镐约三步远的地方站定。
他弯下腰，鞠了一躬，持续了大约两秒，才直起来。
民国二十一年受复兴社委派赴日留学，取得日籍身份森川信介。他直起身，语速不快，但每个字都清晰得像从一张被反复背诵的纸上念下来的，民国二十六年回国后，受苏州站站长顾伟及第二组组长陈焦桐双重指挥。民国二十九年春，奉命潜入内外棉，协助爆破组执行苏纶纱厂大火行动。大火后，就近应聘新成立的陆顾公司。
他停了一下，喉结滚动。
“民国二十九年冬，因为天马列车行动，爆破组詹宗像、薛尧等人全体殉国。民国三十年，站长顾伟及组长陈焦桐在上海被捕，苏州站至今未重建。属下遂在陆顾公司蛰伏至今。”
周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椅子腿刮过地面，发出短促的一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
他绕过办公桌，走到陈信面前，站定。
“陈焦桐组长早已殉国。”周镐的声音沉稳，“但顾伟站长辗转回到了重庆。你的情况，他都跟我说了。”
陈信的嘴唇动了一下，没有出声。
周镐伸出手，在陈信的肩膀上按了一下，力道不大，但稳而短促——更像是完成一个仪式，确认某种关系的确立。
从今日起，你受我直接指挥，成为南京站苏州组的一员。
陈信挺直腰背，将右手举至太阳穴旁，指尖与额角平齐。
“是。”
（二）
1945年2月25日，礼拜六，上午，祥符寺巷90号电讯室。
电讯室朝南的两扇窗户敞着，早春的冷风从外面灌进来，带着巷子里早点摊的煤烟味和昨夜雨停后残留的湿气。
房间里的灯全部亮着，十来张长条桌拼成一个大工作台，上面摆满了各种设备——耳机、话筒、成叠的无线电记录表，几台示波器一样的黑色仪器蹲在桌角，面板上的小灯一亮一亮地闪。三四个年轻的技术人员坐在桌边，耳朵上卡着耳机，正根据各测向点反馈回来的信息，在表格和图纸上写写画画。
空气里浮着锡焊烧灼后残留的松香味、接线柱上绝缘胶带的气味，以及不知谁搪瓷茶杯里隔夜茶水的苦涩。
靠东窗的位置单独摆着一张折叠桌，桌上摊着一张大幅苏州城防图。图上的街道和河道用红蓝铅笔标注着密密麻麻的符号，几道用三角板画出来的直线从图外斜穿进来，交叉在城北的某个点上。
沈月容穿着一件半旧的藏青色工作夹克，袖口挽到小臂，右手按在耳机上，左手握着一支铅笔，铅笔尖在图上那个交叉点上轻轻点了一下。然后她调整了一下面前那个带弹簧线的麦克风角度，开口说话，声音清晰而稳定：
“三号车报告方位，信号强度四级，方向北偏东15度……重复，北偏东15度。”
她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块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几行数字和几个地名，旁边画着几条交叉的方位线，线的交汇处用红圈标出，旁边写着“疑似区域：园林路—拙政园一带”。
话筒另一端传来赵永明的声音，夹杂着轻微的电流杂音，像是从行驶中的车里发出来的：“那一片区不少是政府官员的寓所，还有几间日本商社的同业会馆。”
沈月容的笔尖在“园林路”三个字下面画了一道短线。
“三辆测向车交叉定位的结果都指向这个区域。”她说，“误差范围不超过200米。”
话筒那边沉默了一两秒，才补充道：“我安排干扰发射器上去，看能不能把他们给逼出来。”
沈月容松开按在耳机上的右手，在桌面上翻了一下那叠记录表，抽出一张标着“设备出勤情况”的纸，目光快速扫了一遍。
“你手上的这批便携式干扰发射器。”她说，语气平静而确定，“因为建筑衰减，每一台设备的有效作用范围在1到3公里之间。要想覆盖整个片区，至少要有4台设备同时开机，而且布点间隔还不能太大。”
话筒里又沉默了一瞬。
“知道了。”赵永明只回了两个字，便切断了这次通话。
沈月容摘下耳机，揉了一下右耳耳廓，顺手把铅笔插回耳后。她正准备去那排收发报机旁拿一杯水，转过身时，才注意到顾易中早已站在门口。
顾易中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外套，下摆还带着从走廊里带来的冷气，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垂在身侧。他站在门框边上，目光落在黑板上那个红圈上。
“署长。”沈月容朝他点了点头，没多说。
顾易中看了几秒，才开口：“大功率的信号干扰发射器，还没有到位吗？”
沈月容语气里带着一种技术干部特有的认真：“车载的信号干扰发射器基本都被第一分署调走了。坂本顾问帮忙联系过万署长，说是这几天能从上海调两台过来。”
她一边说，一边走到机房靠里侧的角落，用手指了指地上的几台设备。
那里放着五六台铝制框架箱体，每台大约40厘米长、30厘米宽、25厘米高，表面漆成灰绿色，有几处的漆皮已经剥落，露出下面银灰色的铝壳。箱体上伸出几根粗细不一的接口和旋钮，其中两台的天线接线柱上还缠着绝缘胶布。
“现有的这些便携式干扰设备，是皇军根据美国的AN/tRt-1便携式干扰设备所仿制的实验品，性能非常不稳定。”沈月容说，“电台侦搜行动还不到两个星期，已经有这么多台需要送回通讯研究所修复了。说实话，实际效果还不如分区停电来得干净。”
顾易中走到那五六台箱体旁边，蹲下身，伸手翻开其中一台的铭牌，上面是用日文和英文混排的规格参数，几行字已经模糊得看不太清。
“好多区域还不方便停电。”他开口，声音平静，“这种设备的功能具有不可替代性。”
他返回门口，手已经搭上了门框，又停下，半转过身，对沈月容说：“等城内的侦搜行动结束，你去周边乡镇选几个点，实际测一下这些设备的效能、范围和参数。尤其是有树林、坡地和河道遮挡的区域，都跑一遍。”
沈月容愣了一下，随即点头：“好，我安排。”
顾易中没等她说完，转身走进了走廊。
皮鞋踩在深色水磨石地面上，发出均匀的、不轻不重的声响，像某种节拍器在数着拍子，渐渐远了。
（三）
当天下午，顾园正门。
陆峥进来的时候，林曼丽和李秀珍正从门里出来。
两拨人在门槛处迎面遇上。
陆峥侧过身，让出大半个路来。两个女人从他让出的道上走过去。林曼丽经过他身边时，略略颔首，算作打招呼；李秀珍则把声线压得很轻，说了一句“陆经理好”。
陆峥也点了一下头，脸上露出一个和气的、不多不少的笑。
等两人的脚步去得远了，他才迈上台阶，跨过门槛。
顾园前厅里，光线不如外头亮，天井上方那一方灰白色的天光斜斜地照在青砖地上，把几案上一瓶早开的红梅映得半明半暗。
张海沫坐在太师椅上，身上套着件宽大的月白色棉袍，腰间没有束带，整个人塌在椅子里，胳膊随意地搭在扶手上，看着王妈和一个女佣围着顾繁初忙活。
顾繁初正坐在两张拼起来的方凳中间，怀里抱着一只用碎花襁褓裹得密实的小包袱。
包袱里的小婴儿还没出月，被姐姐抱得不甚稳当，小脑袋歪在一边，顾繁初拿手去托妹妹的后颈，嘴里不停地说：“不要动，不要动，我抱你的，你不动。”
王妈一手虚护着顾繁初的后腰，另一手伸过去想把孩子接过来：“小姑奶奶，你抱不动的，让王妈来。”
“我抱得动！”顾繁初梗着脖子，膝盖往上顶了顶，把怀里的包袱托得更紧些。
陆峥走到厅里，看到的正是这一幕。
他站了两秒，嘴角不自觉地勾了勾，然后迈开步子走到张海沫旁边，从腋下夹着的深色布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轻轻放在她身侧的方几上。
“等易中回来，让他把这些文件签了，再让富贵送到公司去。”他边说，边用两根手指在纸袋上点了点，“我就在公司跟工人们一起过元宵。”
张海沫伸手把档案袋拿起来，看了一眼。
“什么文件？”
陆峥已经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了，一手搭着扶手，一手解开了脖子上的围巾。
“你不知道？”
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点意外，但立刻又变成了那种“反正你总归要知道”的笃定，“易中要把陆顾公司的股权都转出来。40%给全体员工，40%给你那个表嫂——她在浙江搞了个什么中兴公司。剩下的20%，由我先代持着。”
他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陆顾公司的全体员工，已经在县公署成立了共济会。”
张海沫听完，点了点头：“好。等他回来，我跟他讲。”
（四）
当天下班时分，天色已经擦黑。
一辆半旧的福特车从祥符寺巷驶出，穿过平门桥，朝东南方向开去。
车灯已经亮了，两条昏黄的光柱照在前方灰白色的石板路上，把行人和黄包车的影子一会儿拉长，一会儿缩短。
段文涛动作很稳，换挡时手腕转动得无声无息，像在摆弄一台已经非常熟悉的机器。
顾易中坐在副驾驶座上，胳膊肘支在车窗沿上，侧着脸，视线落在车窗外迅速后退的街景上。路边的霓虹灯正一闪一闪地亮着，红色的光在他侧脸上交替明灭，将他的表情拆成许多个跳跃的碎片。
“赵永明好像在暗中调查你。”段文涛先开了口，声音不高，和引擎的嗡鸣几乎融为一体，“他是你的学生，又一向听你的话。与其等他自己找上门来，不如先把他发展过来。”
顾易中没有动，依旧望着窗外。
“他和高虎不一样。”他说，“等等吧。”
段文涛把方向盘微微向左打了一个角度，车子绕过一块横在路中央的碎砖，颠了一下，又平稳下来。
“任良材给我们送这么多官位，又是绥靖公署的高参，又是省政府的参议，图什么？”他换了个话题，语气还是那种不紧不慢的、像在汇报工作一样的平稳。
顾易中终于把脸从窗外转过来。
“他是人精，图的可多了。”
他朝后靠进椅背，继续说到：“他首先想把剿匪队纳入江苏省保安司令部的编制。但剿匪队有日本人的批文，没必要再找一个婆家，我已经给推了。”
段文涛“嗯”了一声，示意他继续。
“其次，他想和我们合作经营黑市。”
段文涛愣了一下，转头飞快地看了顾易中一眼，又迅速把视线移回前方。
“黑市？政保署能有多大能耐？想搞黑市，不得先和日本宪兵合作？”
顾易中似乎早料到这个反应，语调不升不降地接了下去：
“他长子任祖萱管着苏州和常熟一带的和平军，次子任祖夔直接带教导团驻扎在常熟的冶塘镇。冶塘，位于常熟西南、苏州东北，处在福山塘与望虞河交汇的地方，水路四通八达。说是清乡区的‘腹地’，可距离最近的日军据点也有一截子路，镇上统共只有两个日本宪兵。”
车子经过一个路口，段文涛踩下刹车，让过一辆从右侧横穿出来的黄包车，重新起步时，才慢慢地说了一句：
“我们让常熟支队在冶塘镇设置一个加强的工作组，替他们出面把不稳定因素都清干净，就可以参与分成？”
顾易中的视线一直就在窗外，路边的梧桐树已经光秃秃的，枝桠在车灯下像一张张瘦骨嶙峋的手，一掠而过。
“分成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立马参与其中，扯上任良材这张虎皮。”
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极为清楚，“刘振彪一直就在常熟支队，你们两一起给任良材做好服务——冶塘那地方但凡有人闹事，都当作共匪抓起来。”
他顿了顿，像是要把下面这句话的分量单独拎出来：
“我再兼一个绥靖公署的高参就好，但你——绥靖公署和省政府两边，你都得把名头挂上。”
话说到这里，车子已经在顾园正门停了下来。段文涛拉起手刹，引擎还在转。他转过头，看着顾易中。
“你有事？”
顾易中坐在那里，没有急着下车。
他望着前挡风玻璃外顾园门楼那盏在夜风里轻轻晃动的灯笼，看了几秒，才缓缓开口：
“我们现有的一切都来之不易。”
他把脸转向段文涛，那双眼睛里映着车外灯笼投进来的一点摇曳的红。
“你得是后备的舵手。”
段文涛没有避开他的视线。
“知道了。”
顾易中推开车门下车。
夜风从巷口灌进来，把门楼上那盏灯笼吹得轻轻转了半圈，在石板地面上画出一个忽明忽暗的、橙红色的圈。
段文涛坐在车里，没有立刻发动引擎。他看着顾易中的背影穿过那扇黑漆木门，门在他身后合拢，门环轻轻晃动了两下，然后静止。
他伸手拧了一下钥匙，引擎重新响起来。
暖风从出风口吹出，带着干燥的、机械运转后的气味。
他把车掉了个头，往祥符寺巷的方向开去。
【作者注：1940年11月29日，汪精卫伪政权准备在南京签署卖国的《日汪协定》。一列名为“天马号”的日军贵宾专列，载着日军高官、外交使节及汉奸，从上海开往南京参会。
军统苏州站站长顾伟率部在苏州站附近的铁轨上埋设了炸药。1940年11月29日上午，当“天马号”专列驶过时，引爆地雷使其颠覆。
爆炸共造成日伪方面175人死伤，其中包括多名日本大佐和内阁专员。原定当天的签字典礼被迫取消，给汪伪政权造成了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