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末，台北的暑气还未褪尽，我已经坐上了飞往香港的班机。机舱里冷气开得足，我裹着薄外套，看云层在舷窗外翻涌成一片的海。邻座的中年男人戴着降噪耳机，手里翻着一本封面印着“港股前瞻”的杂志，偶尔用钢笔在空白处写几个数字。我收回目光，摸了摸背包侧袋里那台尼康Fm2——父亲的老相机，金属机身被掌心焐得温热。
降落在赤鱲角时，午后三点。机场大厅里人来人往，广播用粤语、普通话和英语轮流播报着航班信息。我拖着小行李箱穿过接机的人群，坐上机场快线。窗外是快速掠过的青马大桥，海面在八月末的阳光下泛着碎银似的光。手机震了一下，是妹妹的消息：“到了吗？别忘了去拿爸的东西。”我回了个“嗯”，然后把手机扣在膝盖上。
中环码头。这个名字在我记忆里总带着点电影画面的质感——天星小轮在维多利亚港来回穿梭，海风里混着柴油和咸腥的气味，码头边的长椅上坐着看报纸的老人，偶尔有鸽子扑棱棱飞起。我其实没什么明确的目的地，只是顺着人潮走，等红灯，过马路，在通向码头的那条石板路上放慢了脚步。
就是那时候看见她的。
她站在码头边的栏杆旁，面朝大海，穿一件白色连衣裙，裙摆被海风吹得微微扬起。黑发垂在肩上，发梢有些卷，像是刚从某种潮湿的天气里走出来。她没有撑伞，也没有看手机，就那么站着，仿佛在等一艘永远不会来的船。我下意识举起相机，取景框里她的侧影刚好被框进下午四点的光线里——海面是灰蓝色的，天空泛着一种香港特有的、被高楼的玻璃幕墙折射过的暖黄，她的白裙子成了整个画面最亮的部分。我按下了快门。
快门声很轻，但她似乎察觉到了，微微侧过头来。我放下相机，有些尴尬地朝她笑了笑。她没笑，只是看了我两秒钟，然后重新转回去看海。我把相机收进背包，转身走了。
叮叮客栈在西环的一条窄巷里，入口夹在一家烧腊店和一间卖海味干货的铺子之间，招牌是暗绿色的铁皮，上面用繁体字写着“叮叮客栈”四个字，边缘有些锈了。推门进去，一股潮湿的、混着樟脑丸和旧木头的气味扑面而来。前台亮着一盏昏黄的灯，一个穿碎花衬衫的女人坐在柜台后面，正低头用一把小木梳梳着一只白猫的毛。
“林太？”我试探着问。
她抬起头，约莫五十岁上下，短发，耳垂上一对细金耳环，眼角的纹路很深，笑起来显得很和善。“你就是阿哲吧？你爸写信跟我说过，你会来拿东西。”她把白猫放到地上，转身从柜台底下的一个铁皮柜子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不算厚，边角有些磨损，用麻绳扎着。“你爸好几年前寄存的，说等你来香港就交给你。”
我接过来，入手有些分量。解开麻绳，里面是一沓黑白照片和一封没有封口的信。照片大多是街景——旧唐楼的外墙，晾在竹竿上的衣物，雨后的石板路，一个模糊的背影在巷子深处转弯。父亲喜欢摄影，一辈子拍了很多这样的照片，从不解释为什么拍，拍的是谁。我没有急着看信，先把照片塞回信封里。
“住几天？”林太重新抱起白猫，用梳子梳着它的背脊。
“三四天吧，看看香港。”
“二楼，靠街那间，窗户正对着电车轨，晚上会有点吵，但风景好。”她把一把老式钥匙放在柜台上，“早餐八点到十点，厨房里有茶和饼干，自己招呼自己。”
我道了谢，拎着行李箱上楼。楼道很窄，墙面上贴满了各种贴纸和便签，都是住客留下的涂鸦和留言——“平安”、“再见香港”、“下次带她一起来”。二楼尽头的房间门虚掩着，推开门，果然如林太所说，窗子临街，下方就是叮叮电车行过的轨道。一辆绿色的电车正缓缓驶过，发出“叮叮”的声响，车身在午后的阳光里反射出一块块亮斑。
我把背包放在床上，坐到窗边的椅子上，拆开了父亲的信。
信很短，笔迹有些潦草，像是匆匆写就的。
“阿哲：
这些照片是我八十年代末在香港拍的。那时候你还没出生。照片里有些人和事，我一直没跟任何人提起过。胶卷和底片我寄存在西环的一家客栈里，老板娘姓林，是个靠得住的人。你如果去香港，帮我取回来，看看也好，不看也好。不要去找照片里的人，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
爸”
信纸背面有一行小字，像是后来加上去的：“码头附近，小心陌生人。”我翻来覆去看了几遍，没有更多的信息。把信折好放进信封，我重新取出那叠照片，一张一张在桌上摊开。
大部分确实只是普通的街景——油麻地的果栏、旺角的霓虹灯牌、天星码头排队的人群。我一张张看过去，直到翻到倒数第二张。那是一张女子的照片，长发，白裙子，站在一个码头的栏杆边，侧脸对着镜头，海风吹起她的裙摆和发梢。我愣了一下，从背包里摸出相机，回放刚才拍的那张数码照片。构图几乎一模一样，同一个码头，同一个侧影，甚至海面的波纹和光线的角度都惊人地相似。
不同之处只有一点：父亲拍的那张照片里，女子手腕上戴着一只细银镯，而在我的数码照片里，她的手腕是空的。
我盯着两张照片看了很久，窗外的天光渐渐暗了下来，电车“叮叮”的声音隔一会儿就响一次。桌上的老照片在暮色里泛着淡淡的黄，像被时间浸泡过。我收起照片，把信封塞回背包里，然后起身开了灯。
灯光亮起的瞬间，手机震了一下。我以为是妹妹，拿起来看，屏幕上显示着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短信只有一行字：“你拍的那张照片，船会在午夜靠岸。别去码头。”
发信时间是一分钟前。
我盯着那行字，心脏跳得有些快。是谁？怎么知道我拍了照片？我下意识走到窗边往下看，巷子里空空荡荡，只有一只姜黄色的野猫蹲在垃圾桶旁，眼睛在路灯下闪着绿光。烧腊店已经关了门，卷帘门拉下来一半，海味铺子门口还亮着一盏日光灯，照着一排挂在铁架上的干鱿鱼。
我拨了那个号码，响了六声，被挂断了。再拨，已经关机。
我站在窗前，手指握着手机，指腹微微发麻。楼下那只猫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慢悠悠地踱进了暗处。远处传来渡轮的汽笛声，闷闷的，像是从海面底下浮上来的。
我想起父亲信里最后那行字：“码头附近，小心陌生人。”
而我背包里的相机，那张拍下的照片，和父亲三十多年前拍的那张，几乎一模一样。
窗外，电车又“叮叮”地响着驶过，车身里坐着稀稀拉拉的乘客，面容在移动的灯光里忽明忽暗。我拉上窗帘，把相机和那沓老照片一起收进了背包最底层，关上灯，在黑暗中坐了很久。
楼下的野猫不知什么时候叫了一声，细长的，像一声小小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