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文宁的手指落在第一个名字上。
“刘安国。借调的？”
“对。三期临床扩大到五百人以后，筛查工作量暴增，我们自己的内科医生不够用，就从军区总医院借了两个人过来帮忙。刘安国是其中一个。”
“另一个呢？”
“另一个叫陈芳，女的，干完筛查就回去了。”
“刘安国呢？”
“他也回去了。筛查结束后就没在我们这儿出现过。”
温文宁从抽屉里拿出昨晚锁进去的那个透明文件袋，放在桌上。
“李教授，你看这张心电图报告单的纸。”
李振国凑过来看了两秒，眉头就皱起来了。
“这不是我们的纸。”
“对。我们实验楼用的是沈阳造纸厂的A4纸，偏黄，毛边。这张是进口纸。”
“刘安国负责心电图检查。”李振国的声音慢了下来。“他有机会接触原始报告。”
“不只是接触。”温文宁把文件袋翻过来，让他看背面右下角的针眼。“这张纸原本被装订在别的文件里。有人把它拆下来，替换了原始心电图。”
李振国的脸色变了。
“文宁，这是三期临床的核心档案。篡改入组档案——这是什么性质你清楚。”
“清楚。所以我没有报药监局，也没有报公安。”温文宁把文件袋收回抽屉锁好。“先查清楚再说。报早了打草惊蛇，报晚了——只要证据链完整，什么时候报都来得及。”
她拿起电话打给霍渊。
“霍渊，让张远调实验楼三月份的门禁记录和档案室监控录像。重点看三月五号到三月十号之间。”
“什么事？”
“213号的入组档案被人动过。心电图报告被换了。”
电话里安静了一秒。
“张远一小时内到。”
霍渊没多问一个字。
一个小时零三分钟后，张远出现在实验楼三楼。
随身带了一台便携式录像带回放机和一摞标注了日期的监控录像带。
实验楼的最新监控系统是去年刚装的。每层走廊、实验室门口、档案室门口都有摄像头，录像带按日期编号保存在安保室。
张远把三月五号到十号的档案室门口录像带逐一放入回放机。
三月五号，正常进出。小林进去过三次，每次都有登记。
三月六号，正常。
三月七号。
画面里出现了一个穿白大褂的男人。中等身高，平头，戴着口罩。
时间戳显示：15：07。
他推开档案室的门，进去了。
温文宁看了一眼名单上刘安国的照片——借调时拍的工作证照。
平头，中等身高。对上了。
画面里没有其他人跟他一起进去。
15：29，他出来了。
二十二分钟。
“档案室的进出登记簿上有他的签字吗？”温文宁问。
张远翻开登记簿复印件。
三月七号那一页，15：07到15：29这个时间段——空白。没有任何登记。
“他没签字。”张远的声音很平。
温文宁看了霍渊一眼。
霍渊站在窗边，胳膊抱在胸前，一直没出声。
“张远，查刘安国的背景。”他开口了。“查深一点。银行流水、通讯记录、社会关系，全查。”
“是。”
张远拿着录像带和名单走了。
办公室里只剩温文宁、霍渊和李振国三个人。
“李教授，从现在开始，213号的所有原始数据双重锁定。电子版加密备份到我的个人硬盘，纸质版全部转移到我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明白。”
“还有——”温文宁坐回椅子上，“这件事目前只有我们三个人加张远知道。不要告诉第四个人。包括老陈。”
“连老陈都不说？”李振国有些意外。
“信任是一回事，安全是另一回事。在查清楚刘安国背后站着谁之前，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李振国看了看温文宁，又看了看霍渊。两口子的表情都是一样的——平静、冷硬、没有商量余地。
他点了头，没再多说，收拾东西出去了。
办公室门关上。
霍渊走到温文宁身边。
“你怀疑辉盛。”
不是问句，是陈述。
“酒店门缝里那张名片，上面写的‘合作比对抗更明智’。”温文宁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桌面上。“名片是警告。但辉盛不会只发警告。”
“你觉得他们在三期临床启动之前就安插了人？”
“不确定。但刘安国是三月份进来的。辉盛的律师函是七月份发的。”温文宁的手指在桌面上叩了两下。“如果刘安国是辉盛安排的，那他的任务未必是破坏试验。更可能是——收集数据。”
霍渊看着她。
“篡改心电图可能只是副产品。他把原始心电图带走了，但为了不留空缺，塞了一张假的进去。他要的是原始数据本身。”
“延寿药的临床数据。”霍渊的声音更低了。
“对。五百人的三期临床数据，包括用药方案、给药剂量、血检指标变化——这些东西对辉盛来说比什么都值钱。”
电话响了。张远。
“嫂子，刘安国的银行流水查到了。”
“说。”
“三月一号，也就是他被借调到实验楼前四天，他的工商银行账户收到一笔汇款。金额十二万。汇款方是一家注册在香港的贸易公司，叫‘恒信达国际’。”
温文宁的手指停住了。
“这家公司我让人查了工商登记。”张远继续说。“注册资本一百万港币，法人代表是个香港人，叫林志恒。但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结构往上追了三层以后，最终指向一个开曼群岛的信托基金。”
“辉盛在开曼群岛有离岸架构。”温文宁说。
“对上了。”张远的声音很稳。“虽然还不能百分百确认是辉盛直接打的钱，但资金链条的方向高度吻合。”
温文宁挂了电话。
她看着霍渊。
“十二万。”她说。“买通一个借调医生篡改临床档案，在1993年，十二万够了。”
霍渊没有接话。他拿出手机按了个号码。
“张远，刘安国现在在哪？”
“军区总医院内科。”
“人还在？”
“我让人确认了，还在值班——”
张远的话没说完，那头传来另一个人的声音，很急。
张远的声音变了。
“嫂子，刚收到消息。刘安国半小时前向军区总医院递交了辞职信。人已经离开医院了。”
温文宁和霍渊同时站了起来。
“手机呢？”
“关机了。”
温文宁紧紧握着话筒。
“他住处查了没有？”
张远那头停顿了两秒。
“刚派人去看了。人去楼空。衣柜清空，私人物品全部带走。邻居说他昨天晚上拎了两个大箱子出的门。”
张远的第二通电话是在四十分钟后打来的。
“嫂子，刘安国最后的行踪追到了首都机场。今天上午七点二十分，机场东区停车场的监控拍到他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拎着两个行李箱进了二号航站楼。”
温文宁站在实验楼走廊的窗边，手里夹着电话。
“出境记录呢？”
“查了。从今天凌晨到现在，二号航站楼所有出境通道的旅客名单里没有刘安国这个名字。一号航站楼也查了，也没有。”
“国内航班呢？”
“国内航班的登机名单也过了一遍。没有。”
温文宁皱了下眉。
进了机场，但没有出境记录，也没有登机记录。
“他可能用了假证件。”温文宁说。
“我也是这么判断的。但首都机场的边检系统还是比较严的，假护照过边检的风险不小——除非他走的不是正常通道。”
“什么意思？”
“首都机场二号航站楼有一条通往停机坪的货运通道。理论上旅客不能走该通道，但如果有人在机场内部接应，从货运通道上一架私人包机或者货机，是不走边检系统的。”
温文宁没有立刻说话。
对方的准备比她预想的要充分。
刘安国不是临时起意跑的。辞职信、清空住处、机场消失——这是提前安排好的撤离方案。
“张远，机场货运通道的监控能调到吗？”
“已经在协调了。但货运区归机场集团管，不是民航局。调监控需要走手续。”
“多久？”
“最快今天下午。”
温文宁挂了电话。
她转身往办公室走。推开门的时候，霍渊正在打另一个电话。
听语气和用词，是在跟总参情报口的人说话。
霍渊挂了电话。
“总参驻外情报站正在查辉盛在国内的关联企业名单。如果刘安国走了非常规通道出境，很可能用的是辉盛在华合作方提供的资源。”
“你觉得他出境了？”温文宁坐下来。
“不确定。”霍渊站在桌对面。“有两种可能。第一，他已经通过非常规通道离境了。如果是这样，追回来的难度很大。第二，他还在国内，只是用机场作为障眼法——让我们以为他已经跑了，实际上藏在国内某个地方。”
温文宁正要开口，办公室的门被敲了三下。
是特殊的节奏。两短一长。
霍渊走过去开门。
门口站着一个六十多的男人，穿着深灰色的夹克，头发已经全白了，但腰杆挺得很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