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最后一个王朝，宫廷宛如一座神秘而威严的城堡。紫禁城，红墙黄瓦，庄严肃穆，宫殿巍峨耸立，彰显着皇家的无上权威。宫廷的庭院中，绿树成荫，偶尔传来几声鸟鸣，与宫殿的威严相得益彰。
西晋皇帝的皇后难产，请来王叔和诊治。王叔和想方设法治好了皇后的病，皇后顺利产下了皇子。皇帝感知王叔和医术高明，便留他在皇宫当太医，后又任命他为“太医令”，主持太医院工作。
许绅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太医院院使，在“壬寅宫变”之后救活了嘉靖帝，因此飞黄腾达，不仅担任太医院院使，还兼任礼部尚书，被封为太子太保，成为历代御医官职最高的一位。
清朝太医院正式设立于顺治元年（1644 年），沿用了明太医院旧址，位于正阳门以东的东交民巷内。最初设立时，设置院使和左、右院判共三人，用来管理太医院的日常事务。这一时期主要是初步搭建起太医院的管理架构，为宫廷医疗服务奠定基础。
在清朝道光皇帝起，给皇帝看病，就明令禁止使用针灸，原因是皇上的龙体外露有失尊严。御医平跪着给皇上诊脉，不敢抬头仰视，更不敢让皇上伸出舌头看舌苔，也不敢放肆地询问二便如何。
这种情况下，御医对皇帝的病情诊断可能会受到诸多限制，有些情况即便有所察觉可能也不敢如实说出来。比如皇帝可能有一些难以启齿的病症，御医往往不敢直言，只能采取较为隐晦的方式去诊断和治疗，以免触怒龙颜。
到光绪年，太医院的医官除院使和院判外，主要分为四个级别。第一等称为“御医”，人数非常少只有十三人，一般为七品官吏；第二等称为“吏目”，只有二十六人，八品与九品各十三人；第三等叫医士，共二十人，“给从九品冠带”；第四等叫“医生”，有三十人，五品。其中只有前三级的医官可以独立看病，即有处方权，第四级的“医生”相当于现代医院里的助理医师，即见习医官不能独立看病。
太医院分有大方脉（成人内科）、小方脉（儿科）、伤寒、妇人、疮疡、针灸、眼、口齿、正骨等科，各医官专一科，分班侍值。这使得宫廷医疗服务更加专业化，能够针对不同病症和人群提供专门的医疗服务。
太医院不仅负责宫廷人员的看病诊治，还要贯彻落实皇帝有关医疗事务的诏令，承担医生的培训考试等工作。在太医院的组织下，医官们需要不断学习和研究医学知识，以提高医疗水平。
太医院还负责为文武会试、顺天乡试等提供通晓医理的人员。为刑部监狱选派医生。以及奉旨为诸王、公府及文武大臣、外藩、公主、额驸及台吉大臣和军营等差官医治。
在为皇帝煎御药时，太医与内臣要一道监视，待药煎好后，分别倒入两杯中，一杯先由主治御医先尝，后由院判、医官、煎药太监依次饮尝，另一杯则进呈皇帝服用。这种严格的制度旨在确保皇帝用药的安全，但也增加了太医的责任和压力。
太医院药材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包括征收各省出产的药材、京城老店配料、地方“土贡”以及外国馈赠或海关进口。这保证了太医院有充足且优质的药材供应，能够满足宫廷医疗的需求。
清末由于社会动荡和列强入侵等原因，太医院的办公地点几经变更。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后，院址被划为俄国使馆，太医院只得借东安门内大街御医白文寿住房为公所。翌年，又移至东安门北池子街大悲观音院为公所。后来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于地安门东大街新建署，但新署面积只有旧署的十分之一。
清朝政府比较重视医籍的整理及大型类书、丛书的编纂工作。乾隆年间在太医院成立纂修医书馆，主持编纂医书。乾隆八年（1743 年），纂修《医宗金鉴》书成，该书由太医院院判吴谦总修而成，作为医学教科书一直到清末沿用了 160 多年，对医学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太医院的医官选拔严格，很多是由各地保举。他们不仅具备深厚的中医理论，还需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御医们要对中医经典着作《类经注释》《本草纲目》《伤寒论》等有深入的学习和理解。
太医院的医官们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医疗诊断过程中，需要准确地记录病情、诊断结果以及治疗方案等，良好的文学修养能够保证这些记录的准确性和规范性。
宫廷用药丰富精良，其药材来源广泛，包括征收各省出产的药材、京城老店配料、地方“土贡”以及外国馈赠或海关进口等。这些优质的药材为太医院的医疗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使得太医们在治疗疾病时能够使用最好的药物。
太医院拥有较为先进的医疗器具，例如针灸用的银针、诊断脉象的脉枕等，这些器具的制作工艺精湛，为太医们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便利。
太医院的主要职能，为皇帝、皇后、妃嫔、皇子、公主等宫廷人员看病诊治、调理身体。当皇帝生病时，太医院的医官们需要迅速前往诊治，并制定详细的治疗方案。
太医院负责皇帝平时及出巡时的保健，为皇帝提供养生的建议，如饮食调理、运动锻炼等方面的指导。
太医院内设有教习厅进行医药教育，分为“内教习”和“外教习”。“内教习”教育太医院供职的医生，对其中有培养前途的给予再教育；“外教习”则教育和培养太医院医官子弟或普通平民学医者。
太医院是全国医疗卫生事业的管理机构，对各地的医疗机构进行指导和考核，制定医药行业的标准和规范等。
每逢京城疾疫流行，太医院往往奉旨承担京城的医治和防疫任务，如施医给药、组织防疫等。
清朝宫廷太医院的着名医馆有久真堂，乾隆十三年，命太医院广征川陕、湖广郎中，建立久真堂随军。在大小金川之战中，久真堂为清军提供了医疗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走向民间，成为四川地区家喻户晓的国药房。
徐春甫曾任职太医院，历时数十年，对前人医着进行厘定、整理，编着《古今医统》一百卷，为中国医学文献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还发起创立了我国医学史上最早的民间医学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
黄元御是乾隆时期的御医，在大小金川之战中，他为久真堂提供了解决将士水土不服之症的方略。其着作《长沙药解》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补益，被尊奉为久真堂的创始祖师爷。
袁鹤侪是晚清太医院慈禧随侍御医，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协和医院、北京医院顾问。
贵胄们的健康至关重要。御医们，作为守护贵人健康的关键人物，一旦成为御医，便要随时准备为皇上、皇后、太后以及各位贵人看病。
在清朝，宫廷之中贵胄们的健康至关重要。御医们作为守护贵人健康的关键人物，责任重大。
以慈禧太后为例，有一回她身体不适，脸色不佳，精神萎靡。消息传出，太医院立刻紧张起来，迅速召集薛福辰、李德立等几位御医商讨。他们先询问太后身边的宫女太监，了解太后近期饮食、睡眠、情绪等情况。接着，在宫女引领下，御医们恭恭敬敬来到太后寝宫。进寝宫前，严格遵守礼仪，整理衣冠，跪地请安。
面对太后，因男女授受不亲，宫女用丝绸覆盖太后手腕，御医们开始把脉。他们全神贯注感受脉搏跳动，结合观察太后面色、舌苔，询问身体症状。经综合分析，认为太后可能是肝火旺盛加上劳心过度所致。
开药方却让御医们犯难。他们深知太后对药物味道和效果很挑剔。反复斟酌后，选取菊花、枸杞、麦冬等味道清淡且功效显着的药物精心搭配，还加入蜂蜜和红枣改善口感。
治疗过程中，御医们不敢懈怠，时刻关注太后病情变化，每天向太后禀报进展并及时调整方案。病情好转会获赏赐表彰，恶化则面临严厉惩罚。
历史上宫廷医事纠纷不少，“太医断病失当，龙颜大怒”的故事。曾有一位御医在为皇帝诊治时，仅仅根据皇帝的一些表面症状就匆忙下了诊断，结果用药后皇帝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皇帝龙颜大怒，斥责御医医术不精，差点将其治罪。
还有“民间神医入宫廷”的典故，御医们治疗多日效果不佳，宫廷就会在民间寻找名医。经过严格筛选审查，民间医生就会被请进皇宫给皇宫贵胄治病。
在清朝宫廷，为贵人看病充满挑战和风险。御医和民间医生都要有精湛医术，还要在复杂宫廷环境中周旋，保护自己同时为贵人提供最好医疗服务。
在清朝，太医院为皇子、皇孙及后宫妃嫔等宫廷人员提供医疗服务，其财政支出庞大且影响深远。
一方面，药品费用高昂。人参等名贵补药被大量使用，每年在这方面的支出可能达数万两白银。为确保用药安全，太医们要亲自试药，稍有不慎便可能掉脑袋，这使得太医们在用药选择上极为谨慎，往往倾向于选择昂贵的药材，进一步推高于药品费用。
医官的俸禄及培训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太医院需维持一支专业的医疗队伍，为宫廷人员服务。医官们不仅要具备精湛的医术，还要熟悉宫廷礼仪，这使得他们的培养成本较高。每年在医官俸禄和培训方面的支出约数千两白银。
医疗器具的更新和维护也需要资金投入。为了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太医院需要配备先进的医疗器具，这些器具的制作和采购费用不菲。
太医院的庞大支出加重了财政负担。大量的资金用于宫廷医疗，使得国家在其他方面的投入受到限制，影响了基础设施建设、军事防御等重要领域的发展。
导致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太医院的高要求也可能刺激了医药行业的发展。为了满足宫廷的需求，各地药商纷纷提供优质药材，但同时也可能导致药材价格上涨，影响普通民众的用药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