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亦云接着问道：“那些大户，一年交多少粮？”保长说：“陈老爷和刘家都是按地亩交，别人不好比。”周亦云说：“你是保长，这些事你不知道？”保长被问住了片刻，像在找一个既说得过去又能让对方不再追问的说辞，试着说了几个不同的表述，还没等这句话落地，周亦云就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这碗茶喝完了。走吧。”
保长站在原地，看着周亦云一行人的身影消失在村口老槐树后面，才慢慢直起腰，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像是把一截卡在喉咙里很久的鱼刺终于咽了下去。他转身往回走，没走几步，一个手下紧赶两步凑了上来：“保长，您刚才看到什么了？那几个人到底什么来头？”
保长没有停步，边走边说：“那两个人一看就不是本地人，穿着干净，说话不急不躁，身后那四个人站的位置，一看就是行家。我告诉你，那是去西安的路。”手下将信将疑：“去西安的？”保长脚步慢了下来，像是要把这口气在肚子里再压一压：“你也不想想，就凭咱们这几条枪，要是真碰上红匪的游击队，他们早就围上来了，还用得着跟我一个保长说话？再说了，你看那几个人，腰里别的东西，哪有猎户这么规矩的。看人要看眼睛，看站姿，看手指，反正不是咱们惹得起的人。”
另一个手下凑过来问：“保长，万一是红匪呢？”保长停住脚步，侧过头看了他一眼，语气压低了几分，像是怕隔墙有耳：“红匪？你见过红匪带四个带着短枪的护卫来村里喝茶的？他们要是红匪，咱们这村子早就改姓了。”他顿了顿，“再说了，就算是红匪，人家也没动咱们，咱们就当没看见。”手下们不说话了，互相看了看，没在说话。
回到宁陕之后，陕宁苏维埃政府，周亦云正在写东西，林娥端着饭碗走了进来，对着林娥说道：“我们调查的这半个月，老百姓要活路，就得把这几道枷锁都砸开。之前我们搞了抗税、抗丁，现在看还不够，还要加上抗捐——盐捐、路捐、各种名目的摊派；抗债——高利贷、租谷、地主历年积下的旧账；抗差——修碉堡、运粮草、送公文，各种免费劳役。加起来就是‘五抗’：抗税、抗丁、抗捐、抗债、抗差。”
周亦云说完“五抗”之后，手里的笔没有停，像是要把那五个词在纸上再落一遍。窗外已经暗下来了，远处山坡上的几盏灯火在暮色中依次亮起，隔着不同的间距散落在山坡和沟谷之间，分布并无明显规律。林娥端着饭碗走进来，把碗放在桌角，没有急着坐下，站在他旁边低头看了一眼纸上的字：“五抗？”周亦云放下笔，把纸往她那边推了推：“抗税、抗丁、抗捐、抗债、抗差。”
林娥放下碗，坐下来看了一眼：“加了三样。”她停顿了一下，“你是想把老百姓身上所有的绳子都解开。可绳子是一根一根绑上去的，也要一根一根解。解得太快，绳子会断，群众会怕。”她的语气平缓，像是在说一件已经观察了很久的事，“群众刚看到咱们的时候，不是不怕。怕了这么多年，换了一拨人，他们得先确定这拨人是不是又跟以前一样。”
周亦云没有立刻接话，他端起那碗饭，扒了一口，嚼了咽下去，才说：“所以要多待一段时间，让他们亲眼看到。”林娥没有再接着那个话题往下说，像是在等他把那口饭咽下去，然后又说：“这半个月，我们走了几个村子。老百姓说的最多的不是想分田，是不想被抓走。不想交莫名其妙的捐。不想白干活。”
她把声音放低了半度，“他们在乎的是明天还能不能在家种地，不是我们有没有土地法。”周亦云放下筷子：“所以‘五抗’是最直接的，能让他们立刻感觉到变化。”林娥说：“能做到就行。”周亦云没有再回答。他把碗里的饭吃完，把碗放在桌角，他重新拿起笔，在纸上继续写下去，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均匀而持续。林娥没有再说话，只是坐在一旁，把桌上那盏灯往周亦云那边移了移，
然后拿起自己那份还没动过的文件，开始查看几项联络点设置和情报人员布署的最新进展。灯光落在桌面上，没有因为林娥移灯的动作而出现晃动，灯罩与桌面之间保持着固定的距离和方向，桌面上有两位数的文件分别放在不同的区域，没有一件超出原先指定的范围。
她拿起桌角自己的那份文件时，正好看到上面用铅笔写的几处备注，其中一处的标注日期和周亦云写下的日期只差一天，内容是关于镇上几家商号进出货记录中出现的货物品种数量差异，以及它们与军事需求之间的对应关系。
过了大约一顿饭的工夫，林娥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推门走了进去。周亦云正坐在桌边，面前放着几张已经写好的信纸，有部分段落已经过修订，需要重新核对，正在用铅笔标注日期和收件单位。
周亦云没有抬头说道：“娥子，幸苦把这几封信发出去。”林娥没有接，她先走到桌边，看了一眼那叠信纸上的内容和格式，确认字迹清晰、措辞没有错误、格式符合要求，然后才拿起来：“一份给商洛，一份给宁陕县委”
周亦云说道：“对”
商洛指挥部里，曾中声坐在长条桌的主位，手里拿着周亦云从宁陕发来的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放下，又拿起来看了一遍，才开口对着吴焕仙说道：“周亦云同志从宁陕发了一份调查材料回来。他在那边住了半个月，走了几个村子，跟群众、保长、山林武装都接触过。材料写得很细，也提了一些新的看法。”
接着他顿了一下，“特别是关于‘五抗’的建议——在我们原来‘抗税、抗丁’的基础上，增加了‘抗捐、抗债、抗差’。这个思路是从群众实际生活中来的，不是坐在屋里想出来的。”他放下信纸，“建议你们政治局讨论一下。”
信件在桌上按顺序传阅，每个人都看完后放回桌面中央。曾中生接着说：“他在信里还提到，陕南的情况跟鄂豫皖不一样。群众最怕的不是没地，是交不完的捐税、还不清的债、躲不掉的差役。如果我们的政策还照搬鄂豫皖那一套，不一定管用。”
他停了一下，让这句话在空气中落一会儿，“所以我建议，在全区范围内做一次系统的调查，核实周亦云同志反映的情况是否普遍存在。”在座的人没有提出异议，曾中生随后转向政治部主任和省委的几位同志：“政治部牵头，组织几个工作组，分片走一遍，把各县的捐税种类、地租水平、债务纠纷、劳役摊派情况摸清楚，把调查报告报上来。”
吴焕仙主任点头答应：“我们尽快安排。”曾中生又说：“省委这边也配合一下，抽调熟悉地方情况的人参加。”省委的同志表示会配合。会议没有多做停留，确定了调查的基调和大致分工后，众人便陆续散去。会后，政治部很快拟定了调查方案，明确了重点调研的方向和任务分工，调配了人手，划定了各县的调研范围和时间安排。省委也选派了熟悉地方情况的人员加入工作组，与政治部一同开展走访工作。工作组分赴各县之后，按统一提纲逐户走访，登记捐税项目，记录地租数额，核查债务纠纷的起因和延续时间，了解劳役摊派的频次和去向。调查持续了近一，各组的报告陆续汇总到商洛。
曾中生在阅读完这些报告后，重新调出了周亦云之前那封信，把两份材料放在一起比对。信的原文与其后的调查结论在几个方向上基本吻合，没有出现大的偏差。他随后将报告整理成一份综合材料，附上周亦云的原信，开始着手筹备中央分局会议，并在会议召开前，将这封信和调研报告一并下发给与会人员，作为讨论和决策的参考材料。
最终形成了告边区群众书并于鄂豫陕边区的名义由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发出
边区工农父老、兄弟姊妹们：
我红军远道而来，不为别事，只为劳苦百姓谋一条活路。我们走到这里，亲眼看见——官府层层摊派，捐税多如牛毛；地主租债盘剥，年年压得人抬不起头；保甲抓丁拉夫，一家拆散，骨肉分离。
老百姓终年辛劳，到头来依然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家破人亡。
这不是天灾，是国民党官府、土豪劣绅的压榨，穷人要活命，就不能再逆来顺受。
本军在此，号召全体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实行五抗斗争，抗捐，拒绝国民党一切苛捐杂税，不交盐捐、路捐、门牌捐，抗租，不交地主高额地租，反对加租夺佃，抗粮——拒缴敌军强行摊派的军粮公粮，抗丁——反对抓壮丁、抽壮丁，誓死保卫家庭，抗债，废除地主高利贷盘剥，取消一切不合理旧债。
穷人不替国民党出粮出款，不受保甲差役欺压。穷人自己的事，要由穷人自己说了算，父老乡亲们，团结起来，组织农民小组、抗捐会、赤卫队，齐心斗争，互相撑腰，一户人单力薄，一村人就有力量；一村人不够，就全区联合起来。
本军坚决保护工农群众利益，严惩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反动民团。凡不欺压百姓、愿站在劳苦大众一边的山林武装，本军愿与之合作；凡勾结官府、残害百姓、作恶多端的匪股，本军定予坚决剿灭，绝不姑息。
边区群众要看清形势，不再观望、不再犹豫。只有跟着红军、团结斗争，才能打碎枷锁、翻身做主人。
跟着苏维埃，就有地种、有饭吃、有活路！
本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借东西归还，损坏赔偿，凡欺压工农群众、侵害百姓利益者，即是红军之敌，绝不轻饶。
此布。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一九三五年六月