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长风那句话，温文宁记了三天。
第四天早上，她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一张白纸。
纸上写了六个字。
知夏烈属关怀。
她看着这六个字，想了很久。
然后提笔，在下面写了一行数字。
五十万。
这是她这些年攒下来的个人积蓄里，能够拿出来的最大一笔。
中午，沈正远来了。
八十六岁的老头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戴着老花镜，手里夹着一份报纸。
他在温文宁对面坐下，把报纸翻到第三版。
“《解放军报》上个月的一篇报道，你看过没有？”
温文宁接过来。
报道标题是《边境扫雷英雄后代现状调查》。
文章不长，但数据扎人。
云南、广西两省边境地区，因排雷和巡逻任务牺牲的军人共计一千二百余人。其中三百多名烈士遗属的后续保障存在不同程度的落实不到位。
有的抚恤金被拖延发放。
有的烈属子女辍学。
有的遗孀带着孩子改嫁后，失去了与部队的联系。
有的孩子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烈士。
温文宁把报纸放在桌上。
沈正远摘下眼镜。
“你想干什么，我大概猜到了。”
“外公，我打算以个人名义捐出五十万，发起成立一个基金会。”
“叫什么？”
“知夏烈属关怀基金会。”
沈正远看了她几秒。
知夏。
温知夏。
文宁母亲的名字。
“你用了你妈的名字。”
“她如果还在，会做同样的事。”
沈正远没说话，把眼镜重新戴上。
“基金会的架构你想好了没有？”
“想好了。我出资金，您当名誉顾问，霍渊协调军区民政的合作渠道。具体执行由军区民政处和地方民政对接，首批资助对象定向覆盖一百名烈士遗孤。”
“一百个孩子，五十万够吗？”
“前期够。每个孩子的年度资助标准是学费全免加每月五十元生活补助。按平均计算，一百个孩子一年大约需要十二万到十五万。五十万可以覆盖三年以上。三年以后，如果运转顺利，会有更多资金进来。”
沈正远点了点头。
“资金来源呢？第一笔是你个人的，后续呢？”
“红星厂每年拿出利润的百分之二作为基金会的固定捐赠。这件事我跟大哥商量过了，他同意。”
“霍天佑同意了？”
“他二话没说。他原话是“弟妹你定，我签字”。”
沈正远靠在椅背上。
“基金会的审计和监管呢？”
“聘请独立审计机构，每半年出一次审计报告，向军区民政处和社会公开。所有善款的使用明细，精确到每一笔支出。”
“你把后路都堵死了。”
“不堵死，迟早有人钻空子。陆小北的事就是教训。钱发下去不等于到了孩子手里，中间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有人盯。”
沈正远看着她。
“文宁，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身份有多敏感？延寿课题的负责人、红星厂的实际控制人、军区首长的妻子。你再出面搞一个基金会，外面的人会怎么说？”
“说什么？”
“说你在收买人心，说你在往政治上靠，说你一个女人手伸得太长。”
温文宁看着他。
“外公，该说的人会说，不该说的人也会说。我管不了别人的嘴，我只管得了那些孩子有没有饭吃、有没有学上。”
沈正远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
“你跟你外婆一个脾气。她当年在解放区办识字班的时候，别人也说她手伸得长。”
“后来呢？”
“后来那些识字班出来的人里头，有三个当了县长。”
温文宁笑了一下。
“那就当我在办识字班。”
当天晚上，温文宁把基金会的方案带回了家。
霍渊坐在客厅里，接过方案看了十分钟。
“军区民政处的对接人选好了没有？”
“还没有。你有推荐的？”
“民政处的副处长叫孙卫东，是陆建军当年所在部队的老兵。他退伍后转业到民政处，专门负责烈属工作，做了八年。”
“你认识？”
“认识。早年在边防的时候见过。老实人，不会糊弄事。”
“那就他。”
霍渊把方案合上。
“基金会挂牌的场地呢？”
“挂在红星厂的京城办事处。不单独租房，不搞排场。”
“挂牌仪式呢？”
“不搞仪式。发一份公告，通知民政系统和相关部队，就够了。”
霍渊看了她一眼。
“你不想上报纸？”
“报纸要是自己来，我不拦。但我不会主动找记者。基金会是做事的，不是做给人看的。”
霍渊点了下头。
“那我明天跟民政处的人碰个面，把合作框架敲下来。”
“好。”
半个月后，知夏烈属关怀基金会正式注册成立。
温文宁以个人名义捐出五十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沈正远担任名誉顾问。
军区民政处副处长孙卫东担任执行秘书长。
红星厂每年捐出利润的百分之二作为固定资金来源。
首批资助名单覆盖一百名烈士遗孤，涉及云南、广西、新疆、西藏四个省区。
基金会没有搞任何挂牌仪式。
温文宁只在红星厂京城办事处的墙上，挂了一块木牌。
木牌上刻着四个字。
知夏关怀。
消息是《解放军报》先发的。
一篇简短的报道，标题是《军属自发捐资设立烈属关怀基金》。
报道里没有提温文宁的名字，只称“一位军人家属”。
但圈子里的人都知道是谁。
报道刊登后的第一周，三位退休老将军主动找到了军区民政处。
第一位是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德厚，捐了两万块。
第二位是原成都军区参谋长陈家树，捐了一万五。
第三位是原昆明军区后勤部长张国栋，捐了三万块。他在电话里跟孙卫东说了一句话。
“我当年在老山前线带的兵，有十一个没回来。他们的孩子，我该管。”
孙卫东把这句话原封不动转达给温文宁的时候，温文宁在电话里沉默了好一会儿。
“孙处长，把这三位老首长的捐款登记造册，单独设一个专项。就叫“老兵护苗”。”
“是。”
基金会运转的第一个月，收到的捐款总额超过了十二万。
温文宁每周审核一次账目。
每一笔支出都有签字、有票据、有回访记录。
第二个月，第一批资助款到达了一百个孩子手里。
有的孩子收到的是新书包和全年学费。
有的孩子收到的是棉衣、鞋子和一个装着文具的铁盒子。
铁盒子上印着两行字。
“你的父亲是英雄。这份关怀来自知夏。”
温文宁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提过“知夏”两个字的含义。但沈正远知道，霍渊知道，顾长风也知道。
那是文宁母亲的名字。
一个在年代风雨里没能走到最后的女人。她的女儿用她的名字，护着别人的孩子。
十月的一个傍晚，温文宁在办公室整理当月的捐赠回执。
桌上摆着一叠来自各地的回信。
有的是学校老师代笔的，有的是孩子自己写的，歪歪扭扭的字迹，错别字不少。
她一封一封翻着看。
翻到最后一封时，手停住了。
这封信不是回信，是一封求助信。
信封上的邮戳是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
信纸上的字迹很工整，是大人写的。
“温医生，您好。我叫王桂兰，是麻栗坡县落水洞村的小学教师。”
“我们村里有一个孩子叫何小梅，今年七岁。她的父亲何志强是八四年老山战役中牺牲的战士。”
“何小梅的母亲在她出生后不久就离开了，她一直跟着奶奶生活。”
“去年雨季，何小梅在山上采野菜时，踩到了一枚未爆的地雷碎片。”
温文宁翻到第二页。
信的末尾附着一张照片。
黑白的，不太清晰。
照片上是一个瘦小的女孩，站在一间土墙房子前面。她穿着一件大了两号的旧棉袄，笑着。
她的左耳缺了半只。
信的最后一句话是——
“温医生，她的耳朵是地雷炸的。村里没有医生，县里的医院说接不了。她奶奶今年七十三了，走不动了。我不知道该找谁，就给您写了这封信。”
温文宁把信放在桌上，看着那张照片。
照片上的小女孩笑得很灿烂，浑然不知自己少了半只耳朵。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
霍渊站在门口。
“又加班？”
温文宁把照片递给他。
霍渊接过来，看了几秒。
“云南的？”
“麻栗坡。她爸八四年在老山牺牲。她去年在山上踩到了未爆弹的碎片。”
“耳朵是炸掉的？”
“是。”
霍渊把照片放回桌上。
“你想去？”
温文宁看着那张照片上小女孩残缺的耳廓。
“霍渊，她爸替国家挡了子弹，六年以后，他的女儿被剩下的地雷炸掉了耳朵。”
霍渊没说话。
温文宁抬起头。
“这个耳朵，我能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