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玲是在三天之后打电话来的。
那天下午我们还在九龙塘附近徘徊，在牛津道十一号对面的茶餐厅坐了一个多小时。阿敏一直看着那栋白色洋房，看着那扇关着的木门，看着院子里那棵巨大的榕树。我们都没有说话。Godwin说的“她去了欧洲”和月明留给阿财的那句话在脑子里来回碰撞——“欧洲也不是终点”。
电话是打给阿敏的。她接起来，听了几秒，脸色变了。
“阿玲。她说在师父的遗物里又找到了一样东西。”
我们赶回庙街的时候天已经暗了。阿玲站在天后庙前的香炉旁边等我们，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比上次那个大一些，鼓鼓囊囊的，像是里面装了不止一张纸。封面上还是月明的字迹，但比之前那封信更短、更急，只写了一行：
“阿财大哥，这个也替我收着。亨仔若来，一并给他。”
阿玲把信封递给阿敏。“上次我只找到那封薄的。这个信封塞在师父二胡琴盒的夹层里，我今天收拾琴盒的时候才发现。”
阿敏接过信封，在庙街的路灯下拆开。信封里面有三样东西：一张明信片、一张黑白照片、一片用塑料薄膜封着的干枯花瓣。花瓣是白色的，很小，皱巴巴的，看不出是什么花。黑白照片拍的是一个海边码头，码头上停着一艘不大的货船，船身漆成深蓝色，船头画着一条红色的鱼。照片背面用钢笔写了一行字：“里斯本，1997。”
明信片是最醒目的。那是一张彩色明信片，画面是里斯本圣乔治城堡的全景——白色的城堡矗立在绿树覆盖的山顶上，红色的屋顶和蓝色的塔霍河在城堡脚下铺开。明信片边缘已经褪色发黄了，但画面依然清晰。
阿敏把明信片翻到背面。背面左边是月明的字迹，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整个卡片：
“亨仔，若你读到这里，妈妈在等你。但你要先想清楚——真相会改变你的一生。”
就这么一句话，写在明信片正中间。上面和下面都是空白。但阿敏把明信片凑在路灯下换了一个角度，发现卡片底部的空白处有极淡的铅笔字。铅笔字写得很轻，像是怕被人发现，又像是写的人手在发抖。
“1997年6月30日，我在城堡上看见红帆船出海。”
阿敏把明信片递给我。我接过来，凑在灯下看那行铅笔字。字迹很细，比月明其他所有信上的字都细，笔画断断续续，像是在寒冷中写的。1997年6月30日。香港回归的前一天。那一天里斯本发生了什么？红帆船是什么？
“1997年6月30日。”陈志远站在旁边，看着那行字。“香港回归前一天。她去了里斯本。”
“她在城堡上看见红帆船出海。”阿敏说。“里斯本有个传统，每年6月30日会有红帆船出海吗？”
“不知道。但6月30日是葡萄牙的国庆日吗？”
“不是。葡萄牙国庆日是6月10日。”阿敏拿出手机查了一下。“但里斯本每年6月底有一个航海节。红帆船出海可能是航海节的节目。”
“她在航海节上。”陈志远说。“1997年6月30日，香港回归前一天，她在里斯本看红帆船。她在用这个方式记念香港。”
阿敏把明信片翻来覆去看了几遍。正面是城堡和河流，背面是月明的字。字和画之间，隔着三十年的距离。她在里斯本的那个夏天，站在圣乔治城堡的城墙上，看着红帆船从塔霍河驶向大海。她想到了什么？香港要回归了。她在逃亡的路上，走到欧洲最西端的城市，站在一个可以望见大西洋的城堡上。她想起了自己的孩子。
“妈妈在等你。”阿敏把那句话读了一遍。“她在欧洲。她没有死。”
“但她没有说她在欧洲哪里。”我说。“明信片上只有里斯本，但她说的是1997年。她现在可能已经不在里斯本了。”
阿玲一直站在旁边，听着我们说话。这时她插了一句：“师父跟我说过，月明姐走的时候说她要去找一个人。但那个人不在香港，也不在澳门。师父说她要去很远的地方。”
“郑先生？”我问。“她信里说的马六甲的郑先生？”
阿玲想了想。“师父没提过这个名字。但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是月明姐走的时候跟他说的。她说‘阿财大哥，我这辈子可能回不来了。但我的孩子会回来。你告诉他，妈妈在世界的尽头等他’。”
世界的尽头。里斯本。圣乔治城堡。大西洋。罗卡角。世界的尽头。
阿敏把明信片和照片、花瓣一起收进信封里。她没有说话，只是把信封抱在怀里，站在庙街的天后庙前。庙街的夜生活已经开始了，摊贩的叫卖声、麻将馆的洗牌声、远处卡拉oK的歌声混在一起，形成一种嘈杂而温暖的背景。天后庙前的香火在夜风中摇晃，青烟弥漫在整条街上，像一层薄薄的雾。
“阿玲，”阿敏转身，“阿财叔有没有说过，月明为什么要去找那个郑先生？”
阿玲想了很久。“师父说月明姐告诉他，那个人知道她孩子的父亲在哪里。”
陈志远站在庙街的牌坊下面，身体微微僵住了。
“她知道。”他的声音很轻。“她一直知道我在哪里。”
“但她没有来找你。”阿敏说。
“她不能来。她还在逃。赫斯特的人在追她。她不想连累我。所以她把孩子交给别人，自己走了。她让阿财告诉我，如果亨仔来了，就说她在世界的尽头等他。她在等我，但她在等的是亨仔，不是我。”
阿敏看着陈志远。路灯的光照在他脸上，照出额头那道旧疤和下巴的痣。他的眼眶是红的，但嘴唇抿得很紧。
“爸。”阿敏叫他。
他抬起头来。
“妈没有怪过你。银姨说的，阿潮说的，罗伯逊说的，阿财说的。所有人都说月明没有怪过你。”
陈志远低下头。他的肩膀在微微发颤。过了很久，他抬起头来，看着阿敏手里的信封。
“马六甲。”他说。“郑先生。我们去马六甲。”
我们走出庙街时，阿玲在身后叫住我们。她站在天后庙的台阶上，二胡提在手里，身后是庙里点着的烛火和缭绕的香烟。
“你们找到月明姐的话，告诉她一声——师父走的时候，是笑着走的。”
阿敏点点头。“会的。”
阿玲转身走进庙里，在阿财的遗像旁边站了一会儿。她坐在那张旧凳子上，把二胡架在膝盖上，拉起了《平湖秋月》。曲声从庙里飘出来，穿过香火和人群，飘向庙街的夜空。这一次她拉得比上次更快、更亮，弓法有力，音符在空气中跳跃。那不是送别的曲，更像是送行的曲。
我们沿着庙街往南走，走过那些卖小吃和旧货的摊位，走过榕树头的棋摊，走过那些亮着灯的铁皮屋。阿敏把信封贴身收好，手按在胸口的位置，像是按着一颗跳动的心。
走到佐敦地铁站时，阿敏忽然说：“哥，你说郑先生知道什么？”
“知道月明去了哪里。知道她还在不在。”
“如果他不肯说呢？”
“他会说的。”陈志远站在地铁入口，看着站口上方“佐敦”两个大字。“月明把地址留给了阿财，阿财留给了阿玲，阿玲留给了我们。她把每一步都算好了。郑先生也会算好的。”
阿敏从口袋里摸出那颗白色的石头。石头上那个“明”字在路灯下微微发亮。她把它放在掌心里搓了搓，然后收好。
“马六甲。”她说。“怎么去？”
“坐飞机。香港飞吉隆坡，然后坐大巴去马六甲。或者直飞新加坡，再转车。”
“明天买票。”
我们走下地铁站。列车来了，车门打开，车厢里的灯管白得刺眼。我们走进去，坐在最后一排。阿敏靠着窗，我靠着阿敏。陈志远坐在我们对面，双手交握，看着车厢里来来往往的乘客。
列车开动时，阿敏忽然说：“哥，你说妈现在是不是还在里斯本？在那座城堡上？”
我想了想。“不知道。但她还在走。她一直在走。”
“她会不会走累了？”
“也许累了。但她没有停。”
列车驶过一站又一站，报站声响起又消失。车厢里的人上上下下，有人拖着行李箱，有人拎着购物袋，有人低头看手机。在这座七百万人生活的城市里，没有人知道我们刚刚找到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一个叫月明的女人在三十年前留下的那封信，那封只有一句话的信。
“真相会改变你的一生。”
阿敏靠着窗，慢慢闭上眼睛。她的手按在胸口，按在信封上。列车在黑暗中行驶，铁轨发出有节奏的声响，一下一下，像是时间本身在跳动。
我闭上眼睛。月明的明信片在我脑海中浮现。里斯本。圣乔治城堡。白色的城堡，红色的屋顶，蓝色的塔霍河。1997年6月30日，香港回归前一天。她站在城堡上，看着红帆船出海。她在想什么？
也许她在想香港。那座她再也没有回去过的城市。也许她在想那个小小的婴儿，她把他交给了别人，自己一个人走了。也许她在想阿远，那个下巴上有痣的男人，她让他等她，但她知道可能等不到了。
红帆船出海了。驶向大西洋。驶向未知的方向。
她看着那艘船，然后在明信片上写下：“真相会改变你的一生。”
她知道有一天亨仔会看到这张明信片。她知道这个选择会让她的孩子面临什么。她把选择权留给了孩子，但她也留了一条路。马六甲。郑先生。
列车到站了。车门打开，冷风灌进来。我们站起来，走出车厢，走上站台。阿敏把信封收好，陈志远把外套拉链拉上。我们走出地铁站，回到深水埗的夜色中。街上的霓虹灯在潮湿的空气里晕开，像是一团团化不开的颜色。
阿敏站在地铁站出口，抬头看着深水埗密密麻麻的旧楼群。她忽然笑了一下。
“哥，”她说，“明天去买机票。”
“好。”
“马六甲。郑先生。”
“嗯。”
她往前走了一步，又停下来，回过头看着我。“你说郑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知道。但月明信任他。那就够了。”
阿敏点点头。她转过身，走进深水埗的夜色里。我跟在她身后。陈志远走在最后。三个人的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在石板路上拖出三道平行的暗影，一直延伸到街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