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排长对墙说话都是一个人先左顾右盼，确认身边或者附近没有人的时候，如果有人走过来了，他就会讪讪地离开了。我想，他既然说话方面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我就可以探索他到底是想对什么人、说什么话。
也许秘密就在这里。
虽然郭排长才来了一周，但是我们全科室的人都喜欢上了他，因为他很能干，无论哪个工作人员交代的事情，他都埋着头使劲儿地干，从来不讲任何条件。他做各种内务都很在行，比一般的女病员都好使唤，干的都好，外出参加康复劳动更是一把好手。只有一点，他干活很慢很慢，如果不着急的话，大可以让他这样慢慢的磨洋工。
他干活的时候，如果当面再表扬他几句，那他就是一副很开心和很满足的样子，会对着表扬他的职工咧开嘴笑起来。他也抽烟，但是没有烟瘾。有的病人因为没有钱，经常满地找别人丢弃的烟把子，但是他从不这样。如果给了他一支烟，他就找到生活护士要打火机点上，只抽上几口，然后就一直看着这支烟烧完。
我经常给他烟，只是为了拉近我和他的距离，搞好我们之间的关系，以方便开展我的研究。
我们科里的护士们对他说：“郭排长，不如你就留在我们科里吧，别回去了。我们打饭的时候多给你一块肉，还让夏大夫给你烟抽。好不好？”
他不紧不慢地笑着说道：“好，在哪儿都一样。”
他说话时候的河南口音一点儿都不重，而且他慢条斯理的样子也很逗人。
刚才我也说了，给他抽烟简直就是浪费，因为你把烟给他了，他在得闲的时候才点上，而且抽了几口，然后就一直看着烟燃烧，到最后了也不再吸一口。如果他正在干活的时候得到了一支烟，更喜欢的是叼在嘴上、或者夹在他的耳朵上。叼在嘴上的烟，直到整支香烟被他的口水都湿透了也没有点着吸一口，最后就扔在了垃圾桶里，郭排长的康复训练是很好的，他从来都不乱扔垃圾。那支夹在耳朵上的烟，不是不小心掉了都不知道，就是看到别的病人要，他就送给对方了。
每次看着他点燃了香烟，然后傻呆呆地盯着烟燃尽时的那十几分钟，也是我琢磨他的最好时机。因为他就是看到我在观察他，也不在意的继续他的“观烟”表演，那个时候好像是浑然忘我了，我都怀疑他可能根本就没有看到我，或者那时候他的眼里是一片空明的，就如金镛先生的武侠小说里的那个老顽童，他的一套空明拳就是这样一个“我自无我”的状态吧。我觉得很可能，郭排长的这个“观烟”行为，是在享受自己的作品，但是这个作品是什么？这让我很期待也很迫切的想知道答案是什么。
由于他从来没有把一支烟好好地抽完过，所以其他人很少给他发烟，其他病人发现他的嘴上或者耳朵上有烟，就很习惯的上前去要，大多数的时候郭排长会毫不吝啬的把自己的烟送给他。然而，要是他已经点燃了烟，并且正在进入那种忘我的状态的时候，谁也不可能要走这支烟。
精神病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怪异的行为，读者们在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书或者影视作品中也会读到或者看到，郭排长的怪异行为就是这个了。因为，其他方面我没有再发现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通过一周的观察，这周我又仔细审查了自己的方案，并再次对照病历和我设计的方案，对一些细节进行了修改补充完善。然后，我决定选择他每天到我办公室给我清扫卫生这个比较合适的时机。
郭排长的这个行为，非常类似于下属给领导拍马屁。他是病区里最有眼色的病人，我每天刚进入病区的时候，就看到他已经拿着扫把和簸箕站在我的门前了。等我打开门，然后我去工疗室参加晨交班的时候，他就给我清扫卫生，等我回来的时候，地面已经拖过而且干了，办公桌上也擦得干干净净，并且所有的物品他也给我收拾摆放好了，字纸篓里也清洁干净了。
这时，他总是站在我办公桌的对面，很认真地看我压在玻璃桌板下面的一些照片等。直到我对他说：“郭排长，你干的真好。”
然后我会发给他一支烟，他把烟放在鼻子前闻一下，然后夹在耳朵上就离开了。
其实我知道，郭排长的睡眠不怎么好，他每天很早就起床了。所以，夜班的护士就安排他把办公区的所有房子都打扫干净，而我的办公室在病房的最边上，郭排长把其他办公室打扫完以后，我也就差不多到病房门口单位了，正好能与他站在我的办公室门前的时间对上。这个几乎已经成为了郭排长到我们病区后的一个习惯了。
我最后一次审查了自己的催眠方案，确信可以开始，就进入了最后的准备阶段。
我请护士帮忙，把会客室的那个长沙发搬到了我办公室的窗户下。如果是阳光明媚的时候，人坐在这个沙发上，后背正好在阳光的普照之下，很温暖很舒适，感觉还很有诗意和一种圣洁的仪式感。我很为自己选择的这个位置而感到满意。如果再把窗纱拉上了，就有一种很氤氲的氛围，很适合闭上眼睛做一些遐想。
我还从洗衣房借来了一套淡蓝色的干净床单，那是以前淘汰下来的床单，现在都被用作杂物使用。我把床单铺在沙发上，还准备了一个淡蓝色的靠垫，那样就可以让人很舒适地躺在沙发上。
我自己还半躺在沙发上面测试了一下，如果放上轻柔的音乐，在五分钟左右就会产生昏昏欲睡的感觉。
最后，我到康复治疗中心找到阿曼古丽护士长，向她借了一盘轻音乐的磁带和一个小录音机。那时候我还没有真正催眠所需要的全套正规设备，单位既无能力给我购买，我自己也买不起，一整套完全适合做催眠疗法的设备少则十几万块，多的大概要几百万块。我为了做好这个科研课题的前期功课，还专门联系了在市上当领导的同学，找了一个工商局的副局长，以安全检查的名义，去了几个美容医疗会所偷偷看了他们的催眠美容设备，一问价格让我咂舌。
所以，我只能因陋就简，把单位能找到的和能用得上的物品都从其他部门翻找来，总务科的、信息器械科的、药剂科的、门诊部的和康复治疗中心的。好在我这个人还算是比较有人缘的，那些哥哥姐姐们对我的支持力度非常大，所有我需要的东西都找齐了。
当一切准备好了以后，在经过安排的情况下，把我周日排上了值班。值班表就在我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郭排长每天给我打扫完办公室，总要等在我的桌子前，似乎是专门等我发给他一支他不怎么吸的烟。他高中文化识很多字，所以他能看到这张值班表的，也能够知道我哪天值班。
周日的早晨，我照旧在路边的小吃摊上，买了一杯豆浆和两个油条，站在人民广场的班车站等着班车。看到小任师傅的班车准点到达，上车就给了他一支烟，谈笑了几句，我就坐到了最后一排的位子上。我最喜欢在班车上人最少的位置坐着，只是为了把早晨起的太早而损失的一个多小时睡眠在车上补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