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
前边讲到老道长在讲课的中间休息时间，与我和凌轩聊了几句。
这时我看了看四周，问老道长：道长，为什么松谷草堂内没有种植任何树木？
老道长说：像北京紫禁城一样，不种树木一是为了安全，二是为了风水。
这时凌轩奇怪地问：什么是北京紫禁城？
我赶忙说：将来在北京会建造的一座宫殿。
凌轩哦了一声，没有继续问。
我很好奇地问道：为什么树木会有安全隐患？
老道长微微一笑说：
五行的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
五行相生有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
五行相克有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
如果一座建筑内种有树木，木生火、木克土。
凌轩问：道长，此是何解？
老道长说：
树木居庭院中，引雷击，易导致火灾；树高枝伸向墙外，易引贼人攀援入屋；树上能藏人、树下有树影，不容易被发现。
树木种在庭院里，根伸入地表下，易触动建筑物的根基。
此两点，是从安全角度，不应在庭院内种植大型树木。
我问道：道长，那么不在住宅内种植树木是为了风水一说，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老道长说：
拿北京紫禁城说吧！
紫禁城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紫禁城又以三大殿为中心，这三大殿就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
紫禁城内并非整座宫殿内都没有树，那些后宫侧院还是有树木的，但是三大殿内是真的没有一棵树。
除了刚才所说的防止火和贼的安全考虑外，还有一个是为突出主人的威严，那高大的大殿下，全是平整的石面，自然让来者生出一种敬畏之心。
风水学上，木克土，三大殿位于皇宫中央，中央属土，所以不能种木。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座皇宫围合起来如同一个口字，如在其中种树，就是成了“困”局。
我和凌轩一听，恍然大悟！
我们现在明白了松谷草堂的四方天井为什么不种树，只铺了石板，除了怕引雷击生出火灾外，还有就是四方内种树，不就是一个困局么？其他庭院也是这个解法。
在中国的民间，一直相信大树与居宅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古籍有记载说：俗多言大树有神，其影照人宅则兴旺。顾所照者不在近而在远。如丹丘先生宅后一银杏，影在上新河某家，其家推步寻而至此，知其然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大树有神，如果居宅能被大树之影所照，那么其家必然兴旺发达；大树所照之影，不在近，而在远。
丹丘先生住宅后有一棵银杏树，它的影子落在后边旁边一家人那里，去看看这家人，就知道的确是这样了。
古话有云：大树底下好乘凉。
就是说大树可以给人以护荫。
树不能种在围墙内，否则成困局；那么树应种在什么地方适宜呢？是屋前还是屋后？
种在屋后，就一如丹丘先生住宅后的那棵银杏树，影落在别家；那么是种在宅前么？
的确有人种在宅前的，但是在住宅前种树的风俗，南北又不同。
北方人在居宅之前，往往多种槐、柳，而南方人，则认为宅前种树会让土衰，土衰则人衰，所以南方人在住宅前一般较少种树。
民间建造房屋，在风水学上有许多顾忌。
例如凡是起屋，不可先砌墙，否则成“困”局，主人必不兴旺；一家人的院子，宜前低后高，主财、?兴旺；不可在家里建池塘，主人必退财绝嗣；天井中，不可积屋水、堆乱石，主患疟疾、眼疾；正门前，不种柳；大树不宜近有窗的长廊或小屋，等等。
在现代时，游教授即来到明代的老道长，跟我们学生说起过，南京的明宫与北京的故宫，都是中国风水建筑的典范，北京的故宫是南京明宫的复制缩少版本。
明太祖朱元璋定都金陵，洪武元年将金陵改名为“应天府“，有顺应天意的意思。
建文帝登基后，不久就遇朱棣兵变，建文帝在大内兰香殿放了一把火，制造自焚的样子后逃走。
朱棣赶到时，看了看，假装痛心，将计就计，将几具焦尸当成建文帝，用天子礼遇为“建文帝”举行了葬礼，然后，朱棣名正言顺登基了。
朱棣登基后，在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经后人考证，明成祖朱棣此举，除了北京原本就是他的藩王属地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风水。
南京的风水怎么啦？
为什么明成祖要在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呢？
这要从明惠祖，即建文帝登基后，为了撤藩而刻意破坏开封城的风水有关。
话说河南开封城是周王的封地，封王为明太祖的第五子朱橚。
开封城的建造就是依风水而建，其地脉自西来，故只有西门是直通的，其他四门全是屈曲旋绕，其目的就是担心走泄旺气。
整座开封城势如卧牛，故称“卧牛城”。
城内周王府前有一座兴龙桥，又有左、右龙须。
建文帝即位后，一心撤藩，周藩的王气极重当然首当其冲。
建文帝先是叫人将周王府内的一座银安殿拆毁，又将唱更楼以及尊义门楼拆除，将东华门关闭，在四角石上用钉子钉定，门前推土作台，作台之土取自郑州，经火炼熟，让其寸草不生。
建文帝这一系列风水举动，拆毁银安殿是为了去掉龙心；拆掉唱更楼，是挖去龙眼；拆掉尊义门楼，是武将去头；东华门不开，即文官闭口；定四角石，就是制住龙爪；推土作台，就是克水，使龙不能飞腾。
建文帝煞费苦心，也不过在位四年。
建文帝在周藩封地动了如此手脚，难保不在京师（即南京）城内也有举措，加上，明知建文帝假死，总怕他复辟，明成祖基于此虑，觉得京师不是长久计。
明初定都金陵，即南京，在明末时，就有人专门对其风水作出了议论。
持批评意见的有郑晓、顾璘，他俩认为金陵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留，秦准河又是西注，与风水学上的“砂关琐”不相应，不宜作帝王都。
顾起元则持相反意见，认为金陵的风水是以逆水而结气力，与中穿而落者，但他也承认南京城不及北京城雄壮而厚大。
谢肇淛认为，金陵在中国版图中，似是位于胁下，而一国帝都，即使不在元首，亦应该在胸。一般风水学上认为，天之北极，属于人君之位，必须正中而近北，北京与此说相近。
明皇朝迁都北京后，刻意地对北京的风水进行了保护。
例如在北京城的西北，按理是朝廷的风水之脉，故对玉泉洑流的上游就下令加以保护，禁止在西山凿石挖窑。
风水学应用于营建城池和宫室、居屋的营建过程中，除了出于福荫后人的观念，还是为了“生人计耳”，即为活着的人提供一个良好的居住与生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