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过世得早，奶奶走得仓促，留下一套两室一厅的公房。当年购房时舅舅出了一部分钱，房产证上是他的名字，母亲坚持作为遗产，她理所应当分一份，二人为此大吵一架，彻底撕破脸，从此不再往来。
令陈四平稍感意外的是，舅舅得知了他们的境况，并没有主动上门探望母亲，换工作的事似乎也是随口一提，好几个月都没动静。他不禁感叹世情冷暖，连至亲都未能例外，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到头各自飞，夫妻尚且如此，更不用说舅舅了。
秋去冬来，这一年元旦的国假，陈四平意外接到舅舅的电话。丁正新告诉他，到6月底合同到期后不要续签，他为陈四平谋了个岗位，去泗水中学图书馆做馆员，一开始是合同工，先干上几年，再想办法解决编制问题。
从临时工到合同工，虽然只是一小步，却改变了陈四平的人生，让他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他诚心诚意谢过舅舅，为自己主观的揣测而惭愧，丁正新鼓励了他几句，却一个字都没提起他母亲。
他眼里只有这个外甥。
母亲的病像绑在脚上的铁砧，拖着陈四平一步步滑向生活的深渊，舅舅的电话拯救了他。人是需要一点推动的，他在兴奋之余，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读完父亲留下的书，不留遗憾，以全新的姿态迎接下一段人生。
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重拾之前的中断的爱好，在台灯下度过一个个孤独的夜晚，随着阅读的深入，陈四平发觉父亲花了很多时间精力研读两性博弈和遗传的多样性。现在他能够理解他的父亲了，他有一位不尽人意的妻子，有一个不尽人意的儿子，他要为心中的“为什么”寻找一种解释，一个答案。父亲无法像普通人那样把一切视作理所当然，像工蜂或工蚁那样活下去。
陈四平很快抄满了一本作业本，开始下一本。
“达尔文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人类科学史被两个人投下的阴影所笼罩，巧合的是，他们都是英国人——一个是艾萨克·牛顿，一个是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他们死后葬在同一个地方，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达尔文把有利的个体差异和变异的保存，以及那些有害变异的毁灭，叫作‘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无用也无害的变异则不受自然选择的作用，它或者成为彷徨的性状，有如我们在某些多形的物种里所看到的，或者终于成为固定的性状，这是由生物的本性和外界条件来决定。但他并没有解释‘个体差异和变异’的原因。
“现在我们知道，基因突变、基因重组和染色体变异是造成遗传多样性的原因。突变、重组、变异都是偶然的，因此自然选择留下适者的性状也是偶然的。经过漫长的演化，物种最终表现为我们观察到的种种性状，源于一系列不可复制的偶然。
“安第斯山玛鲁卡帕塔村的农夫遵从古老的智慧，在每块田都种了10种以上的土豆，这样即使某个品种有虫害，其他品种也能有收成。保有生物的多样性很重要。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种植同一品种的土豆‘卢姆伯’，当枯萎病袭来时，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幸好有另一种野生品种‘智利深红’，提供了抵抗枯萎病的基因。如果没有‘智利深红’，如果全世界的土豆只剩下‘卢姆伯’，后果将不堪设想。
“‘卢姆伯’的启示让人担忧，我常常想，学校秉承‘育人’的理念，试图把学生塑造为开朗、勇敢、正直、诚信、得体的标准件，会不会在另一个层面抹杀了‘遗传的多样性’？学校不同于追求效益的公司，我反对像剔除‘有害’基因一样剔除那些不那么开朗、不那么勇敢、不那么正直、不那么诚信、不那么得体的品性，而这些或多或少打上了负面烙印的‘苗子’，恰恰是‘人类’这个物种不可或缺的，他们很可能成为另一个‘智利深红’，在将来的某一天挽救我们的存在。
“感谢上帝，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人毕竟不是土豆，再强大的‘全员育人’也无法违背基因遗传，塑造出性状齐整划一的群体。不过人哪，还是要警惕，学校应当是一块自留地，自然状态下的土地，让所有品种的土豆都遵从本性生长，歪瓜裂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只接受一种土豆，只留下一种土豆，并且自以为在做一件正确的事。
“拒绝塑造，保有多样性，这是我们的权力，也是我们的义务。”
陈四平热泪盈眶，他就是那个“不那么开朗、不那么勇敢、不那么正直、不那么诚信、不那么得体”的个体，父亲在为他辩解，只是这样的辩解来得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