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有个司马家，被胡人撵得一大家子人呼啦啦地跑到南方去安家了。
由于司马是老板，南方的那些员工也不敢说什么，老板想住就住吧，不过门口的那些地、那些铺子都是我们几代人打工幸苦得来的，你可不能动啊！
可是跟着司马一路跑到南方的这些亲戚和员工就不乐意了，我们来了这么多人，也得生活啊，这这哪都是你南方员工的，我们北方员工吃什么喝什么啊？不行，你南方员工得分点出来！
原本司马跑到南方还想着整合一下重振旗鼓打回去，这下好了，北方员工和南方员工却先干起来了，而且还有两个姓王的员工能力出众，不但在司马搬家的时候出了大力，来到南方后，还带着北方员工从南方员工手里抢夺了很多的利益，导致那帮有奶便是娘的员工们直接就认了王姓员工做大哥，于是就有了“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直接就把司马给架空了。
如今赵宋也想搬家，那么司马家的遭遇就不得不考虑了。
还好赵宋搬家的需求还不是那么的迫切，为了避免重蹈司马家的覆辙，就需要好好规划一下了。
赵宋如果搬家，北方员工和南方员工会不会因为利益打起来？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没有人会甘心让出几代人的辛苦经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王姓员工出现的几率是相当大的。
既然有着充足的时间可以慢慢筹划，那么这些问题就可以提前解决，有些人注定是要被牺牲的。
不管是什么人都有个远近亲疏之分，谁亲谁疏那还不是一目了然，留在身边的自然就是亲近的，南方的自然就是远疏的，甚至是不受待见的被打发过去的。
凡事一旦涉及到了利益之争，那就不存在对错，也不可能和平解决，想要以最小的代价完成利益过渡也不是不可以，但是需要长时间的谋划以及精密的计划。
就如越是精密的仪器就越容易出现故障一样，精妙的计划只要中间某一个环节出错，事态就会脱离控制，甚至形成不可挽回的局面。
所以章惇在制定计划的时候，选择了最简单，也是最粗暴的做法，打烂一切后再重新入场瓜分利益，皇帝便是主持人，不但主持如何瓜分利益，还能在分配利益的过程中调解平衡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也是大乱之后必有大治的历史经验。
章惇可以说为了哲宗皇帝，什么都考虑到了，唯独漏了东南的百姓，但是在章惇心目中，东南的百姓与赵宋的江山稳定比起来，那就不值得一提了。
章惇向哲宗皇帝说完自己的计划后便告辞出宫了，该做的章惇已经都做了，剩下的就看哲宗皇帝如何选择了，这个计划后续会如何发展，章惇是绝不会过问的，也不敢过问。
章惇提出这样的计划，肯定是会受到皇帝的猜忌的，这里面包含了叛乱、平叛，只要是智商在线的帝王如果采纳了章惇的计划，那么计划的实施就根本不会有章惇什么事，甚至连进展都不会让章惇知道。
章惇只要有点政治头脑，从提出计划的那一刻开始就需要避嫌，努力撇清自己与这个计划的联系，甚至哪个权贵能上桌也是皇帝全权做主，章惇连一点建议都不能提出。
章惇之前联系的那几家是属于不管是谁做皇帝都能上桌的那种，也只有和这几家先通好气了，让这几家知道其中的厉害并稳住这几家，这样在计划实施的中，这几家才会按住自己的贪婪之心不会提前进场，引发不可控的局面，造成更大的动荡。
哲宗皇帝见章惇提出计划后干净利落的就出宫了，知道从这一刻开始章惇就已经开始避嫌了，也表明了章惇的态度，不由感到章惇对自己的忠心。
章惇走后，哲宗皇帝开始反复衡量章惇的计划，思量如何用最小的代价达成目的，其中最关键的便是平叛的速度，如何利益交换来平衡朝中的势力对于哲宗皇帝来说不难，难的是如何在叛乱发生后，将事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快速平定叛乱就成了重中之重。
对于如何平叛，哲宗皇帝决定找个信得过的懂军事的亲近之人询问一下，于是想到了李宪。
李宪以中人（即宦官）为将，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转战于西北边陲。在宋神宗时，屡次参与监督、指挥边境的征讨活动，能提出一些好的建议并取得胜利。一度兼管财政，节省冗费十分之六。
元丰四年（1081年）六月，北宋乘夏廷内乱，调集熙河、麟延、环庆、泾原等五路大军二十万攻夏。宦官李宪任熙河经略使，率熙、秦两州军队为一路，由熙州（今临洮）往北，攻击西夏背面。八月，李宪以大将李浩为先锋，由今临洮出发，翻越马衔山，至康古城（今榆中境内），进而取西市新城（今榆中三角城），九月二日，攻克兰州。
李宪设帅府于城内，并建置兰州。次年正月，宋廷改熙河路为熙河兰会路。兰州归入北宋版图。
李宪中人（宦官）出身，深受宫里的信任，然而却不受高老太后的待见，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先是被高老太后降为永兴军路副都总管、提举崇福宫。次年，降李宪为宣州观察使、提举明道宫。
元佑三年（1088年）闰十二月，李宪因明道宫使任满，请求告老致仕，被除授为右千牛卫将军、分司南京，准予居住陈州。
元佑五年（1090年）十二月，李宪再任延福宫使、宣州观察使、提举明道宫。
次年五月，哲宗准许他“任便居住”，至同年八月，又同意他以右武卫上将军致仕，但因中书舍人孙升谏阻，而收回成命。
元佑七年（1092年）六月，李宪逝世，终年五十一岁。
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亲政，有重兴西北军事之意，遂追赠李宪为武泰军节度使，赐其谥号为“敏恪”。至绍圣四年（1097年），改谥“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