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函送到长岭时，陆沉川刚从训练场回来。
他的裤脚沾着泥，左手还夹着记录本。收发员在走廊叫住他：“陆副营长，江北青河县转来的家属急件，政治处让你看完过去一趟。”
牛皮纸袋不厚，封口盖着公社和县里转办的章。陆沉川先看见沈知夏的名字，心里莫名一沉。
这些年，他收到的‘沈知夏来信’越来越冷。问钱，催钱，后来连称呼都省了。
第一页不是家书，是事实摘要。
三月十二日，陆小满在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险被送往周美兰夫妇家长期生活；约定涉及三百元，已付五十元。孩子发热，生母当场反对，送行终止。
陆沉川读到“长期生活”四个字，手指停住。
他把那一段重新看了一遍。
小满四岁。他只在孩子刚出生时抱过一次。上个月寄信时，他还问知夏，孩子咳嗽好些没有，等四月探亲，给她带一只北江百货店里的铁皮青蛙。
母亲怎么会把她送人？
下一页是汇款和挂号信说明。近半年六笔款均由周桂芬领取，其中药费和冬衣钱未向沈知夏公开。四封寄给妻子的挂号材料，签收姓名虽为沈知夏，本人却声明从未收到、从未委托代签。
最下面附着一份离婚申请。
陆沉川站在走廊里，周围有人来往，纸上的字却像把声音都隔开了。
申请没有骂他。沈知夏只写他们长期分居，家庭联络和经济安排失去基本信任；女儿被私下送养后，她不愿再把自己与孩子的生活交由陆家长辈控制，请求依法进入调解程序，并要求公函必须由本人阅读。
“陆副营长？”收发员提醒，“政治处还等着。”
“知道了。”
他的声音比平时更哑。
陆沉川没有立刻去打电话质问母亲。柳树湾村委没有电话，转接要通过公社；更重要的是，公函上所有已确认事实都有日期、见证和查询编号。妻子没有让他先听谁哭，也没有让他凭亲疏判断。
他回宿舍打开柜子，从最下层取出一只铁皮盒。
里面放着结婚证复印件、小满出生时寄来的照片，还有七封沈知夏的回信。
最早一封写于1981年。信中说驻地太远，她不愿随军；母亲年纪大，她留下照顾是应该的。陆沉川当时觉得意外，因为知夏坐月子时明明问过，家属什么时候才能去他身边。
但信末写着：“你在外边顾大事，不必把家里这些小事放在心上。”
那句话顺耳，也让他松了口气。
那时长岭刚接连下了半个月雪，他每天从训练场回来，桌上都是待处理的记录。母亲在另一封信里说，知夏性子安静，在村里有人照应，随军反而吃苦。他便把已经填好的家属住房补充表寄回去，让妻子亲笔确认。两个月没有回音，他托收发室又寄了一次，后来收到的却是这封拒绝信。
他不是全无怀疑。沈知夏念过初中，写信不算长，却总会问他吃没吃饱、旧伤阴雨天疼不疼。那封回信一句也没问。他把信折起来时曾想，等忙过这一阵再托人打听。可一场训练接着一场训练，母亲又来信说家里一切都好，他便把那点不对压了下去。
如今再看，所谓忙过这一阵，从一年拖成了三年。
第二封说小满很好，会叫人，不必专程回家。第三封说孩子的咳嗽已经由母亲带去看过，让钱仍汇给户主，免得她一个女人跑邮电所。
陆沉川把第三封与公函上的药费说明并排放下。
若小满真的照过肺，为什么地方材料里没有任何就医记录？若妻子愿意让母亲代领，为什么她如今连六个月汇了多少都不知道？
他看向字迹。
落款像沈知夏。正文却过于齐整，许多字一笔一画，像有人临摹着写。更明显的是称呼。沈知夏婚后一直叫他“沉川”，生气时才连名带姓。七封信里有五封直接写“陆沉川同志”。
他从前以为她在疏远自己。
现在再看，那称呼更像一个不敢写得亲近的人。
陆沉川把七封信按日期排开，取出纸笔，列下每封提到的孩子病情、随军和汇款方式。写到第四封时，他忽然发现一句熟悉的话：“驻地风硬，我这身子骨去了也是添乱。”
这是陆秀玲常说的。
妹妹第一次进县城做临时工前，曾笑着劝他：“嫂子那身子骨跟着你也是添乱，不如把机会留给能干的人。”当时他只当她心直口快，训了两句便过去。
政治处的钟声从院里传来。
陆沉川将公函、回信和自己的汇款存根全部装好，去见负责干部。他没再用一句“家里误会”带过。已知的、存疑的，他分开写清，连同汇款存根一起交了上去。
“近期整训还没结束。”对方翻看材料，“你家属提出离婚，地方也报告孩子险被私下送养，确实需要本人处理。返乡安排要协调，你先把材料留复印件。”
陆沉川点头：“我服从安排。但请确保原信由我本人带回，不能再经过家里转交。”
干部看了他一眼：“这些年，你没发现回信不对？”
陆沉川沉默数息：“发现过口吻变了。我以为她怨我不回家。”
“你核实了吗？”
“没有。”
没有三个字说出口，比任何解释都重。
他回宿舍继续翻信。最后一封没有日期，只在信封上留下去年冬天的邮戳。信中写：“小满已经不在身边，你不必再为她寄药钱。”
陆沉川猛地坐直。
去年冬天，小满还在柳树湾。送养发生在今年三月。
这封信里的人，为什么会提前一年告诉他，女儿已经不在母亲身边？又想让他相信，她去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