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下风。
我被前女友推下九楼，再睁眼时，两个法国人正把我从莱茵河里往上拖。
其中一个人递给我半杯白兰地，问我愿不愿意当法国总统。
我以为自己脑浆摔坏了。
事情得从三个小时前说起。
那天晚上八点四十，我刚送完第三十七单外卖。顾客住在二十八楼，点了一份麻辣香锅，备注写着不要辣。
电梯坏了。
我爬上去时，汤汁漏了一半。顾客拍照投诉，平台扣了我八十六块。
我站在小区门口，正准备接下一单，代驾群里的老周打来电话，说金皇冠歌厅临时缺人，让我去救场。
一小时六百。
工作内容不复杂。穿西装，倒酒，陪几个女客户唱歌。要是客人有要求，可以走台步，也可以展示腹肌，别的另算。
我以前是历史研究员。
现在全职跑外卖，兼职做代驾，偶尔当男模。
学术和腹肌不冲突，至少后者能交房租。
我赶到金皇冠时，已经九点二十五。经理给了我一套偏小的黑西装，袖口露出半截，领结还有股烟味。
包厢在九楼。
门一推开，我就看到了前女友。
她坐在沙发正中间，旁边是个戴百达翡丽的男人。桌上摆着三瓶黑桃香槟，果盘里的西瓜切成了心形。
她也看见了我。
“林下风？”
我嗯了一声。
包厢安静了几秒。
她打量我的西装，又看了一眼我手里的托盘，笑了。
“你不是在研究法国史吗？”
“项目没了。”
“所以你出来干这个？”
“这个给钱。”
她旁边的男人伸手拿酒，没忍住笑出了声。
我把酒倒好，转身就走。
前女友追到消防通道。她喝了不少，鞋跟踩在台阶上，发出很脆的响声。
“你跑什么？”
“还得上班。”
“你以前不是说，读书能改变人生吗？”
我按住防火门，没接话。
读书确实改变了我的人生。
它把我从一个贫穷的本科生，变成了一个负债七万八的失业博士。
她抓住我袖口。
我往回抽。
袖子裂了。
她踉跄一下，抬手推我。我后背撞开防火门，鞋底踩空，整个人翻过楼梯护栏。
坠下去时，我只来得及看见她捂住嘴。
九层楼不该掉这么久。
我先撞到一阵刺骨的冷风，接着落进水里。河水灌进鼻腔，带着泥沙和铁锈味。西装吸满水，像有人在下面拽我的腿。
我扑腾了两下。
摸不到底。
头顶也没有歌厅的灯，只有一层铅灰色的天。
岸边有人大喊。
是法语。
我的研究方向是法国第四共和国，读档案读了七年，法语听得懂，口语差一点。那人喊的是：“抓住绳子，别往德国那边漂！”
这句话把我冻清醒了。
我抓住抛来的麻绳。手掌被磨破，两个穿军用大衣的男人合力把我拉上木船。
其中一个很年轻，右边眉骨有道疤。他用枪口顶住我的胸口，问我是谁。
我牙齿打颤，说了三遍名字。
他没听明白。
“林，下，风。”
年轻人皱起眉。
“日本人？”
“中国人。”
他把枪口抬高了一点。
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后，法国人看亚洲面孔不算稀奇。港口有华工，巴黎有留学生，军队里也出现过来自殖民地的人。
可我这一身东西太扎眼。
防水外卖手套，化纤衬衫，运动鞋，还有裤兜里进水黑屏的手机。
年轻人翻了半天，找不到拉链头在哪。
“这是什么？”
“电话。”
“你拿一块玻璃打电话？”
“坏了。”
他盯着我，像在考虑要不要把我重新扔回河里。
木船靠岸后，我被塞进一辆雪铁龙轿车。车门有弹孔，座椅里的弹簧硌着腰。车窗外没有霓虹灯，只有几盏昏黄路灯。沿街楼房的墙皮被炸掉大块，窗口钉着木板，面包店门前排了三十多个人。
一个女人拿着配给券，怀里抱着装煤渣的布袋。
我看见路牌。
斯特拉斯堡。
再往东，就是莱茵河。
车开了十二分钟，停在一栋旧旅馆后门。年轻人把我带进地下室。里面烧着煤炉，烟囱漏烟，墙上挂着一张法国地图。
桌边坐着三个人。
最显眼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他穿深灰色马甲，左手缺了两根手指，鼻梁上架着圆框眼镜。
“路西安·莫罗。”
他报出名字，示意我坐下。
“你从哪里来？”
“说出来你大概不信。”
“先说。”
“二〇二四年的中国。”
年轻人笑了一声。
路西安没笑。他让人把我的手机、钥匙和身份证摆到桌上，一件件看。身份证上的国徽让他多看了几秒。
“伪造得很精致。”
“你们可以拆开手机。”
“里面有炸药？”
“只有电池。进水以后，可能连电池也没用了。”
坐在煤炉旁的医生拿起手机，试着用指甲撬屏幕。撬了半分钟，额头出了汗。
路西安推来一张报纸。
日期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头版是巴黎的组阁争议，右下角还有一条越南河内爆发战斗的消息。
我把报纸放下。
“你们想问什么？”
站在墙边的秃头男人先开口。
“他连日期都不确认，肯定受过训练。”
他说话时，拇指一直压着腰间枪套。
“德军留下的间谍？”
年轻人靠在门边，语气很轻蔑。
“德国人会找一个中国人，穿着怪衣服跳进莱茵河？这个计划挺有创意。”
医生指了指我。
“也可能是疯子。”
路西安用指节敲了两下桌面。
“你说自己研究法国历史。那就讲讲现在。”
这是审问，也是试探。
我搓了搓冻僵的手。
“新宪法两个月前公投过关。第四共和国成立，议会权力太大，总统权力太小。法国共产党在十一月的选举中拿到最多席位，但其他党不会让他们单独掌权。人民共和运动和社会党既要合作，又怕对方吃掉自己的选票。”
秃头男人冷笑。
“报纸上都有。”
“报纸上没写谁会当总统。”
地下室静了。
路西安往椅背上一靠。
“你知道？”
“如果没人改动结果，明年一月，议会会选樊尚·奥里奥尔。”
年轻人站直了。
医生也不再摆弄手机。
秃头男人把枪套上的手放下来，盯着我看了几秒。
“胡扯。奥里奥尔只在党内有资历，他缺少足够的跨党派支持。”
“所以他才合适。”
我指了指墙上的议会席位图。
“法国共产党不愿接受保守派总统，人民共和运动也不肯让共产党的人坐进爱丽舍宫。奥里奥尔是社会党人，资历老，立场可控，又没有强到让其他党害怕。总统由两院选，不是民众直选。各党要的不是英雄，是一个谁都能忍受的人。”
秃头男人张了张嘴。
没说出话。
路西安把地图旁的一份名单取下来。最上面几个名字被红笔划掉，第四个正是樊尚·奥里奥尔。
他把名单扣在桌上。
“这个判断，你用了多久？”
“七年。”
“我是问刚才。”
“半分钟。”
路西安看了医生一眼。
医生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
年轻人不笑了。他走到桌边，重新拿起我的身份证，对着灯翻看。
路西安给我倒了半杯白兰地。
酒很烈，进嘴像一小团火。我喝完以后，手指总算能弯曲。
“林下风先生，你知道法国现在最缺什么吗？”
“煤，面包，外汇，还有一个能压住议会的人。”
“最后一个不对。”
“哪里不对？”
“不是压住议会。没人压得住六百多个议员。”
路西安拉开抽屉，拿出一份刚印好的宪法。纸张粗糙，边缘还粘着油墨。
“他们缺一个暂时不属于任何党的人。共产党不怕他，保守派不恨他，社会党也能跟他谈。”
我看着他。
“你们找到了？”
“本来没有。”
路西安把宪法推到我面前。
“现在从河里捞到一个。”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
秃头男人先拍了桌子。
“荒唐！他连法国人都不是。”
“国籍可以办。”
“议员凭什么投他？”
“凭他们更不愿意投对手。”
“他是个来历不明的亚洲人！”
路西安转头看他。
“所以他在法国没有党羽，没有银行，也没有旧账。你刚才花了二十分钟，都没能把他归到任何一派。”
秃头男人脸上的肉抽了一下。
我把酒杯放回桌面。
“让我做傀儡？”
路西安没有否认。
“总统府会给你房子、薪水、卫队。你只需要签字，发表讲话，按我们给的名单任命人。”
“听着比送外卖轻松。”
“送什么？”
“没事。”
我翻开宪法。
纸上写得很清楚。总统由国民议会和共和国参议院联合选举，任期七年。权力受内阁限制，却不是一块纯粹的印章。
有些字眼，能做文章。
我抬头问路西安。
“你手上有多少票？”
“确定的，二十九票。”
“当选需要四百多。”
“所以我要一个能制造意外的人。”
“我可以答应。”
秃头男人骂了一句，猛地站起。
我没看他，只伸出两根手指。
“两个条件。第一，我不签空白文件。第二，任何让我公开说的话，我都要先看原文。”
路西安盯着我。
“你还没坐进爱丽舍宫，就想跟我谈条件？”
“六块八的外卖单，我都不肯替商家赔餐损。总统这份工，总不能更便宜。”
门外忽然传来三下敲门声。
年轻人摸向枪。
一个女人隔着门低声说：“巴黎的人到了。他们要先确认这个中国人是不是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